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曼哈顿的秘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9 次 更新时间:2009-06-11 16:20:45

韩毓海  

  

  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钟是第五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钟是华尔街。下午跑步锻炼身体,经常遇到游客打听帝国大厦怎么走,回答就是“请跟我来”,因为我跑步的起点是位于八街上的华盛顿广场,再以第五大道与三十四街交汇处的帝国大厦为转折点折返。住在曼哈顿这种地方,其实只能以阿甘那种自虐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即如同被狗撵着一般在大街上跑动不止。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建于1930-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之一,帝国大厦与同时开工的洛克菲勒中心为当时的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十天建十层”的摩天大楼建筑史上的神话,但建成之后帝国大厦却曾空置多年,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直到1933年好莱坞大片里的金刚被撵得爬上去又掉下来,帝国大厦管理者终于找到了媒体时代里新的生财之道。由于位于华尔街入口处的世贸中心大厦已在9·11中灰飞烟灭,帝国大厦依然是今天纽约的最高建筑,至今它已接待了一亿五千万游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上去干什么。

  当然,比建筑神话更神奇的事情,说出来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宫或者拉登其中一个通风报信的秘密电话一般,世贸中心大厦的那位拥有者、超级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个月,——给世贸中心上了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险,也就是说,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单刚刚生效,这世贸中心就祸从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与此同时,9·11发生前一天,美国航空股被大举抛售,交易量比头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来,甚至傻子也该在事后想一想,9·11发生前一天抛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绝大多数善良淳朴的美国人民事后都没有往这里想,而是轻而易举地被布什总统的慷慨陈词忽悠到伊拉克战争那个大泥坑中。这当然不是说世贸大厦就是开发商自己炸的,换上王石、潘石屹这帮猛人或许还真没这个胆子。但如果要说曼哈顿的大款们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你就实在是看贬了美利坚,看小了曼哈顿。

  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这再次表明:书生——包括学院里的经济学教授,眼光肯定高不过真正的资本家,而用另一位纽约超级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若来纽约曼哈顿做生意,一定会赔得底儿掉,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资委员会的理事,据说是少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赚到钱的纽约投资家之一。不过在我看来,说学院里的资本主义吹鼓手都不过是鼠目寸光纸上谈兵,这一点恐怕中美两国皆然。

  开发商们要建楼当然首先就要拆迁,拆迁自然包括要炸楼,旧的不去新的自然不来,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文化人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行动中认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初面相,在波德莱尔和尼采,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在破坏中创造”,而开发商的品质就是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对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鸡蛋就不能煎蛋饼,这就叫“现代性的逻辑”。在卢卡契和马歇尔,伯尔曼那里,第一个资本家开发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浮士德无情地推平了海边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小屋。最终,对经济学家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正是迪奥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孙,为了推动社会和技术的创新,他们无情地发动经济危机,以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方式来毁灭“旧的生产方式”。多年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力图用“现代性的矛盾”这个暧昧不明的词将企业家阶级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剧英雄”,并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些“酒神般”的英雄们在创造了现代新世界的同时,却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只能通过在夜深人静时胡作非为以及支持现代艺术来为心灵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这就是为什么,学院里或者学者们嘴里的资本主义总是带着“现代主义”、现代性这顶高雅的桂冠。

  纽约号称现代主义艺术之都,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能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老系主任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大概算是研究纽约现代艺术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轻时代研究二战后纽约的建筑与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浮士德的神话根本不是真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些说法也只不过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在罗伯特,摩西看来,所谓“发展的荒漠”、所谓精神的孤独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于那些叫作“开发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灵里,真正的“发展荒漠”其实只存在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业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现实处境中。

  八十高龄的老摩西是个奇人,他每天坚持徒步走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闭门工作九小时以上。除了以研究现代主义闻名之外,摩西教授还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也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译者,他是翻译家,版本考订学家。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该算是个“经学家”。第一次承他教诲,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版本问题——说出来大家也许还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应该叫《论资本》,它只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小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本的写作计划是,第一部分叫《论资本》,第二部分《论地产》,第三部分《论工资劳动》,第四部分《论国家》,第五部分《论国际贸易》,第六部分《论世界市场及其危机》。而现在公开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论资本》的“编辑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自己看着出版的,其实也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后两卷分别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这两位“亲密战友”,在马克思身后争作马克思遗产代理人,通过整理、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资本论》“原文”,其实只不过是个“残篇的残篇”,充其量仅仅只是全书的理论导论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还不是马克思自己编的。

  对老摩西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据说被封存在德国一个小城博物馆中的大批马克思从未出版的手稿——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马克思究竟写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个强大的势力对这些残稿如此恐惧,从而不得不将其长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见天日?在摩西看来,这个强大的势力既包括马克思的敌人,也包括马克思的继承人,特别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编辑者和遗产管理人。“人们通过编辑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马克思”——老摩西说,这就是雅克,德里达在他临终前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要揭示的一个惊心动魄,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于是,当前保卫马克思遗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已经客观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断章残简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在他座无虚席的“重读毛泽东著作”课的讲坛上,老摩西先从“发展”与“平等”这现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先从这两个词的起源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启蒙的理想,而“发展”却是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人们却普遍相信平等与发展并行不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发展”,而后三十年中国人则是相信越“发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我们去重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发掘和重读毛主席未发表和未经整理的谈话、文稿和“残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尊马读经”、“尊毛读经”而不是什么“尊孔读经”,——而不“读经”怎么尊马?离开了马克思的原著,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读经”,就是考订文本,解释文本,一个字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为“揭发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破译导师们的残章”实际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而言,进入纽约大学东亚系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教学大楼,特别是进入东亚系老系主任摩西、现任系主任张旭东、历史学家丽贝卡,卡尔座无虚席的课堂,第一感觉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马列学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头不忿的一件事,是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

  你说听了人家这番教诲,谁还敢再跟老头子理论马克思、毛泽东?再就更别提讲解什么林肯、华盛顿了。所以说,来曼哈顿做生意、抄美国人的底、救华尔街的市,就是来曼哈顿卖嘴卖舌头,专门贩卖咱们自己家祖宗那点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顿碰得头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学术笑话给人家当佐料。

  其实,“郡县”与“封建”、“公田”还是“井田”、“科举”还是“选举”,这些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之根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来争去,也大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争个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争”自然可以另说,但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甚至完全抛弃了这些问题来袖手空谈或者清谈,则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简单地把中国的问题认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听途说、缘木求鱼、无的放矢了,在我看来,郡县与封建、公田与井田、科举与选举,——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说它也就是宏观调控与“放权让利”之争、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之争、是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与实行多党竞选之间的论争——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吧。只不过,如今看明白这一点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还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割断了历史,也就没有了未来。更有甚者,邯郸学步,西洋的没学会,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记了。

  说完了“经学家”就该再说说“经济学家”了,下面要说的这位和摩西教授一样有趣的老头名叫皮大卫(David M Pidcock)。认识了许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这种人混才知道学问少,听皮大卫“爆料”方知道资本主义水深。

  皮大卫是一位特殊的银行家,号称能够“玩转资本主义”的高超的投资人,一头专挖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墙角的老鼹鼠。而与一般妁经济学家“只说不练”不同,皮大卫先生则是“又说又练”,而且是“练得比说得更精彩”。皮大卫皮老头创立的“理性经济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设有分支机构,而该机构的工作中心,就是揭发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专门分析和揭发金融市场上的黑幕。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来中国访问,不幸与皮大卫狭路相逢,格林主席甚为狼狈:皮大卫!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皮大卫则皮笑肉不笑道:应该说我们形影不离,而且我的消息比你还快啊!(与皮大卫这种“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该校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曾经告诉我说,格林先生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礼,属于那种典型的老英国绅士教育的产物。)

  像马克思自称是叮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牛虻一样,皮大卫是不折不扣的叮在华尔街大鳄们身上的蚂蟥。他之所以深深爱上这种密探式的经济情报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简单,即作为投资人他必须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而这种投资的成功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清楚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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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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