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为李洁之死忏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1 次 更新时间:2009-06-21 2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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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进入专栏)  

  

  我要深深地谢谢关秋兰老师,为她的忏悔,为她的忏悔给我的鼓励。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作文革史的研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但是,我却未曾料到,这一研究会给我带来那样的心理上的痛苦。用“痛苦”来形容也许不适当,因为不是那种明显而清晰的“痛”或者“苦”,但是却会使我在我写作的时候和之后感到压抑和忧郁。

  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尽可能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各种文字和照片资料之外,我还访问了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因为我坚持认为,文革的很多事实,特别是普通人民的遭遇,缺少被记录和被报告,所以需要调查。感谢许多被访者,花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我回忆和见证文革。他们讲述,然后,我整理访问记录,把一个个人的遭遇和一件件事情写出来。比如,关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关秋兰老师曾经任教四十年的学校,我发现了这样一些从未被报告过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1966年夏天,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她被剪光了头发。她被打,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断了。当时刘美德已经怀孕几个月,有目可睹。有一天,《北京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和照相,红卫兵摆好了一张桌子,强迫刘美德跪在桌子上,有一名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刘美德的背上。摆好了这样一个把所谓“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形象,由记者照相。照相完毕之后,站在刘美德身后的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一脚踢到地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北大附中是1966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对联的发明地。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于是她就成了“混蛋”。班上的一些男红卫兵要打她的时候,她奔进了女厕所试图躲避。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有同学用铜头皮带打她,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1966年8月27日,“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37岁。他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陈的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付28元火葬费。陈家告债才借到这笔钱。陈的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文革后,中共北大附中学支部赔偿陈家两千五百元钱。拿到钱的时候,陈妻哭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作什么?我要人哪。”

  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打人者向上述三位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庭表示道歉。

  在纸上,在电脑键盘上,我记录下来这样的文革故事。对写作历史来说,这些故事绝对真实而有力。但是这些故事让人痛苦,甚至即使只是记录而不是身受。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情有时会变得很低沉。

  记得当我访问一个万红的同学的时候,她告诉我万红怎么被虐待,她的15岁的女儿在旁边听着,难过得哭起来了。我不能哭,但是也会久久不能克服自己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压抑的心情。

  我的一个总是支持我作文革研究的朋友,这时候开始为我担心,连连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写这种故事?这会伤你的。

  我十分感谢她的关心和好意。但是,已经开始了,我就要作下去,虽然这类故事好像看不见的铁丝刷子一样会时时摩擦着心灵让我难过。幸亏,这种调查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耗时耗力,于是调查就常常占据了我的思绪并转移了注意力。另外,这种时候,我提醒自己,让自己想一些有关的却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关秋兰老师的忏悔。

  1997年的夏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关秋兰看了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想要和我谈谈。我当然很愿意。80年代初我是北京大学学生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关老师的名字。那时她是著名的模范中学老师,听说她的学生非常喜爱她尊敬她。90年代后期我真的见到她时,她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当着一所民办职业高中的校长。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人显得很精神,行动也很敏捷,谈吐爽朗,思路明快。

  我们见面的那天天气又热又闷。在这样的大热天一位老人不辞辛苦来赴约,我很感动。关老师从小在印度尼西亚长大,1949年来到北京上中学,后来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她的父亲侨居印度尼西亚当老师。她毕业后也愿意献身于她想是“阳光下最神圣的教育事业”。因为她是从海外来的,文革前她就被被划入“控制使用”类别。文革开始后,她被打入北大附中的“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1966年8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关老师是在“劳改二队”。在“劳改二队”中有12名教职员。另外两个“队”中还有十多人。

  关老师告诉我,在“劳改二队”中,有一个女职员,名叫李洁。我先前已经听到过这个名字,知道她在文革中被打死,可是不知道关于她的详情。关老师说,李洁曾经告诉她,她在年轻时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北京,那是日本军队占领统治北京的时候,她和一个日本男人同居,后来那个男人离开了,有过的一个孩子也死了。李洁在50年代初“肃清反革命”的时候曾经“交代”了这段历史,当局也给她作了“结论”。以后她就在北大附中管理图书资料和作一般的职员工作。文革开始。李洁历史上的事情被公布出来。1966年夏天,李洁被毒打。红卫兵学生命令她跪进一只抽屉里,这样她动弹不得,他们用通炉子的铁条打她。查抄李洁的东西的时候,发现她保存有一份关于她家人的坟地的文书,可是打她的人硬说是农地的“地契”,是她的“变天账”--保存下来等待“变天”的。他们几乎把她打死。两年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李洁又被学生毒打。学校当局看到她不行了,把她送去海淀医院,她死在那里。医院的诊断书说是死于“脾脏破裂”。

  关老师说,他们12个人在““劳改二队”,不但被强迫“劳动改造”,而且被打被侮辱。在1966年10月,她悄悄去了在北京城里的“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因为她觉得,按照当时的共产党的政策,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劳改二队”里的人。她跟接待人员谈了她自己从海外回国的经过,她还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

  因为进城去“告状”,第二天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负责人训斥了关老师。这些人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红极一时。8月1日,毛泽东曾经写信支持他们,还特别提到他们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毛的妻子江青曾经叫他们“小太阳”。彭小蒙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向全国实况转播。可是后来,当文革的打击目标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他们渐渐失势了。在文革后,彭小蒙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她受了迫害,但是一句没提他们怎么残害过别人--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他们学校一带的和平居民。

  关老师告诉我,那一次她去“国务院接待站”的时候,她也同时“反映”(这是那一时代对上级权力机关说什么用的动词)了他们劳改二队的别人的事情。但是,她独独没有提李洁的事情。她没有为李洁说一句话。后来,李洁进了“劳改一队”,再后来,李洁被打死了。关老师感到内疚。

  我说,就是向“国务院接待站”“反映”了李洁的事情,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还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我调查到的受难者中,有一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胡秀正老师,在1966年夏天受到迫害,因为那迫害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就去“接待站”“反映”并交了写的材料。结果这反而成了新的罪行,叫做“翻文化革命的案”。“翻文化革命的案”在当时被当作一种“现行反革命罪”。这位老师在1968年因此被“隔离审查”,她在被关押中死去。我说的是真的故事,并不是我编出来安慰关老师的。

  关老师并没有顺着我的思路来想这件事。她说,文革结束后她去找过李洁的妹妹,她想要为她作些什么。但是在1966年她没有替李洁说话。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觉得自己和其他在“劳改二队”里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人,而李洁在日本占领时期跟日本人结过婚,是个“有问题”的人。

  关老师说,她其实了解李洁的“问题”是什么。人都可能作错事。谁能说自己不作错事呢。在事情过去二十年后,怎么可以再为此把她打入“劳改队”中,怎么可以那样野蛮地拷打她呢?

  关老师说,知道不应该打李洁,可是却不说, 让她被打死了。

  “我觉得对不起她。”关老师对我说。

  我想跟她肯定,这主要是制度的错,不是个人的错。不过我没有说出来。我想她了解这一点。她在说的是另一层面的东西。

  猛然间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段故事。当人们要用石头砸死一个妓女时,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砸吧。结果,所有的人都放下石头离开了。这个故事有很深的意思,我并不是在这里简单地以此比附李洁的事。

  文革中很多事情是那样发生的,先设定了“有问题”的人,然后,大家来“揭发”和“斗争”,向她扔石头,或者,旁观别人砸死她,还心安理得。文革之后,不少人坚持说他们之所以参与了迫害别人,是因为怀有“革命理想”,他们以此为理由,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他们不感觉内心的紧张和良心的责备。

  分别之前关老师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我很快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前辈老师,内心有很热烈很敏锐的道德追求。她对文革往事的深刻记忆,她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她对自我的清晰分析,她对她所作的事情的忏悔之情,都和这种道德追求有关系。

  我也曾经曾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现过这四者之间的一定关联。这样的人之一是已故作家王小波。我第一次和他谈话,一提起我在作文革历史研究和寻找文革死难者,他立即说出在他的学校,北京二龙路中学,有一位女老师张放,她在1966年被红卫兵毒打,在1968年“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审查”而自杀。他的记忆十分明晰,他的口气充满同情,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帮助我弄清这些事实。显然并不是和他同龄的作家们都是这样的。

  对文革,说出事实,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以及为自己所作忏悔,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些方面互相关联,然而,也在道德的阶梯上有所区别。忏悔是一种道德的境界。不在那种境界中的人,很难体会那是什么。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可能是象“内存”太低的电脑,就不能运作比较高级的软件。

  可惜我没有机会就此与关老师多谈。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字一句在电脑上和稿纸上写下文革故事的时候,尽管还是会感到压抑和忧郁,我会常常想到那个炎热的下午关秋兰老师的那番谈话。她向我展现了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她的忏悔提升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谢谢您,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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