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8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09:45:03

进入专题: 文革   王佩英  

王友琴 (进入专栏)  

  

  1970年和遇罗克一道被处决的王佩英,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五十元工资抚养七个孩子,还拥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无畏精神。文革后,她儿子张大中艰苦奋斗,成为一名企业家。

  

  陈昭宜为惨死的父亲建墓

  

  去年清明节前,张大中先生写了上面的文章,印出来分赠同事亲友,以纪念他的母亲。

  前年我认识张大中先生,是通过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陈昭宜。昭宜的父亲陈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日文老师,中国最好的一部日文语法书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人宣布,按照“抗拒从严”的“政策”逮捕他,把他从人群中抓出来戴上手铐塞进汽车带走。三个月后他在山西长治监狱中死亡。我寻访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朋友帮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们得以相识。昭宜是个道德观念坚定明确,而且有担当、有决断的女子。这种品质至关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亲的遗骸作了安葬。据我所知,在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难者中,她的父亲是唯一有墓的人。

  陈昭宜在她父亲死后认识张大中。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对我说,张大中母亲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应该记载她的名字。

  我很快给张大中先生打了电话。我先介绍了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跟他联络。这样的电话采访和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怀疑?拒绝?惊恐?甩电话?还是友好爽快的回答?这些我都遇到过。

  

  张大中谈母亲的生与死

  

  这一次,我听到的回答与前都不同。他说:我有你的书。我买书的时候说,还有这么有心的人,写出来这么多文革死的人。

  电话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已经取来了我的那本书。我松了口气,知道接下来的谈话会不那么紧张耗神。《文革受难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个访谈,在那本书里记录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书出版几个月后,有人匿名在互联网上用很污秽的语言骂我,甚至谩骂撰文称赞过这本书的人。那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所有为受难者发出声音的人闭嘴。然而我也知道,还有另一种人在阅读和传播这本书。这本书把一些素使相识的人联络起来。

  

  

  梳辫子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稚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女子中学读书。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著母亲先到郑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一九六 ○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著七个孩子过活。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元。她带著七个孩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一九六五年,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不满。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连累你们。”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里是军宣队,把她关进“牛棚”(设在单位里的关押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狱)劳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乾造反派派给的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捡出来再烧。倒腾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儿。她们说她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国庆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那时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一月二十七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六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公审大会”的人议论:在工人体育场……公判大会。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拿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东西。

  一九七七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为理由,一九八○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死刑没有判决没有记录没有程序

  

  张大中母亲的生和死,透过几十分钟的讲述,用以上两千字写记下来。尽管我已经听到和写下上千个受难者的悲惨故事,依然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压抑和难过。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告诉张大中:我这里有你母亲的材料。

  在那份从旧货摊子找到的材料上,有二十名“现行反革命”的判词。其中只有遇罗克,编号为一○,是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位英雄。那另外的十九人呢?他们到底是谁呢?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别的判决书,那上面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死刑或者长期徒刑的人,又是谁呢?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已经无法出声的受难者的家人在哪里呢?我一直想把他们一一寻找出来,记录下来。

  在那份材料上,张大中母亲的编号是十一。说她散发了一千六百份“反动” 传单,这数量不是真的,但是她确实写过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诗和文章。然而即使在这个已经大大夸大事实的判词里,书写“反动”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杀人和谋反才判死刑。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肃反”中,几百万人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判决书”上写著“根据法律第五十八条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款”作出判决。判决王佩英死刑却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至于惩罚标准,在纳粹德国,集中营的规章说:任何人在书信或别的文件中诋毁国家社会主义党或者政府元首者,禁闭两星期和鞭打二十五下。(见《第三帝国的兴亡》英文原版二七二页。此书有中文版,董乐山翻译。)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别重要的),对王佩英根本没有开庭审判,哪怕是装样子的审判都没有过。她被判处死刑,不能上诉。她被杀害,家人根本没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别。她也不能留下遗言。被判刑者上诉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是有的。正史上记载李斯在刑场上怀念带著黄狗打猎的日子,历史小说中华佗医生把他的著作托付给了狱卒,戏剧中有窦娥在被处死前宣称上天将六月降雪以证明她蒙冤。在张大中的母亲案里,这些权利全都没有。那时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 正在中央文件的统一指导下在全国进行。因言论可以判处死刑,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北京上海全国都一样。这个“革命”如此彻底,不但把几千年来死刑的定罪标准改变了,还把死刑的判决程序改变了,并且把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改了。

  张大中先生后来寄来了他母亲的一张照片:一位梳辫子的母亲,朴素,沉静,温和,穿过生死的界限,她从照片上看着我们。

  王佩英是一个幼稚园的阿姨,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人,这本来是每个人生来应有的权利。然而,在不准批评权力当局不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年代,一个有不同声音的人就成了“精神病”人;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横行的文革中,死刑更进一步成为对持有不同声音者的最“方便”和彻底的“解决”方式;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也只能以“精神病”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布:要有言论自由,不能以言论治罪。

  实际上,今天我们连她的言论都无从得知。除了“平反书”和判词,看不到关于她的档案资料,也看不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诗文。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净彻底,后世人既不知道受难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

  我没有真的见到过像张大中的母亲这样勇敢而坚定的人,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和我母亲讨论过张大中的母亲。我母亲很肯定地说:文革时期,无数人受到迫害,已经是非常恐怖,而且,听不到任何人敢对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评,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绝望。假使那时候她能听到张大中母亲的声音,一定会是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撑和指引。大多数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张大中的母亲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位英雄。

  

  决心为母亲做一座雕像

  

  张大中先生也跟我谈到别的受难者。在他的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中,有一位名叫朱鸿志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四十来岁,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毒打,然后被关在学校。半夜,他到学校楼后的小树林里上吊死了。他说:听到朱老师的死,我当时心里是同情不是是非,而是同情,自然而然的同情。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她因为写诗写文而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我对他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这样有力地使用“同情”一词印象深刻,虽然张大中先生说他自己“文学不行”不知道怎么来写出他的母亲。中文在传统的用法上,“同情”的最早的意思只是“同时同样的情”,比如,一些人一起高兴或者都很不高兴。但在当代汉语中,“同情”和英文的 compassion一样,是指因他人遭受的痛苦而引起感情,意味著对他人受难不会无动于衷。“同情”比“伶悯”要强烈,往往伴随著为减轻他人痛苦而采取行动的愿望。有没有同情,或者说人是否具有这种感受力,不但对了解、判断和记忆关于迫害的历史非常重要,而且上也是人的道德养成的基础。文革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同时必然也就充满对“同情”的否定和压制。可以说,“同情”是文革中最受摧残也最为匮乏的感情之一。

  王佩英得到“平反”后,法院付给她的家人三千块钱,她的工作单位又付了四千块。不过当局从来不肯明确承认那是对错判死刑的赔偿。王佩英有七个孩子。张大中先生用他得到的一千块钱开了一个电器小作坊,一步步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帮我找到他的陈昭宜发奋读了大学,现在是一名外国语教师,过著清洁宁静的生活。她多次催促这位患难之交:你要纪念你的母亲,一定要为你的母亲做些什么,不要把工作和赚钱看作最重要的,要常常看看自己的心和灵魂。

  张大中先生于是想要为他的母亲做一座雕塑。他说,有一次他走在美国街头,突然看到一位被捆绑的年轻英雄受难的铜像,顿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想找一位雕塑家。我也对此做过一点建议。他的母亲的雕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座雕塑将怎样表现对他母亲的纪念呢?我不是艺术家,但他的这个主意让我再次思考“纪念”的意义。(我在互联网上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已经九年。)就像“同情”比“伶悯”强烈,“纪念”也比“记忆”强烈。“纪念”中包含著清醒的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要不要纪念?纪念谁?纪念什么?通过纪念会谴责什么?纪念将在历史和现实、死者和生者之间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我期待著,在那座正在构思中青铜雕塑面前,我们将纪念她,讲述这位梳辫子的母亲的故事,谴责杀害她的暴行,也沉思自己是否记住和实行了在幼稚园里就听到的友好、诚实、公平、动脑子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德。

  

  

进入 王友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王佩英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31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