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物业税决不能打农民住宅的主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8 次 更新时间:2009-06-14 09: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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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2009年5月25日,国务院国发〔2009〕26号文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透露,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该消息一公布,有的县乡政府官员心中暗喜,在农业税业已取消、目前利用其他途径增加财政收入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希望通过开征物业税来扩大税源,使其成为一大财源。

  所谓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税额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物业税是政府以政权强制力,对使用或者占有不动产的业主征收的补偿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费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并以财产的持有作为课税前提、以财产的价值为计税依据。依据国际惯例,物业税多属于地方税,是国家财政稳定而重要的来源。各国房地产保有税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不动产税”,如奥地利、波兰、荷属安的列斯;有的称“财产税”,如德国、美国、智利等;有的称“地方税”或“差饷”,如新西兰、英国、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则直接称“物业税”。根据媒体报道,财政部税务司一位负责人透露说,物业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基本原则是,科学测算现行房地产税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收费总体规模,令物业税的总体规模与之基本相当。

  国务院关于研究开征物业税意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发表了一批文章表示自己的研究观点,这对于中央政府科学决策非常重要。现居北京的独立学者秋风(姚中秋)先生在2009年6月1日《中国经营报》发表的《无产权不纳物业税》,主张借土地管理法修订之机明确住宅的70年建设使用权自动续期,赋予业主以永久性使用权。随之,业主对土地的支配、处置权将会扩展。这样,业主购买土地相当于一次性买断,政府所获得的不是固定期限内的土地租金,而是真正的出售价款。随后该块土地即与政府没有商业性产权关系,而仅存在公共管理关系。据此,政府也就可以对该块土地及其上建筑物征收保有环节之(物业)税。“农民土地亦可如法办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持有解释为永久性持有,并给予农民以适当地改变土地用途之权,则政府对乡村土地及建筑物同样可以征收此(物业)税。”

  在此,秋风先生明确表露的“政府对乡村土地及建筑物同样可以征收此(物业)税”的观点,笔者认为非常有害,实在不足取。

  

  一、农民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纳不起税的状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为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破天荒地有了均分的土地使用权,一举解决了长期来吃不饱饭、饿肚子的老大难问题。与此同时,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搞副业、放开乡镇企业和鼓励农民工进城打工等政策的实施,农民开始有了逐年增多的现金收入。但是,我国的农民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农民之一,而且相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更是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并不具备向政府交纳住宅物业税的条件。

  我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的贫困,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现实,至今尚未有人反对。农民的贫困有以下主要表现:一是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很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020元,城乡差距比为2.31:1;云南省2008年城乡差距比为4.27:1,早已超出了国际警戒线。二是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9646元,2008年扩大为11020元,扩大额为1374元。三是按照我国新的贫困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以下),中国的贫困人口将由目前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云南省还有贫困人口555万人,占全国的13.9%;云南省巧家县53万人口中贫困人口221371人,占41.5%。目前还存在着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务工面临新困难、子女上学难、看病难(医保标准太低)、无养老保险等等严重问题。

  著名“三农”专家、安徽大学张德元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去云南之前对她的省情和“穷”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当我走进云南农村的村寨以后,我才发现我的思想准备是多么不足,那里的农民实在是穷得“惊天地泣鬼神”。(香港)乐施会在一个苗寨以“社区发展基金”的形式搞扶贫,这个苗寨的社区发展基金委员会主任饱含热泪、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自从乐施会帮他们搞起了社区发展基金后,他们就解决了“缺粮半年”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比以前好多少”;而所谓社区发展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向村民发放小额贷款,作为他们的生产“垫本”,以购买种子、肥料;按照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样的村寨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那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了(参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7-18)。

  一方面,农民从总体上看处于贫困,根本交不起住宅物业税。当然,诸如已经富裕起来、能够交得起住宅物业税的华西村、南街村等,毕竟是极极少数。华西村靠发展工业致富,其实早就不是乡村了,而是明符其实、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城镇了,只所以保留村庄名字不变,当然有其标杆的意义。南街村靠的是从农业银行多年来的累计贷款17亿多元而从不归还本息的特殊待遇,的确“轰轰烈烈”的“富裕”了起来,但是如果农业银行按规定收回贷款,早就破产、而不会有今天了。如果我们撇开象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的特殊村,那么绝大多数农村至今都处于尚不富裕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免除农业税后,农民的社会负担和隐性负担等合同外负担仍然很重,再让他们向政府交纳住宅物业税将是雪上加霜。应该承认,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已经发过不少重要的文件,专家学者也都提出过好多中肯的建议,各地也都召开了无数次“减负”的会议,还严厉处理了不少引发恶性事件的乡镇干部,总之,凡是能用的办法都用到了,结果呢,农民负担还是没有真正减下来。农民负担过重,一是供养的乡镇及其官员太多。全国设立那么多的乡镇,每个乡镇有那么多的机构,配备那么多的干部,由于县乡财政是“分灶吃饭”的,因而这么多的机构和人员,所需的办公和工资费用,都无一例外地要从农民那里收来,费用之高大大超过了农民所能供养的限度,农民负担岂有不重之理!二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负担了过多的社会事业性经费,如教师的工资与津贴、乡村道路建设(一事一议方式)、计划生育(罚款方式)、优抚、民兵练习和其他社会事业性费用,而在城市这些费用都是不用市民来负担的。三是农村县乡干部下村指导工作,如催种催收(其实早就该取缔了)、“三个代表”教育、科学发展观学习、等等,照例要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结果是村民凑米凑面凑鸡蛋凑腊肉,“盛情”招待,因为官员们是来“帮助”农民的,怎好“收”他们的钱?!

  许多到农村实地考察的人都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来看,确实是天上与地下之别,而且还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民们仍然没有可以向政府交纳住宅物业税的经济承受能力。

  

  二、农民的住宅不但是住宅,还是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场所,向其征物业税无疑“杀鸡取卵”。

  

  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住宅,承担着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双重职能。除了那些经济比较发达、有家庭小作坊和经营的农户外,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简单再生产状态,住宅还是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场所。例如,农户养几只鸡、一二头猪、一头牛等,就必须有个院子,有个鸡圈猪圈牛圈。据我在云南省农村观察,多数农户的鸡圈猪圈牛圈,都是因陋就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究其原因,盖源于囊中羞涩。而且就是这样的因陋就简,有的农户还养不起鸡,养不起猪,更养不起牛。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面对农民在贫困中抗争,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市场经济发育健康的社会,金融部门责无旁贷地应该对农民放贷,支持贫困农民通过贷款发展家庭小规模经营,例如养一群鸡、几头猪,作点小买卖等,增加收入,进而脱贫致富。孟加拉国专为贫困农民放贷的乡村银行创建人穆翰默德。尤诺斯教授有句名言:穷人获得贷款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人权”。但是在我国,国际组织援助我国的300多个农村发展小额贷款项目,长期来的不到政府的承认,真是咄咄怪事!。而政府运作的扶贫贴息贷款,早已偏离了扶持真正的贫困户的轨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里的学者们嚷嚷着征收农民的住宅物业税,除了杀鸡取卵,不会有其它解释。

  

  三、农民为国家作的贡献很大,而从国家得到的帮助仍然太少。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照抄照搬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采取了一条农村支援城市、农民支援工人的所谓工业化道路。其间,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无偿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劳动产品和农民劳动力等方式,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所谓“剪刀差”,是在工农业产品的长期交换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状差距。剪刀差在我国解放前就已经存在,解放后一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发展成为我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从1950年代初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取得多少钱的问题,虽然官方没有给出正式的数据(数据保密),下面列出一组研究者根据不同口径测算出的剪刀差额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农民所承受的这种剪刀差隐性负担是多么的沉重: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最早研究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首次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指出只有后者才真正反映剪刀差的本质特征。他提出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成标准劳动力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测算了中国1952——1986年工农产品价格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认为,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拿走5823.74亿元,年平均为200—300亿元(参见王梦奎: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1979—202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江苏省农调队课题组认为,通过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1978年以前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大约6000亿元,年均240亿。仅江苏一个省,1978年以前就被剪刀差剪去农业剩余400亿,相当于这一时期江苏省农民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参见:2003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即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亿元资金(参见: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长期来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没有资金,只能走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农民支援工人的道路。当然,历史不能倒回。如果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如果建国后我们就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就不但可以避免,而且我国的经济早就腾飞了。正如严瑞珍教授深刻指出的:“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先发展工业而后援助农业,而应是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工业依靠农业来积累现代化资金,到头来不仅损害了农业,同时也损害了工业,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

  应该指出,上述农民们为国家、为城市、为工人做出的极大的贡献和牺牲,并不是在自觉自愿、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是在自己尚不得温饱情况下,通过直接的强制(如统购统销)、间接的强制(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而实现的。其间,又通过迫害知识分子的研究与发言(如反右派等),禁止人们讨论工农差别、压制总结历史教训。至于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们在自己普遍饿肚子下仍然“交公粮”“卖余粮”,才保证了城里人“停工闹革命”。只是在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学者们才有了研究工农关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力与机会。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农民为国家、为城市、为城里人所作的贡献很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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