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打破二元化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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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 (进入专栏)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耀邦同志在拥护“大跃进”的旗帜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一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泽东主席,本文引用的系耀邦同志的亲笔手抄件。

  建言信先从苏联的农业谈起。

  

  【一】如何看待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耀邦同志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工业发展速度相当高,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曾经实现过两次工业“大跃进”。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成功之处。但其农业却没有呈现这种局面,却是令人痛心的失败。他说:

  斯大林的战前的第一次工业大跃进,似乎过多指靠了工业利润的积累,因而使农民负担过重。这至少是使苏联农业没有跃进的原因之一。

  二战后,苏联的发展很快,但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些做法是相当短视的。斯大林不允许苏联的集体农庄办工业,不许农庄拥有自己的机械化装备,那么苏联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装备业、重工业又是什么目的呢?耀邦同志对此感到不解,他在信中写道:

  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引者注:指农业和农民)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

  苏联的农庄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机械,不能办工业,粮食产量甚至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便不能不使人民尤其是农民陷于饥饿赤贫的状况,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拥护社会主义呢?这种城乡、工农二元化尖锐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的信誉,严重者则会导致共产党执政的危机。

  斯大林曾设想把集体农民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这种设想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化的藩篱。耀邦同志对此是不赞成的: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单纯的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很难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这么看来要么就是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不可实现;要么就是在一定时候人为地强制推行“产品交换”。

  斯大林时代所谓的“产品交换”,实际上就是计划调拨、计划分配、计划定价。由于农业生产不可能高速成倍增长,农民只靠农业收入很难富裕起来,这种“产品交换”的分配方式,使广大农民连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可能性也几乎丧尽。斯大林晚年重提价值规律,说明他也在反思。我国改革之前,也是这样一种计划体制。“三年困难”期间,毛泽东同志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我国出现的严重问题和不尊重价值规律有关。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违反价值规律,所以只能“强制推行‘产品交换’”,经年累月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杨伟名举的一个例子就很生动。农民为了卖鸡蛋,完成国家派购任务,政府部门每斤鸡蛋额外奖售半斤红糖指标,供销社又额外奖售半斤玉米指标。但鸡蛋与红糖、玉米之间的差价如何平衡呢?只好先公布鸡蛋、红糖、玉米的计划价格,农民把卖蛋钱减去买糖、买玉米的钱,才是真正的现金收入。这种做法问题丛生,搅扰得农村闹哄哄,乱糟糟的。首先,因为收购价很低,虽有奖励,大家卖蛋仍很勉强,所以党组织就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这样的思想工作必然苍白无力,无法让人心服口服;其次,我想思想工作之外,必有强迫命令,必然出现干部态度粗暴的问题;第三,18斤鸡蛋,按10个1斤计算,共要收购180个鸡蛋,但该大队有286户,1户卖1个蛋,还有106户可以不卖蛋,因为价钱不公平,让谁卖,不让谁卖,就成为一个公正、公平的难题,势必造成干群、群众之间的冲突;第四,最好户户都卖蛋,现金就按286户分,如果只有180户卖了蛋,那就180户分。这是最省事的,然而也是最无效率的平均主义做法;第五,尽管每户只能分粮几两几钱,分款几角几分,但都要农村干部亲力亲为,工作十分繁琐,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第六,如果有蛋不卖给国家,而是去了“黑市”贩卖,就犯了投机倒把罪;第七,如果社队干部在分粮分糖中有了损耗,就有贪污盗窃之嫌,“四清”运动整的就是这些问题。试问这样的经济管理、产品交换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吗?这种做法只能加深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经济还未发展起来,我们很可能已在内斗内耗中倒下!

  

  【二】中国应走一条“亦工亦农,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

  

  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建设的经验对我国有帮助,但绝不能重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当时走上这条发展道路,有许多历史原因和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可以为之辩护,但中国再依样抄袭,再产生同样的问题和错误,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为自己辨解了。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大踏步后退,但我们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才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

  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他并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再回到1969年。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的立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调动了几万个公社和几亿社员办工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增添了一支最大的力量。这是办工业最广泛的最充分的群众路线。

  耀邦同志强调人,强调几亿农民,强调生产力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这是他的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如今,我国的农民工几乎从零发展到1.5亿人。公有制职工从1969年的6000万人下降到4000万。一增一减,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30年的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世界第三位,全国人民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平。

  第二,由于亦农亦工的重要形式是几个公社、十几个公社乃至几十个公社联合办,劳动力可以由社队分摊抽调,这种工业,还可以根据工种的不同,实行男女老幼搭配,有的工业还可以实行农闲季节生产,从而能够做到劳力的更加节约和合理使用。

  古代用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经济生活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的东方大国更应做此考虑。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第三,联社办工业,因为都是中小型的,有的还可以实行季节性生产,非生产设备可以因陋就简,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大大减少,……这样就可以做到:建设快,成本低,又不要国家供应粮食,真是轻便易举,实现遍地开花。

  耀邦同志对中小企业投资少、成本低、不要国家负担的特点认识很清楚。这对一穷二白国家建设的发动非常重要。这些特点的反面,就是改制前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四,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

  耀邦同志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来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了。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耀邦同志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其占据经济总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耀邦同志在党的九大期间写的建言信,是他个性、思想历程中一次突出的表现。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是批逆鳞之举。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本文不是想说明他的历史贡献几多几少,而是想说明他思想发展轨迹的一致性,以及耀邦同志思想上反映的偶然性,是改革伟业必然性的体现。

  

  (引言未标明出处的均摘自《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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