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读厉以宁《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后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66 次 更新时间:2003-05-30 1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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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 (进入专栏)  

  

  此文发表于《南风窗》2001年12月号

  

  《赢周刊》2001年6月1日A13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我们把厉先生的讲话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不象是厉先生讲的,是不是记者贪污了厉先生讲话的精髓就不得而知了。

  

  厉先生所说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是指我国农村有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要开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厉先生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即平均主义,厉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还不够。二是该拿的钱要拿,好象是说,搞投资创业,搞知识产权入股,搞股票期权,给你的资产权你就要,给你的资金你就应该拿,不要不好意思拿,厉先生以为现在的企业家、发明家有钱不要,影响了创业。三是老百姓要有钱,把民富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老百姓有钱了,就会消费,创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有远大前景。四是富裕农民就是要走“公司+农户”的路子,要靠“股田制”。厉先生说“公司+农户”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是订单农业,二阶段是租地经营,三阶段是“股田制”。订单农业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都不讲信用,所以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长,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就不同了,因为入股后每月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以后,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所以,厉先生说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在厉先生的讲话最后,没有忘记科技第一生产力,特别强调高科技农业很有潜力--塑料大棚农业、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养山吃山农业大有稀望。

  

  “厉股份”果然三句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我是在农业一线工作了十八年的乡干部--“潘狗屎”,看了厉先生的“讲话”很激动 ,不过,仔细想来有些疑问要请教厉先生。

  

  现在中国对穷人已经够狠了,农民月收入才一百多元却要纳税;对富人够特殊的了,年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却不怎么纳税。中国人现在笑贫不笑娼,靠本事规规矩矩挣钱谁还会说什么呢?不过象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股市这么“黑”,对赚黑心钱的人,中国穷人还是有意见的,相信厉先生也应该允许。

  

  第三个观点我们很赞同,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市场真疲软,不让农民增加收入,中国创业就只有靠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平均分配产品消费)和以权谋私了,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相信80%的中国人都同意。

  

  第四个观点本人不敢苟同了。

  

  厉先生把“公司+农户”的三种合作方式当作三个阶段进行演绎,足见厉先生想象力之丰富,不过花篇幅和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不值,也怕同仁说我钻牛角尖。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家和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呼?有北大的经济学家研究说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象我这样的乡干部一说就懂,那厉先生不会不懂吧!

  

  厉先生说农民不讲信用,所以订单农业不能富裕农民,那山东等地的出口订单农业不是富了很多农民吗?有违约的现象,但好象农民违约的少,龙头企业违约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农民收入影响挺大;厉先生说租地经营,因为租金不能增长,所以不能富裕农民,这个观点好象也不成立,合同中规定租金按年递增不就可以了吗?假如厉先生前面说的都是对的,农田入股,农民真的就可以富起来了吗?我有疑问。

  

  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广西、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的绝大部份地区,农民种田亏本,要是不种"责任田",不倒贴50--200元转包出去是不行的,否则,政府要收资源闲置费。这田入谁的股呢?对于那些更落后的地方的田就更难说了。厉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经济制度具有"劫贫济富"的功能吧!

  

  厉先生说,农田入股后的收益肯定比租金高,就让人更加糊涂了,谁能保证农田一入股就产生“泡沫”,就一定能赚大钱。如果厉先生能保证“一股就灵”的话,我们村有6000亩地,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洪湖边上,我可以代表我们村的全体村民作主,入厉先生的股,每亩田每年只要300元的红利,多余的部份全部孝敬厉先生,厉先生也不要“不好意识拿”,不过,不足300元红利厉先生得赔,否则,我们的村民会告我贪污之罪。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朱总理说这个问题最大,他日夜想着这个问题,不知道厉先生的“重要讲话”对朱总理有没有启示。如果朱总理没有学习厉先生的“重要讲话”,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如:吴敬莲先生说,关键要改善乡镇发展环境,扶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陆学艺先生说,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温铁军先生说,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卢锋先生认为: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权利;党国英先生说,关键是要相信农民。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要进一步解放农民。

  

  二十年前,安徽凤阳的十七位农民,用生命作睹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最大的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入、有了积累。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逢勃发展,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再随后,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允许农民有条件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收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使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

  

  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让中国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

  

  一要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农民自由的进出农村、农业,废除限制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二要张开城市的双臂拥抱农民,废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三要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国家应该拿政策,采用“大案揭”的方式,吸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四要实施农业保护率零政策,逐步将农业保护率提高到30%,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只有这样,厉先生说的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农业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老守着农民这座“金山”挖,农民总不能靠喝清水、吃树叶和草根过日子吧。只有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养金吃金”才是正道。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和全社会性的对农民乱收费。

  

  陈锡文先生说全国县乡吃财政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四百多万个自然村尽3000万村组干部,有近3000个县、50000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有生活在农村的9亿农民。我算帐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朱总理说合理的农民负担是800亿元,可怜啊,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现在看来,不重建一个精简、廉洁、高效的县(市)乡(镇)政府,其它新的制度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包括新税制,也包括“股田制”。厉先生怎么就对寄生在农民身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视而不见呢?

  

  厉先生的“股田制”即使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无水喝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是如此弱势,何况没有组织的农民呼?我们在鼓吹西方产权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有产权制度创新的政治、法制环境吗?尤其是中国的农村。

  

  厉先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家之一,象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最爱听厉先生发表高见,上次厉先生炮轰吴敬琏先生的“黑”论,尽管没分出谁对谁错,但让很多股民的股票没有变成废纸,很多人还是很支持厉先生的。这次厉先生想通过“股田制”把农村经济的泡沫也“鼓”起来,农民是求之不得的,但这有点象是“歪理邪说”。

  

  我无意挑战厉先生的权威,但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自小平同志走了以后,有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我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让中国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因为工人、农民很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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