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8 次 更新时间:2009-06-11 16:23:28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科学   邓正来  

邓正来 (进入专栏)  

  

  引 言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拟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为题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予以初步探讨。我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时代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经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我试图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着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而作为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确实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为了履行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并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

  

  一、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所谓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i]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带来的往往是相当剧烈的改变,[ii]而其影响的程度和意义,几乎是举目所及且无所不在的。

  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iii]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iv]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v]汤林森也认为,当后现代主义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态时,全球化理论却悄然无声地威胁着人们所珍视的信仰,它以其内在潜力来取代或迫使人们重新检验一些既定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分析结果。无论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进程,它在理论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新认识、极其丰富的理论意义以及颇具说服力的原理,都将对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vi]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像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vii]

  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viii]关于西方论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维·赫尔德等人经由分析而给出的分类颇具有理论参考的意义。他们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市场也正在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还把单一的全球市场和单一的全球竞争规则的出现赞誉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去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他们甚至用一种充满怀疑的语气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适合于没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话,但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了我们的希望的神话。”[ix]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为它依旧停留在国际经济的层面上。再者,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摆脱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与上述观点不同,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则主张,在新的千年到来以后,全球化将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变革更新”的方向并是不确定的,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x]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全球化理论给我们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它们各自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而是它们极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 [xi]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种可争辩的过程。

  对当下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xii]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合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这就是说,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xiii]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一直主张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根据中国的“问题化进路”。我之所以主张采取这种进路,主要是以以下两个理论预设为依凭的:

  第一,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受到反思和质疑;与此同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性问题。根据这一预设,我们可以具体地认为,16-17世纪建构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国秩序。但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虽说延续了数个世纪,却依旧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反思并考虑变革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变革的努力。换言之,在我看来,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时刻”(time),它试图把我们从既有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赖以为凭的关于世界的整个哲学理念中解放出来,并“命令”我们去重新思考和批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种比“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更优、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种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全球化本身——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们所赖以为凭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也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之列。[xiv]

  第二,在我看来,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话语维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论者论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邓正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科学   邓正来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929.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