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民族独立和解放道路的探索，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矢志不渝的追求， 对当时和今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 革命过程中的失败和挫折也与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 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艰难和曲折。但是，自九十年代史学界解除思想禁锢以来， 对陈独秀的研究又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十年代后期， 学术界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晚期的政治思想和民主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关键词： 九十年代后期； 陈独秀；述评
陈独秀(1879-1942) 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 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 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学界解除思想禁锢以后， 学者们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陈独秀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研究和评价， 并且取得了相当成绩。九十年代初，学界在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家长制问题、晚年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 ]稍后，对陈独秀的研究在“二次革命”问题、陈独秀的爱国思想与抗战主张、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以及陈独秀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和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上也有了很大进展。[2]但是， 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前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九十年代后期， 陈独秀的研究又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成果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国民革命问题； 陈独秀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尤其是民主思想等。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简单地综述， 使我们对陈独秀有个更完整的认识，对他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并推动陈独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
一、域外文明与陈独秀思想
陈独秀由接受西方文明， 到成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再到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既受当时社会情势发展变化所决定， 也是域外文明影响的结果。有学者指出， 从陈独秀早期的思想来看， 法兰西文明始终影响着陈独秀。三度留学日本， 十余年投身于革命运动，使陈独秀对于法国革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陈独秀特别注意法国政治思想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们， 推崇法国的民主政治。陈独秀对惟民主义即民主政治的解释， 与人民主权论接近，其国家观与卢梭有相当联系。[3 ]同卢梭一样， 陈独秀认为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是共和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陈独秀早期的思想也有了些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 陈独秀在五四前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 而到了五四以后， 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期间，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解脱和超越的心理流程中作出了艰难的调整和抉择。作者认为，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调适， 一方面是个性解放， 一方面是大同团结。如果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升腾，陈独秀的这种价值调适在从容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得卓越的辉煌。事实证明， 在民族独立和国民生计没有根本保障的情况下， 个人和社会天平的砝码倾斜是有情可原的。[4 ]陈独秀个人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其特殊性。
域外文明对陈独秀的影响也是有变化的。有学者指出，强烈的国家兴亡责任感，使近现代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无不具有爱国救亡的性质， 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救国目的的制约。作者认为， 正是由于救国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知识分子们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 同时又常常为了救亡的主张而变更自己的信仰。救国方略理解的差异， 对中国社会前途求索方向的不同， 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域外文明的选择差异性， 以致最后分道扬镳。陈独秀也在这种对中国前途的求索过程中，抛弃了对欧美的幻想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5 ]陈独秀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变化，是他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多方面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使他早期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和共和国理念，而后来则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通过对中西文明在风俗习惯、婚姻家庭观念、民族性、教育思想以及文明差异的比较研究，首先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 以此来反封建和开展启蒙运动。而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另一条艰辛的救国之路。[6]陈独秀在比较中西文明之后的选择，也是近代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
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 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及其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内在变化所导致的反思外， 最重要的就是域外文明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了解、选择西方文明模式并运用于中国现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试错的过程。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各种观念相互比较和较量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之举。
二、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对陈独秀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十年代后期的陈独秀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共合作问题和“右倾”问题。
有学者认为， 在国共合作过程中，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存在着很大分歧。首先，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上， 陈独秀坚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成是两个平等的党派， 主张两党实行“平等合作”， 其形式是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是， 由于孙中山唯一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党内合作，以及苏联对自身外交战略的考虑， 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虽然陈独秀接受了国际决议， 但是持保留态度， 而且在国际四大上表明了他反对“党内合作”的意见。其次，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 国民党内革命派和反革命派斗争日益激化， 孙中山逝世后， 尤其如此。国共合作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 实行党外合作，但是苏共和共产国际表示反对。作者指出， 作为中国党的负责人， 陈独秀既要执行国际的决议， 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样， 在国际与陈独秀之间就产生了分歧。共产国际不同意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主要是出于维护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和苏联安全需要的考虑，而陈独秀改变合作形式以致完全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不无合理之处。[7 ]苗体君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操纵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所实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所致， 陈独秀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由不赞成到共产国际压制下的默认， 到最后的反抗，陈独秀都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陈独秀有自己正确的思想， 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 他又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承担了本应由共产国际承担的责任。因此，作者指出， 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中共的创始人， 对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应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给陈独秀一个正确的定位。[8 ]苗先生还指出，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 陈独秀成了大革命的承担者， 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9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问题，许多学者认为，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革命基本指导思想、领导权关系、武装斗争和农民土地政策上存在的指导性错误直接影响了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形成和在党内的支配作用。高建国曾著文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上， 陈独秀在1923 年文章中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此前陈独秀等在国际“四大”上带回来的决议的主导思想，陈独秀低估工人阶级的作用， 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 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 陈独秀从理论上是有认识的(《革命与武力》一文有论述) ， 但共产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使陈独秀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 强调国民党正规军的作用， 从而影响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 客观上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共产国际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和对革命危急形势的错误估计，也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和实际工作， 并导致了右倾错误。文章指出，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领导权、发展武装等问题上的重大失误直接影响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10 ]蔡雨菁也认为， 虽然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有许多失误和错误， 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却直接关系着陈独秀的错误与中国革命成败。[11 ]略有不同的是， 在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反对工农运动问题上， 有些学者倾向于认同个人思想局限的影响要多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认为陈独秀片面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过高估计资产阶级、轻视工农大众， 严重忽视中共的独立性，一味迁就国民党， 这是其反对工农运动的思想根源。[12]
在众多研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文章中，材料比丰富、思考比较深入、结论比较新颖和公正的要数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杨文认为， 陈独秀是比较彻底和比较早接受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布尔什维克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原因是他有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接受了共产国际， 即俄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作者指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 陈独秀是很积极的，只是他希望实行党外合作， 但是由于孙中山的拒绝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导向， 最后在国际的敦促下， 最终实现了党内合作，但是陈独秀等争取工人群众的方针却没有受到国际的任何批评。关于“二次革命”的问题，杨文认为， 虽然很多人将陈独秀在1923 年发表的两篇文间看作是其“二次革命”的来源，但是从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势以及俄国的经验来看，很难将陈独秀的某些论述简单地等同于“二次革命论”。在该文中， 作者还指出， 在中国党内， 陈独秀最早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陈独秀在1920 年就提出， 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 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 ； 陈独秀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 在中共四大上， 又是陈独秀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出现的三次“大让步”、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事实上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 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 共产国际要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和挫折承担责任。[13 ]
何文辉也曾撰文指出， 国民革命为陈独秀提供了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然而其政治实践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现实的重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 陈独秀受制于共产国际， 在留退之间寻折中方案， 既想与其合作， 又不想受其左右。在发动民众运动、反击右派的进攻、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失误和挫折，既有自身的原因， 又有共产国际的影响。[14 ]
三、陈独秀“非孔”与批判儒家传统
陈独秀对待儒学与孔教的态度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宾长初认为，在五四时期， 陈独秀对当时与孔教和儒学有关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和评判，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 孔教的本质、定孔教为国教问题、宪法与孔教、尊教与复辟、以及孔教与现实生活等。作者指出，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他把反孔作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立论的， 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陈独秀对孔教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制度及文化的批判更进一步。陈独秀对孔教的文化批判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 这样就涉及到如何对待中西文化问题，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作者认为，陈独秀在反孔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 尽管也不否认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儒学历史作用， 但在评判孔学在现实的作用时则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无条件地扬西抑中， 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显然是不科学的。[15]
吕明灼在《陈独秀是终身“非孔”派》一文中指出，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先进知识分子尊孔到批孔， 最后又回到尊孔路上去， 或者由尊孔到想批孔不同的是， 陈独秀却是终身的“非孔”派。从少年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到辛亥革命时期开始“非孔”，再到五四时期的猛烈“非孔”， 以至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对孔教的批判， 陈独秀都在不遗余力地“非孔”。陈独秀对孔教的态度主要包括批判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和对孔教的批判。重点是对孔教的批判，他认为， 孔教和儒家思想泯灭了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 崇尚专制， 与现代生活和现代民主政治不符。作者认为， 陈独秀在“非孔”中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对孔子全盘否定，是纯粹反传统主义者； 相反而是在“非孔”中不时对儒家作某些肯定， 尤其是肯定孔子学说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地位与作用。[16]
丁守和先生认为， 陈独秀批评孔道时， 称他是历史之“伟人”， 并不是否定孔子的历史地位， 他们批评儒学孔道， 主要是因为孔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儒家的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是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复兴。[17]张清祥认为， 在五四时期， 因为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派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激情批判”的态度， 但是， 由于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 这种“激情批判”不能不渗入理性的成分。陈独秀批判的并非儒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学--儒教； 批判的锋芒并非指古人， 而是指向今人； 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 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 而是抨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 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作者指出，“激情批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 ]
但是， 如何认识陈独秀的批孔也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孔景坛明确指出，五四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但是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原因是： 孔子不是封建专制理论的始作俑者， 孔子的“仁政”思想还有限制君权的一面， 先秦儒家没有专制思想，中国古代专制理论的第一个倡导者是申子；“三纲”不出自儒家， 而是出自先秦的韩非， 正式使用“三纲”一词的董仲舒非儒家， 董伸舒思想核心不是“仁政”， 而是“义政”，其“义政”与韩非同义； 孔子与后世的“礼教”也无关联，“礼”是孔子前人的思想； 孔孟无思想专制理论， 真正主张并实行思想专制的是术家， 不能把个别儒家吸收术家思想专制的行为，说成是儒家都主张思想专制； 五四批孔的学术反思点是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此说纯属子虚乌有， 因为史无记载， 与西汉文献不符。孔子是中国封建盛世的伟大缔造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代表。由此， 作者认为，五四批孔有很大失误， 认识这一点， 有利于我们正视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 不能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分析，错误地批判传统会将现实引入歧途， 更不利于建立现代化的思想基础。[19]
四、陈独秀政治思想： 国家观与民主观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九十年代以来， 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陈独秀的国家观、民主观等方面。有学者著文指出， 五四前后， 陈独秀的国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 陈独秀认为国家是理性的产物，代表全民的意志， 真正的国家是民主国家。陈独秀在思想上虔诚地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政治上更是坚定地追求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由此， 陈独秀号召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实行自治，希望“平民征服政府”。这种国家观是对封建式国家的否定，但是陈独秀此时没有注意到国家的阶级性，受阶级性制约以及国家作为统治机构的工具性特征。此后， 陈独秀发表了《读政治》，其国家观开始发生变化， 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方案， 即“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要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作者认为， 陈独秀国家观的变化， 主要是从抽象的国家到阶级性的国家， 从赞美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主张建立劳动阶级专政， 从不情愿阶级斗争到鼓吹革命和暴力。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意义在于陈独秀自身转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使人们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内容。[20]
有学者认为， 关注陈独秀不应该漠视陈独秀的“造国”理论。陈独秀面临着未来国家建构的两个目标，一是中产阶级的民治主义国家， 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独裁”。陈独秀的“造国”理论和实践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首先， 陈独秀在20年代初提出了“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国方案； 20 年代后期， 陈独秀提出了构筑工农阶级民主独裁制度， 经济上保持四种经济成份并存的“造国”方案。作者认为， 陈独秀“造国”理论的探索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生产力视角的关视， 也有对中国独特国情的估计， 其创立和笃信新型造国方案的程度与其本身的思想特质、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着重要关联。虽然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有所动摇，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陈独秀在造国理论演进方面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史价值。[21]
在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中， 民主观同样重要。刘际钢著文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宣传、坚决维护和勇敢捍卫，体现了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这种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22]而冯天瑜则指出，在五四时期，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宣示民主精义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的民主诉求是中西文化相激相荡的产物， 同时也反映了陈独秀民主思想的特点。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是《新青年》及陈独秀民主思想的主要特征。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源自西洋文明，并且摆脱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民主时“托古改制”的故辙， 对民主的激情批判在实践中又体现为强调探讨民主政治的内在精神， 寻求观念的突进。作者认为， 五四时期陈独秀等的民主思想特征是精英式的，大体限于新知识界圈子， 尚未真正深入到大众实际生活层面， 转化为国民生活方式。[23]
五四时期的这些特色为那一时代中国的历史条件所铸就，同时也对中国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影响。有学者认为， 在五四时期， 陈独秀等是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改造社会、挽救颓废的良方提到国人面前的。但是， 受时代限制，其政治视野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当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陈独秀等就开始赋予民主以新的时代内容， 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主张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陈独秀的民主观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由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新民主主义， 从而把民主的精神提到一个新的高度。[24 ]朱志敏对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和“贤能主义”两种民主观作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平民主义”民主观强调“人权”、“国民政治”、“劳工神圣”等观念，主张在打破一切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排除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任何特殊势力和特权阶级， 通过民众参政、普及教育和人的解放等形式实现民主。作者指出， 如何解决少数人执政与保障多数人民主权利发挥的关系问题，是建立民主制的实质问题， 但这恰恰是平民主义民主观所忽视或没有来得及认真研究的问题。此外， 平民主义对劳工和平民的推重， 还表现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但是，同“贤能主主”民主观相比， 陈独秀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 运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人民民主和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便是自然的、正确的选择。[25 ]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朱皓著文指出，陈独秀从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思考无产阶级政权与民主的关系， 大众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主要特点。陈独秀晚年民主观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民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 苏联国内的反民主政策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声誉； 民主是超时代的， 民主本身不含有阶级性；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 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 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作者认为，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超前的思想意识， 又有简单的感情用事，妄下断言。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是他敏锐理性又冷峻偏执的个性的综合反映。陈独秀对大众民主的见解事实上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补充。[26]
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定位， 有作者指出，陈独秀在政治思想上由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了取消主义， 在组织上从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堕落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 陈独秀提出过一系列积极的抗日主张，但其抗日政见又有反共消极的一面。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 完全是一个从党内分裂出来，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 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反革命分子。[27]
五、关于国民革命问题
在陈独秀思想的研究中，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转变、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性质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对“二次革命论”的分析和评判上。在九十年代前期， 就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徐光寿著文指出，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有过几次反复，国共合作失败后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发展的第二阶段， 抗战爆发至陈独秀去世前的主张， 实际是第三阶段， 每一阶段其表现都不相同。[28 ]阿明布和指出， 在陈独秀的晚年，他又回到了过去的“二次革命论”， 但是旧论重提， 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陈独秀没有再把帝国主义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基本国情放在首位，也没有承认封建势力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 而是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陈独秀认为， 经济条件不成熟， 即使名义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也不会走出资本主义范畴， 实行社会主义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为此，他从苏联经验中找佐证，这是新的内容。[29 ]
蔡文杰认为， 那种认为陈独秀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对“二次革命论”有关思想的严重误解。实事求是地分析陈独秀的思想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一定距离， 但它已经超越了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是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的表现。[30]
九十年代后期， 学者们关于“二次革命论”的研究大都联系着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革命转变问题来阐发的。有学者认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社会发展形式的选择问题，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在理论上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制度选择。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是党在幼年时期的教条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者认为，虽然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中国革命史中一个错误的理论， 但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对中国社会发展动力、途径、方向等问题的探索， 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社会主义的预见性思考， 至今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31]
二十年代前后， 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选择经历了以法美为师到走俄国式道路的转折，陈独秀的思想历程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张修成和郑强二位学者认为，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是其提出的中国革命前途三种方案(“二次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社会) 中的一种。作者认为，“二次革命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经历了一个上升为主导地位到被否定再到回归的过程。1923年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的发表， 标志着在他的思想中，“二次革命论”已经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根源和表现以及对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了； 1925-1927 年间，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有两个新特点， 一是并未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二是更加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是，这时候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批判和否定； 到了30年代， 陈独秀思想回归于“二次革命论”， 他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直接否定了早期提出的第三种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 ，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反复出现表明了认识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所具有的难度。[32 ]
有区别的是， 柯有华认为，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萌芽的标志是1923 年陈独秀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初步形成于1929 年8 月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同年12月的《告全党同志书》、《我们的政治意见》； 完全成熟于1938年7 月陈独秀在重庆民生公司作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柯有华文章的这样划分， 与有些学者认定的“二次革命论”三阶段之说，同样是描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整个过程， 只是二者看问题的角度有些差异。柯文还认为， 造成陈独秀这种思想的原因很多， 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 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影响， 中国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33 ]在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危害时，柯文本应该以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历程为基础来分析， 但是， 在该文中， 作者只是分析了“二次革命论”在萌芽时期的危害， 而后来形成和发展时期的危害却没有涉及， 不能不说是一点失误。
但是也有学者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是否主张“二次革命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对革命的转变、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性质、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张志梅和陆文培认为，对陈独秀1923 年两篇文章的理解， 不能断章取义， 而应做全面的理解， 应该将陈独秀论述的革命“普通形势(显然指欧美资产阶级革命) ”和“特殊形势”(以1917 年俄国革命为例) 结合起来考察。陈独秀以俄国为例正是激励中共党人和工人阶级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国民革命中去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能墨守”普通形势“的陈规。作者还指出，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财富极其宝贵， 如无产阶级作为“督战者”， 实现国民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 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国家次本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等等。该文认为， 陈独秀思想中的某些不成熟和不准确真实地反映了党的成长过程， 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34 ]
综上所述， 九十年代后期的陈独秀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首先是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 在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 学者们力求把这样一位中中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通过分析复杂的历史条件， 揭示出人物思想、观念的形成，评价其理论内涵。尊重事实， 还历史真实面目。其次， 对陈独秀的研究逐渐延伸到其人格、性格、生活、思想和革命实践等各个方面， 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勾勒出一个完整、生动的陈独秀。最后，对陈独秀的研究除了继续依靠挖掘史实外， 许多学者还采用了比较的、系统的研究方法， 从多角度、多侧面对陈独秀进行研究。但是， 在某些理论问题上， 对陈独秀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 尤其是陈独秀后期的民主观、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认识和反思等。这些问题很重要， 而且需要花大气力去搞清楚。弄清楚这些问题， 一方面可以丰富对陈独秀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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