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1 次 更新时间:2009-06-22 15: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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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进入专栏)  

  

  娄瘦萍, 1904年生,男,1938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 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10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1968 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4年1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70岁。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弟,195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 ,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 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18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5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1998年,我给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一 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是在1999年的增刊200号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 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15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25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 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收的偶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 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 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 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10年, 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络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 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络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计算机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响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1904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 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 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 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 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 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 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 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 ,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 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 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 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 读了7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 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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