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马加爵狂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9 次 更新时间:2004-03-20 00: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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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进入专栏)  

  朱大可:文化批评家

  陈黎:北京青年周刊记者

  时间:2004年3月17日晚10点~11点

  地点:北京~上海

  

  陈黎:你个人感觉大众传媒是如何报道马加爵事件的?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朱大可:事实上我非常注意观察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最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受害者,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马加爵事件本身已经变成公众的一场狂欢,它就是一个公众娱乐节目,这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它已经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范畴。如果它是一个道德事件,媒体或公众就会惊呼:“这个人真是坏啊!坏透了!”一定会用这种词的。可现在,说马加爵坏透了的人越来越少。就算有人说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大部分人对他的评价,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也很好玩。媒体关于被害人的报道,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看到的只有很短的一篇,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已。被害人的相片,他们的生平情况,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被害是什么感受?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报道。由于媒体的引导,公众关心的焦点是:马加爵究竟为什么要杀人?他是怎样杀的?杀人过程中他采用什么方法?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和动机?他逃到哪里去啦?有没有被抓住啊?怎么把他抓住的啊?谁举报他的?他有没有反抗啊?诸如此类。这里面充满了戏剧性和娱乐性的元素。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居然没有人去关心被害者,关心他们的身世,更没有人想要去慰藉在痛苦中辗转反侧的死者家人。媒体有时需要装正经,公众则早已现出了赤裸裸的狂欢表情,无论如何,他们狂欢的本质是相同的!这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社会已经放弃了基本的道德同情心,所有人的关注焦点之集中在杀人犯身上,使整个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

  

  陈黎:这么说媒体的报道完全是娱乐性的?

  

  朱大可:对啊。如果说有道德心的话,必然要关心被害者。无论如何,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关心杀人犯和关心被害者最起码应该是同等的;而在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被害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人的“看客心态”,鲁迅早年就揭示过。他的小说《药》是一个例证。这次“马加爵狂欢”,是《药》年代的某种延续,只是主人公有革命者换成了杀人犯,但它同时也带有“媒体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这种把凶杀事件娱乐化的倾向,特别是把极端的死亡事件娱乐化,西方相当普遍。最典型的就是美伊战争,人们不管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也不管到底它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受尽苦难;人们只关心发了多少枚导弹,出现了多少个弹坑,新式武器的神奇技术效能,如此等等,完全沉醉于对轰炸现场的美学观赏之中,从中获得极大的娱乐快感。萨达姆在地洞里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逐步走向了高潮,接着是狱中书信、审判、死刑,新闻事件迅速转变成变成了一种不知结局的、跌宕起伏、高潮频现的电视连续剧。甚至有人说马加爵怎么那么快就被抓住了?怎么这么轻易就范?他为什么没有进行反抗,就像萨达姆当时没有反抗一样,很多人说萨达姆至少应该打死几个美军。他们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这是共同的看戏逻辑在发挥作用。在晚期的资讯资本主义时代,大众传媒扮演了导演的角色,它必然要密谋、组织并参与到公众的狂欢中去。

  

  陈黎:媒体报道的道德感是如何弱化的?

  

  朱大可:今天的大众传媒的道德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正义性、道德感、是非标准,这些伦理学范畴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都被省略了。过去面对一个突发的血腥事件,人们首先是进行道德判断,媒体报道这类事件用的词通常是“残忍的”、“卑劣的”、“下流的”、“无耻的”等等,媒体扮演了正义审判者的角色。现在这种词用的越来越少了。媒体没有说马加爵是杀人魔头啊,他们用的是比较中性的词,因为媒体完全懂得公众的心理。甚至有人问有没有人给马加爵写情书呀?听起来很“无耻”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会这样质问说:这样的人你能给他写情书吗?你写得下去吗?你的手难道不颤抖吗?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功能已经非常弱化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陈黎: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朱大可:在 90年代,如果那个事件和国家利益有关,民族主义者会产生极大的道德义愤,比如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或者是海南撞机事件。但“马加爵事件”与民族主义无关;伊拉克事件肯定是一个全球性标志,但它没有发生在国境内,中国人是袖手旁观的看客,所以它仍然只是非道德性的娱乐事件。中国本土的新闻娱乐化,这个转折点也就在这一两年。这可能就是“零年代”的特点。“零年代”是我对21世纪前10年的命名。在“零年代”里,所有的一切都归零了,包括道德在内。马加爵事件使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对于一个凶杀类的、包含浓烈道德元素的事件,最后被彻底娱乐化了,成了一场集体的狂欢,变成了娱乐性消费的盛大对象,这一切可以说是从马加爵开始的。后现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道德感的弱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就是一种溶剂,它把什么都溶解了──把各种道德化的、坚韧的、有刺的东西,全都溶解成一团模模糊糊、暧昧不清的东西,他必须保证你吃下去无害。有道德感的东西是有害的,它会让人生气、痛苦、不快活、以及产生各种反抗和改造的欲念。现在人们要的只是轻松快活。经过媒体的无害化加工之后,人们吃着就觉得比较舒服,这也是现代犬儒主义的一种精神特点。

  

  陈黎:你说马加爵事件是转折点,你认为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类似的媒体行为?

  

  朱大可:那当然!媒体会越来越起劲,媒体需要这种突发事件来刺激受众。甚至有些媒体在蓄意制造这种东西。现在出来马加爵这么好的新闻卖点,真是天赐良机,媒体当然会大肆渲染。但无论它怎如何炒作,它都无法摆脱道德归零的立场,也就是蓄意把凶杀事件中的道德元素下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把它才能变成无害的新闻,公众也才会以享乐的心态来消费它,媒体的市场才会变得越做越大。马加爵事件是一个里程碑,我敢预言,此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一定会再度成为公众狂欢的对象。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央视的春晚上,主持人倪萍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煽情和挤观众的眼泪,结果每次都成了公众的笑柄。

  

  陈黎:对,你看现在大量的报道都是马加爵落网过程、他的逃跑路线、举报人是怎么发现他的,诸如此类。

  

  朱大可:是啊,这些都是娱乐。这种娱乐化与国家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以前类似的事件也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这样大肆地张贴通缉令,一直贴到家喻户晓为止,也没有这样动用这么多的警力,更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动用过公共平台。政府的这种全新的行政手法、事件的高度透明化,为媒体和公众的资讯狂欢提供了必要的素材。我认为马加爵事件也是新闻报道模式的一个转折点,国家主义话语进行了自我调整,尽管动机与媒体不同,但它也同样需要降低道德感。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是双刃剑,它会触发人们对国家体制和社会疾病的各种联想。例如孙志刚和黄静案件,所以它宁可让媒体来使它娱乐化,这种无害化的新闻消费,能使极端新闻变得更加安全。娱乐化就是等于给那些恶性事件新闻上了安全套。

  

  陈黎:大众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狂欢的?你和张闳一起编过《21世纪文化地图》,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画一幅大众的狂欢路线图?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最早进入狂欢状态的是王朔。他利用反讽和戏拟手法,让大众通过他的电视连续剧进行了小规模的狂欢。90年代初《编辑部的故事》,是作家以个人话语方式对公众产生影响的范例。他反讽式话语开始到处泛滥,这种话语原本属于北京的一个亚文化社群,最后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话语方式。这是公共话语狂欢的第一阶段,贯穿了整个90年代,一直到周星弛的《大话西游》为止。《大话西游》在98年上映,人们真正看懂它是在2001年,那时就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中国开始进入“大话时代”。“大话时代”的标志是对经典文本进行亵渎性的解构,手法大都是戏拟,什么《祥林嫂炒股》啊、《为人民币服务》啊,就是让一个严肃的经典人物或一种经典政治理论变得滑稽起来。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李文版的《狂人日记》嘛?这个就是《大话西游》的延续。大话时代有好几个阶段,最早是文字戏仿,后来出现了“大史记”《分家在十月》,央视的一帮人搞的,属于活动影像类的戏拟,把电影《列宁在十月》拿出来把玩一番。现在网上流行“酷索”(KUSO),是对平面图片进行戏拟和改写,比如把周星弛的图片截一段,上面放另外一句话,对图片进行解构,重新建构其语义。去年整整一年就是“酷索年”,网上铺天盖地的全是酷索图。这些都是大众狂欢的方式,大众通过这些手法消解了国家主义话语的严肃性,从中寻找新的话语乐趣。话语的狂欢从没有达到过今天这种广度和深度。互联网在其间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它为话语的狂欢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平台。

  

  陈黎:那么你如何看待马加爵这样的狂欢型新闻事件呢?

  

  朱大可:马加爵事件表明,现在又有第四种狂欢方式,就是新闻追踪,特别是恶性事件的新闻追踪。公众突然发现有了更刺激的狂欢方式,但这种狂欢方式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它必须有一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必须是一个罪犯,他制造了一场恶性事件;第二是他必须展开逃亡,如果马上抓住,这个事件就结束了,不好玩了,只有逃亡才能延展戏剧的时间,并由此激发人们的悬念。这其中还应当插入一些细节性的情节,比如途中的抓捕和逃脱、爱情和营救,等等,事后的揭秘也是狂欢所必需的内容,虽然他被抓住了,高潮已经来临,但戏剧还在继续上演,真正的结尾应当一直延伸到他的死亡,人们还会关心马加爵临死前说了什么?他的最后的忏悔,他被处死的方式,以及他赴死前的最后表情,等等。此外,人们还会制造各种附加的娱乐性文本,比如《马加爵落网记》、《马加爵自白书》、《马加爵健美技巧》等等,还可以据此拍电影、电视剧,写报告文学,成为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总之,这个时代互联网和平面媒体的高度发达,为公共狂欢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媒体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豺狼,看见肉就扑上去。马加爵是他们的猎物。与警察相比,媒体才是真正的狩猎者。

  

  陈黎:人们现在越来越爱看纪录片,是不是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朱大可:是啊,看故事片不过瘾,因为它太虚假。从911事件开始,人们逐渐熟悉了这种新闻消费方式,突然间世贸大厦倒了,突然间巴格达陷落了,这些事变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险困素,这是最富于刺激性的。你看这两天,全世界都在问,拉登到底藏在哪里啊?美国人能不能抓到他呀?马加爵扮演了一个中国的拉登,他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戏子,奔走在我们不知道结局的纪录片里,成为这个时代“最亮丽的风景线”。

  

  陈黎:你前面说到了,媒体为什么没“扑向”受害者?

  

  朱大可:这是一个忽略。应该讲受害者本身也是戏剧的一部分,但由于现在道德偏差,使得媒体突然间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中国媒体不成熟的一面,公众也很不成熟,公众至少要装模作样地掉点鳄鱼的眼泪嘛!前两天我还听到两个学生在议论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事干,不如花点工夫找马加爵吧,事成后平分这20万。与其说他们是想弄这个钱,还不如说想参与亲自到这场猫捉老鼠的欢乐游戏中去。马加爵案件,显然是国家主义教育长期以来煽动仇恨和展开无爱教育的必然结果,而晚期资本主义的暴力游戏,旨在进一步把这种仇恨加以娱乐化。媒体是它们的同谋。

  

  陈黎:还有一些人冒充马加爵呢,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

  

  朱大可:为什么有人会去冒充马加爵,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从前谁敢去冒充被通辑的嫌犯啊?现在不是这样了!第一个冒充者出现在一个网吧里,以后又先后出现了好几个,大家都争当这个角色。很多人要通过参与这场游戏,在扮演虚拟角色的过程中获得快感,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些儿童,积极地介入到全民化的公共游戏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渴望扮演一个杀人犯的角色,爬上比春节联欢晚会更加广阔的舞台,去满足观众的暴力消费欲求。毫无疑问,人民需要这样的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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