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媒体的狂欢——对台湾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4 次 更新时间:2009-06-15 0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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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1997年11月,我应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的邀请赴台湾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该基金会一向致力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而我则有幸成为该基金会邀请的第一位大陆的媒体研究者。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正好赶上台湾的两件大事,即陈进兴绑架案和台湾县市长选举,国民党败北民进党获胜,这使我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近距离观察台湾的媒体与社会,也由此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自台湾回来以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延续,一年多过去了,我想以此文来对我的观察与思考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台湾自1987年全面解禁以来,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旗帜,建立起市场化发展的媒介制度。而我关注的便是在这样的媒介制度下,媒介的社会角色,它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媒介制度中的角色等。我的观察多以电视为读本,因为时间短,条件所限,没能更多地核实材料,一些凭感性印象,错误之处,祈望大家批判。

  

  (一)

  

  电视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的强势媒体。台湾最早的电视台是无线三台,即台视、中视、华视,这三大台都是六、七十年代就建立,从报禁之前延续过来的,其主要特点是官股民办,台视的主要股东是台湾省政府,中视的主要股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华视的主要股东是军方和教育部,所以这三台一向被认为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报禁解除十年来,台湾的媒介生态产生重大变化。对于电视界来说,除了无线三大台以外,新出现第四家无线台,即民视,该台的政治背景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而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变化则是所谓“第四台”有线电视的合法化发展和卫星电视的崛起,这一过程正处于群雄逐鹿,烟尘未落的阶段,小小台湾岛因此烽烟弥漫,各路政治、经济势力都欲在此一展身手,外资插足强占市场,甚至黑社会也有介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在这背后已经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和资本交织的权力关系。

  有线电视在台湾获得立法是1993年。有线电视的出现,使得台湾的电视出现了多频道的形态,据我所看到的1996年的统计,台湾已经有一百六十家以上的有线频道可供受众收订,[②] 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节目的性质趋向与以频道来区分。学者们认为这使公众的媒介接近使用权(access to the media)得以有可能实现,因为频道资源不再缺乏。媒介接近使用权是美国社会责任理论出现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不敷使用的补救与发展。台湾有线电视法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是系统经营者“必须免费提供十分之一以上的频道作为公益性、艺文性、社教性节目之用”(有线电视法第廿三条第二款),就是为这个权利做法律上的保证的,这些公用频道应该向社区民众、学校机关、艺文团体、公益团体开放,不向订户收费,也不得向频道使用者收费,也不得播广告,公益广告除外。台湾的这一法案是以美国1984年通过的“有线电视传播政策法”(The Cable Communication Policy Act)为蓝本的,该法案规定,系统频道数超过36个,必须开放十分之一的“社区近用频道”(community access to channels),给民众、教育机构和政府使用。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初,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就提出了开放免费频道的法案,即“有线电视公告与法规”(Cable Television Report and Order),但是在1979年的一次案例判决中,该法案没有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认为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也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从而判定法案无效。所以到了八十年代,鉴于最高法院的否决,美国通过的这个“有线电视传播政策法”是由各地方政府监督实行的,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执行标准,所以执行情况并不理想。[③]台湾的情况是,虽然有法可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问题很多。除了法规本身不够严密,主要问题是系统经营者并不乐意去做,而一般民众对这项可以利用的权利毫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们,电视媒体出于自身利益不会为此做宣传;不过,即便是知了,又能如何?电视节目的制作需要专业化训练和昂贵的器材,这本身就是限制。为什么系统经营者不乐意呢?因为“系统经营者对共用频道的态度,仍然以‘市场'和‘收视率'为主要考量点。”[④]在市场竞争白热化情况下,经营者自然不肯去做不赚钱的事。有线电视法的相关法规实际是一纸空文。如此一来,有线电视频道林立的结果其实并没有使得多元化发展成为现实,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垄断确已打破,但是一个民主、多元、公正的新秩序并没有如所期待的那样建立起来。

  而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庞大的频道轰炸,受众似乎并不太买帐,据统计,对频道的收视数目,九四年仅为6.27个频道,九五年略升为6.28个频道,[⑤]这是耐人寻味的。这首先意味着在市场化发展状况下极为严重的资源浪费。为什么观众不热心于有线电视呢?对观众的调查显示,很多节目质量低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此之多的频道,节目制作水准的普遍低劣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才、资金都处于分散状态,加上恶性竞争,还有卫星电视的加入,把一个没有成熟的市场暴露在西方强大媒体的火力之下,使得目前的台湾其实并没有具备发展一个健康的高水准电视文化的环境。

  

  (二)

  

  对于我,一个来自不同制度的观察者来说,我关注的是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第一印象是新闻非常戏剧化,这和大陆的新闻节目的政治规范有很鲜明的区别。每天的屏幕很热闹,像个大舞台,我到来不久,就很快熟悉了其中的主要角色。因为选举日近,我很自然地就开始关注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我发现政界人物像永远没有结局的电视剧演员,每天露面,谁骂了谁了,谁又有了反驳了,从人身攻击到大打出手,见惯不怪,私人家庭领域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牵涉进去,某太太又在屏幕中哭诉政敌对她和她先生的人身攻击,但是却也很难激起人的义愤了。政治成了赤裸裸的政治,不再需要道德的遮羞布。而“作秀”却成了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词,每一个政界人物都必须具备在镜头中作秀的本领,这成了政治上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可以这么说,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选民就几乎不能当选。所以在竞选会上,竞选与助选的人又唱又跳,煞是热闹,李登辉也不例外,也要拿着话筒唱唱小曲。我被告知,老百姓看到李登辉在台上笑容可掬的向他频频鞠躬,“感觉好极了”!随意骂总统也是老百姓发泄情绪的惯常途径。而且老百姓确实把不再信任的国民党在这次县市长选举中选掉了,当时媒体以“台湾变了天”来表达一种惊叹。国民党内部也引起很大震动和反省。

  对涉及到有党派利益的新闻来说,特别是选举,不同的电视台会有不同的视角。台湾学者在研究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时的报告表明,三大无线台有明显的政治偏差,并不“公正、客观”,[⑥]政治倾向在节目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点,我不看台湾学者的报告,就凭我有限的看电视的体会也感觉得出来。该报告还表明,有线电视在选举报道上要比无线三台要“公正平衡”,虽然也有偏差,但是“可能”为结构偏差,而非政治偏差,——但是关于这一点,报告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感觉到,台湾有线电视的发展还没远没有到能够自觉地保持媒体的独立地位,不受权钱影响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位学者在演讲中说“很多和政治上相关的人物,都涉足有线电视,其中包括立法委员、县市长,差别只在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有的人真的入股,有的人以亲戚、太太的名义入股,反正就是想办法拥有一部分控制权,希望自己在选举时能有多一点机会露面。”[⑦]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看到了,首先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界定为媒体行为。台湾县市长选举,我曾去板桥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主持人李涛主持的TVBS知名栏目“全民开讲”的直播现场,现场邀请台北县县长的各党派候选人列于主席台上发表演讲,台下是各候选人的支持者。会场很热闹,象个大集市,也象个狂欢节,孩子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手里是色彩鲜艳的气球,安装灯的钢架上爬着看热闹的人,每个候选人有规定时间演讲,最具有煽动性的是民进党侯选人苏贞昌,比起其他候选人,他在演讲中其实并没有讲多少施政纲领,多是简单的口号,但反响也最热烈。最受冷落的是新党,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占多数比例的党,候选人是博士,他的演讲也最学究化,很详细地说明与论证,但是应者寥寥。国民党候选人没有参加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被主持人李涛讽刺为不敢,后来我听说他们的理由是“比汗水而不是比口水”,结果却是汗水输给了口水,国民党在台北县失守。这是一个口水的时代。也是一个媒体政治的时代。那么,媒体是否公正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媒体如何才能公正?市场化能实现公正的理想吗?

  媒体以在制度上和经济上独立来保证公正,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除了媒体自身的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承担,更重要的是,要靠媒体所在社会的制度保证。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而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可以凭借理性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对于每一个社会公民来说,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媒体的经营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这就不是谁想干就可以干的,政治上的平等被经济上的不平等所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即如果你的产品质量不好,就不会有人问津;而媒体却可以靠迎合人的非理性欲望来受到欢迎,严肃的报纸在发行量上永远敌不过建立在欲望的“最大公分母”上的黄色小报,如果单纯以市场来做裁判,必定会形成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以金钱为唯一驱动和价值评判,必然会使媒体无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意见的自由市场”背后有各种权力之手的操纵,在默无声息地掌控着人们的观念。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理想需要维护,但是凭借着理想的市场化方案,是否能完成民主的任务,值得重新审视。台湾的新闻自由是被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很多人作为台湾民主社会的重要体现,因为这是只有在台湾全面解禁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但是新闻自由是否能够必然导致客观与公正?新闻自由是否必然导致民主的实现呢?这之间是否能划等号,看来并不是一个不需要质疑的问题。

  

  (三)

  

  在私人访谈中,我被告知解禁十年,自由了的台湾媒体已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压抑。所以台湾至今并没有一部新闻记者法,而且台湾是否需要这个新闻记者法,在台湾学术界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是否会有新闻记者滥用新闻自由呢?回答是可以通过新闻评议会等方面限制。但是我在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那里调查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评议会全无作用!不是它不发挥或不想发挥作用,而是没人听它的,它远远不足以构成制衡的力量。新闻评议会形同虚设。也就是说,一旦新闻记者滥用新闻自由,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的力量,除了在商业利益追逐下软弱无力的道德诉求。

  谁能制约媒体?我们都知道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利都会产生腐败。在这里,没有任何限制的新闻自由,正是台湾媒体产生“腐败”的根源,而使我对此获得验证的正是媒体对陈进兴案的报道。

  陈进兴是轰动台湾的白晓燕撕票案的主犯,白晓燕案曾造成台湾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李登辉与连战向民众道歉,内政部长和警政署长相继辞职,股市重挫,各社会团体和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我刚到台湾时,他还在逃,于是我有幸在电视上数次看到警方围捕陈犯无功而返的情景,使初来乍到的我颇为惊讶的是,我看到的记者比警察勇敢。原来台湾警察社会地位低下,待遇很差,很多人甚至不能配备防弹服,当然愿意卖命的人也不多。相比之下,记者却为了抢新闻不怕死,奋勇当先,冲在警察前面。一次警方搜索阳明山无功而返,便有漫画出来,阳明山上三道人墙,第一道是摄像记者,第二道是搜山的警察,第三道是看热闹的民众,而陈进兴却安然地在山角的小屋里看搜捕他的实况转播。事实是那天陈犯确实是在山角看围捕他的实况转播。

  陈进兴等人创台湾犯罪史上最善于利用媒体之最,在逃期间,他们数次给一些著名报纸写信,为他们的犯罪辩护,他们知道这些报纸抵挡不住热卖点的诱惑,他们赢了,报纸果然照登不误。最精彩的是最后,穷途末路的陈进兴趁黑夜潜进南非武官官邸,绑架了武官全家以为人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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