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一部哲学的哲学史著作

——桑靖宇《莱布尼茨与现象学》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7 次 更新时间:2009-06-15 23: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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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人类思想史上,莱布尼茨是一位智商和能力极高的学者。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莱布尼茨主义”条目中当谈到其智商和才能时,曾不无激情地说到:“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比较偏僻的角落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罗素虽说对莱布尼茨的人格持有异议,但还是不止一次地称赞莱布尼茨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1]至于马克思,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思想领袖,虽然一向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在谈到莱布尼茨时,他却还是由衷地写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2]

  

  正是凭借自身拥有这样一种惊人的高智商和高能力,也正是由于其对自己的智商和能力的高度自信,莱布尼茨从青年时代起,就雄心勃勃、无所顾忌地向他自己时代的在他看来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全线出击和全线推进,并且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域都取得了让人拍板称奇的优异成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莱布尼茨的智商和才能首先就体现在微积分的发明上。微积分,作为一种“撼人心灵的智力奋斗的结晶”,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之一”(R•柯朗语),至少对于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是数学的最高成就,是人类智力的最高标杆。然而,莱布尼茨这个年仅30岁的法学博士,于1763-1676年在旅居法国巴黎的四年时间内,在公务在身的情况下(虽然他并未为公务付出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尽管由于牛顿在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强势影响,此后在莱布尼茨和牛顿及其门徒之间出现了微积分的“发明权之争”,但是,历史还是公允地宣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一个独立的发明者。[3]而且,如果从微积分的运算符号和记法的角度看问题,莱布尼茨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牛顿。一个文科博士和一个哲学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数学领域内竟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即使我们不能担保这是一起空前绝后的文化事件,但是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史,我们还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无论如何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桩非常罕见的事件。不仅如此,莱布尼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物理学、化学和气象学等,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他所设计制造的计算机,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莱布尼茨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领域,如逻辑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保险)、宗教学、医药学、语言与符号理论、图书馆学,也都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例如,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罗素在谈到莱布尼茨在数理逻辑领域的成就时,曾不无肯定地指出:“他对数理逻辑有研究,其研究成果他当初假使发表了,会重要之至;那么,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门科学也就比实际上提早一个半世纪问世。”[4]他的《中国近事》(Das Neueste über China)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他的社会保险思想也影响深远。至21世纪,德国的爱伯哈德•克诺布劳赫(Eberhard Knobloch)、西班牙的玛丽寿腊•德•墨辣(Marisol de Mora)、法国的让-马赫•豪尔巴塞(Jean-Marc Rohrbasser)等依然在系统、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的社会保险思想,特别是他的养老保险思想,以便从中获得为当代保险思想和当代保险事业所必需的精神资粮。正因为如此,当年腓特烈大帝曾高度称赞莱布尼茨这位柏林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说莱布尼茨“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人们常常把亚里士多德称作古代西方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如果在近代西方还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这样一个称号的话,这个称号就非莱布尼茨莫属了。

  

  莱布尼茨的智商、才能和雄心在哲学领域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当代哲学家把当代哲学思潮划分为两大阵营或两大领域,即分析-科学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但是,如果我们稍加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分析-科学哲学思潮方面还是在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方面,都有莱布尼茨的身影。毫无疑问,莱布尼茨不仅以他的主谓词逻辑、可能世界学说以及他的普遍字符思想,对包括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理论和物理语言思想、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蒯因的“本体论的承诺”以及D•刘易斯、克里普克和亚当斯的“可能世界”学说在内的现当代分析-科学哲学,产生了多重的影响。然而,莱布尼茨同样也对现当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叔本华这个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山祖师,这个现代意志主义的奠基人,显然是与莱布尼茨有着直接的理论联系的。虽然与莱布尼茨不同,他极力强调只有超出充足理由律才能达到真正的本体,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整个生命意志哲学还是以充足理由律为前提和基础构建起来的,而且他也正是藉着充足理由律的第四重根,亦即他的行为和动机理论这个通道,达到意志本体的,这与莱布尼茨藉着单子的本质规定性“欲求”走向“存在者的存在”的哲学路线也是一脉相承的。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更是明确地把莱布尼茨理解成自己的理论先驱。胡塞尔声称:莱布尼茨“在近代是第一个……认识了观念便是在特有的观念直观中自身被给予的统一性的人。”[5]海德格尔则进而明确地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界定为“意在说明存在者之存在”的学说。[6]罗素在谈到莱布尼茨哲学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影响时,曾经由衷地感叹道:“莱布尼茨毕竟是个大人物,他的伟大现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明显。”[7]由此看来,罗素的这个评论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黑格尔在讨论“哲学史的意义”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8]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看问题,我们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说:从莱布尼茨的哲学与现当代哲学的“联系”中,从现当代哲学的高度,来“寻求”和阐释莱布尼茨哲学的“意义”,不仅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件不能不做的事情。因为离开了这种“联系”或“视域融合”,我们就不仅不能发现莱布尼茨哲学的“意义”,而且也不足以充分理解现当代哲学的“意义”,更不足以担当一个哲学家应当承担起来的推进所在时代的哲学不断向前运行的历史使命。然而,当我们从现当代哲学的高度来审视莱布尼茨的哲学时,我们看到,过去时代的莱布尼茨专家们大都犯下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他们比较注重从狭隘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从主谓词逻辑的立场,从分析-科学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莱布尼茨,而对其哲学的另一个层面,亦即莱布尼茨的存在逻辑、生存逻辑或“形而上学的逻辑”(海德格尔语)却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莱布尼茨在许多相关著作中常常以“侧身像”(以其主谓词逻辑的侧面面向读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为简明计,我们不妨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初结束的第一个阶段以及从20世纪初开始直至当今时代的第二个阶段。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其主要解释方式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那么至第二个阶段,事情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以莱布尼茨的主谓词逻辑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力图以莱布尼茨的主谓词逻辑来构建和解释其整个哲学体系。20世纪初期,曾先后出版过三部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的著作,这就是1900年出版的罗伯特•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1901年出版的路易•库图拉特的《莱布尼茨逻辑学》以及1903年出版的恩斯特•卡西勒的《莱布尼茨哲学体系》。这三部著作差不多奠定和规范了整个20世纪国际莱布尼茨研究的基本走势。至20世纪末,事情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而为要扭转这种局面,为了还莱布尼茨哲学的本来面目,为了将莱布尼茨哲学的“正面像”呈现给读者,为了充分地昭示莱布尼茨哲学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就必须将眼光投放到他的哲学的另一面,即他的存在逻辑、生存逻辑或“形而上学的逻辑”。现在,是我们在莱布尼茨研究中实践“目光转换”的时候了。

  

  

  二

  

  然而,从近代哲学史与现当代哲学史的历史关联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莱布尼茨的存在逻辑、生存逻辑或“形而上学的逻辑”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个人经过一段努力就可以成就的事情。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去做。不过,无论如何,从莱布尼茨的直觉理论入手,从莱布尼茨的直觉理论与现当代现象学运动的关系入手,来阐释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莱布尼茨的直觉理论与现象学运动的关系入手来阐释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就在于直觉理论对于当代现象学运动的元方法论意义,对于整个现当代西方存在哲学的元方法论意义。直觉理论对于现象学运动的意义自不待言。当年,张君劢曾用“在直观(schau)而已”这五个字来概括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这是很有眼力的。[9]因为,胡塞尔自己在《现象学的观念》中就曾用“知性要尽可能少,但直观要尽可能纯[无知性的直观(intuitio sine comprehensione)]”这句话来概述自己的现象学方法论。[10]直觉理论对于整个现当代西方存在哲学的元方法论意义也十分重大、十分明显。如所周知,就哲学思维范式而言,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最显著不过的特征即在于它之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范式的转换。在古代希腊,无论是泰勒斯和巴门尼德的哲学,还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是以本体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离开了他们的“始基观”、“存在观”、“原子论”、“理念论”和“形而上学”,他们的哲学就根本得不到恰当的理解。然而,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的基础问题和中心问题。哲学要么采取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形态,要么采取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形态;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认识论或人的思维(对于大陆理性主义)或感觉(对于英国经验主义),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非但不再是由本体论派生出来的东西,反而成了本体论的最后法庭。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这种情况又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人的主体概念的中心内容由认知主体向生存主体的转变,随着科学主义的失势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本体论重新取代认识论,成了哲学的基础问题和中心问题。例如,在叔本华那里,作为“本体论”对象的“意志世界”取代作为“认识论”对象的“表象世界”成了他的“生存意志论”的基础内容和中心内容;在尼采那里,作为“本体论”的“强力意志说”成了他的“超人”学说的基本支柱;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本体论”之“根”的“存在”及其基本情绪“烦”取代作为认识论对象的“在者”以及与之相关的认识论模式成为哲学的基本对象;而萨特则坚持用“反思前的我思”取代笛卡尔的“我思”,呼吁“放弃”“认识的至上性”:“一个被认识的绝对不再是绝对”。[11]然而,问题在于:近代西方哲学以及现当代西方分析-科学哲学之所以将他们的研究论域主要局限于认识论,局限在作为认识对象的现象界,其根本症结在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何以能够达到作为认知对象的“物自体”。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理智何以能够“切中自在之物”。[12]很显然,西方近代哲学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一种合宜的哲学方法,这就是直觉主义的方法或本质直观的方法。叔本华曾经嘲笑过前此的西方哲学家,说他们只停留在“表象世界”而从未达到过“本体世界”,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达到“本体世界”,而是他们缺乏方法,找不到达到“本体世界”的“入口”:“这就好比一个人枉自绕着一座王宫走而寻不到进去的入口,只落得边走边把各面宫墙素描一番。”[13]在叔本华看来,这一达到或“进入”“本体世界”的“入口”或“通道”不是别的,正是直觉主义或理智直观。毋庸讳言,前此的西方哲学家并非完全不讲“直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公式和他的天赋观念学说中就内蕴有直觉的成分,斯宾诺莎更是把直觉知识视为第一等级的知识,而康德也说过“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名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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