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烈女”向邓玉娇致敬

——邓玉娇案社会性别评论专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5 次 更新时间:2009-06-10 10:01:10

进入专题: 邓玉娇案  

  

  编者按:

  本专题由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在邓玉娇案发生后所组织的一次征文活动编选而成。我们认为此案绝非“普通命案”,而是严重涉及对妇女的暴力,对妇女的暴力则又是整体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对妇女的权力压迫的表现,因此,对此案进行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和妇女人权立场的剖析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在一度汹汹的舆论中,这样的视角和立场却相当缺乏,为此,我们以集体发声的方式展开此次行动。

  本专题所展示的角度并不全面,更深层的讨论还应当继续,我们希望至少能够以此提示,社会性别视角和妇女人权立场可以开启不一样的批判思考之路,而这样的批判思考所要求的,既是每一位妇女公民的权利保障,也是对从历史到当下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改造;所始终警示的,则是我们每个人在此制度文化中的责任和担当。

  

  摘要

  ——想做一个有人格与尊严的人竟如此之难,这让我们再次深感底层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一个想保护自我内在价值的女性却被逼到无路可走,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在巴东邓玉娇案中,邓玉娇和她反抗的三个男人,邓与地方相关部门,构成了一组组蒙太奇,然而,其中有些已经被提示、对案件理解和处置非常重要的信息,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评判此事?人性或兽性,支持弱势者或强权者,两者间的区别正是分水岭。

  ——妇女人权的国际共识是:所有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行为,也包括威胁采用这些行为,都属于对妇女的暴力。

  ——要给邓玉娇一个公正的裁决,最需要的不是政府机构拍胸脯式的坚决保证,也不是已调动起来的民众热情,而是赋有维权监督职责的机构或组织参与到真相的揭示中。

  ——司法没有必要这么害怕舆论,在追求正义的路途上,司法和舆论完全可以并肩前行;司法没有必要担心民众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她/他们的见解来自最真实的中国生活,而且只有她/他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别处。

  ——邓玉娇和邓贵大等人的冲突并不涉及“清白”或“贞节”,她的爆发是因为人格和人身安全受到侵犯,她的反抗则是对权利的自卫行动,她的激烈悲愤是基于内心的尊严,而并不是贞操,与此同时,她还撕开了某些特权男性的丑恶和“特殊服务”要求所掩盖的性暴力真相,正因如此,她的行为才唤起了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

  ——女性的身体权究竟属于谁,是女性自己还是某个男性,抑或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当邓玉娇两次被推倒在沙发上,难道她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和人格被践踏?我们至少已听到她的声音——我的身体我做主。

  ——反思该案相关的男性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司法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别问题使女性在自我保护问题上无所适从,这才是本案的深层次问题。邓玉娇从刑事诉讼中解脱出来,就意味着所有女性从司法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无数人尤其是妇女关心此案的真正意图:关注邓玉娇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

  

  底层女性同此处境,为什么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在5月10日晚8点多的一刻,内向而直率的女子邓玉娇挥刀自卫,这是弱势女性的人格和尊严与强势男性的权力和金钱厮杀搏斗的一刻,由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邓玉娇,还有无数个同处此境的邓玉娇,在这个社会上最无权无势无钱的弱势群体——农民、城市贫民,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像邓玉娇这样在所谓“娱乐场所”工作的女性,是最容易被侵权的人群。她们身处社会最底层,为生存才到这种地方工作,虽然饱受误解,但她们却希望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使自己良心安宁。她们已经退守到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她们的生活目标已经缩小又缩小到仅仅糊口。可是,有些男人却自认为不但可以随意买卖性服务,还可以强行逼迫女性提供性服务,可以随意将女性的尊严踩在脚下。邓贵大等人之所以对邓玉娇再三纠缠,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在如此“贱人”面前竟无法实现权力意志,于是他就一定要证明自己拥有对她的权力。不幸的是,邓贵大找错了对象。

  想做一个有人格与尊严的人竟如此之难,这让我们再次深感底层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一个想保护自我内在价值的女性却被逼到无路可走,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追问:那种仅将女性看作欲望对象、男性是欲望主体的思想,为什么还存在于某些人的思维定势中,甚至还受到强化?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女人的特权自信,与整体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又有什么密切的联系?是什么制度和文化塑造了仅以金钱权势论地位的价值观,并助长了男性特权对女性的压迫?

  

  值得追问的蒙太奇

  黄杰(良友剧团)

  

  何谓蒙太奇?这是一种影视剪接手法,指通过镜头间的并列甚至冲突制造出新的意义,比如,将母亲在煮菜、洗衣、带小孩、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这些镜头连接在一起,就会让观众产生“母亲忙碌、父亲悠闲”的印象,也就是说,A镜头加B镜头并非A和B的简单综合,而是生出C的新内容和概念。

  在巴东邓玉娇案中,邓玉娇和她反抗的三个男人,邓与地方相关部门,就构成了一组组蒙太奇,在其中,各方角色的活动相互映照,呈现出蒙太奇般的效果,然而,其中有些已经被提示、对案件理解和处置非常重要的信息,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回溯蒙太奇的踪迹,我产生了以下疑问:

  当邓玉娇声明自己不在水疗区工作、不能提供“特殊服务”、退出水疗区进到另外房间的时候,三人还要继续追赶,公安局为何不追问三人用意何在?

  一个瘦弱女子,面对三个男人,只有一把三寸长的水果刀,如何瞬间致死一人,致伤一人?不难推想,当时邓贵大正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因此无暇看到玉娇从包里拿出刀来,被刺时由于身体处于倾斜状态而无法及时躲闪,而玉娇在邓贵大起身之前只是本能地不断刺下去。这还是巴东警方所声称的“推坐”吗?

  巴东公安送主动报警的邓玉娇去医院进行所谓“鉴定”,让邓女被捆绑在床上哭喊“爸爸”,却不对另外两名男性当事人拘留讯问,为什么?

  巴东公安几次通报中的细节多有变化,左右支 ,屡受质疑却越发强硬,谁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和胆量?

  邓玉娇的内衣等重要证据,为什么在案发十天、在律师提醒不能动之后,却很快被邓母一洗了之,继而连律师也被宣布解除委托关系,其中公安机关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公众一边倒地同情杀人的邓玉娇,而对另一方包括死者却颇有恨恨不平之意,为什么?

  中国早已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多项人权公约,《妇女权益保护法》颁布也有17年了,而在邓玉娇案发生并诡异进展的今天,同时还有许多妇女权益被侵害的报道,侵权“潜规则”几乎已成妇女生存所必须面对的“明规则”,妇女的生存权、人身权、人格权、健康权、发展权……为何缺失,如何保障?

  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推敲,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又将构成我们每个人的蒙太奇。

  

  弱势与强权,立场的分水岭

  丁娟

  

  人类的进步始终伴随着一种搏弈的基本旋律——人性对兽性的战争,当人性战胜兽性,社会便会发展,尽管这种搏弈有时会付出血的高昂代价。

  血的代价虽然有形却并非惟一,还有一种代价不是物质的,它流不出有色的血,却可以沁出精神的泪水,可以浸染人的灵魂,它不会给人带来肉体的痛,但心灵的创伤却可能更加痛切。对邓玉娇案的报道让我感到,退化的人性与肆虐的兽性至今依然在激烈搏弈。

  这博弈的一方是三个男人、公务员,他们公然寻求涉性消费,并在遭到拒绝后无所顾忌地羞辱对方,其间看不到他们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更看不到公务员应有的行为准则。就算只把这当作一次交易,他们也没有对交易自由的尊重,视女性为玩物而且不准女性反抗,如此传统的恶相令人作呕。

  另一方是年轻女子邓玉娇,她挑战了千百年来的潜规则——花钱就能购买一切,包括妇女的自由与尊严。而且,她不是以自杀、自残抗衡传统,而是奋起反抗,捍卫人权,这让她显得更加勇敢。

  第三方是裁决前两方冲突的国家——公安部门、检察院和法院,以及相关的社会机构,甚至每个公民、每个人。当地公安部门的一些人分不清抑郁症与精神病的区别,却迫不及待地给邓玉姣带上了精神病或疑似的帽子;法律已经放弃有罪推定,但通过媒体报道却依然可以看到对邓玉姣有罪推定的痕迹。而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评判此事?人性或兽性,支持弱势者或强权者,两者间的区别正是分水岭。

  

  维权监督力量介入才能保证公正

  黄艳葵 黄约(广西财经学院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

  

  邓玉娇案引起举国关注,而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对此案如此关注?是因为案情“有可能”涉嫌性侵犯吗?不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出入涉嫌色情的娱乐场所吗?不是,对这种违法违纪却屡禁不止的现象我们早不陌生;是因为杀人这一情节本身吗?也不是,因为此案的刑事审判还远没有提上日程,目前种种关于邓玉娇法律责任的说法,都只是以“如果”开始,以“那么”结束的假设性描述。

  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想揭开的,只是一个女人对两个陌生男人痛下杀手的真正原因。法律的公平来源于对真相的揭示,通过法律程序还原真相并给予各方当事人公正,是公众所关心并期待的焦点。然而遗憾的是,发案至今,我们仍然处在对真相的迷茫中,政府通报不停变换说法,各路媒体发各种布小道消息,专家学者争相设计判决结果,平民百姓则如陷云雾中。

  回归冷静,要给邓玉娇一个公正的裁决,最需要的不是政府机构拍胸脯式的坚决保证,也不是已被舆论调动起来的民众热情,而是赋有维权和监督职责的机构或组织参与到对真相的揭示中。然而,除了当地公安机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够介入取证调查过程,公众对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却又普遍存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言,除非案件的结果能百分百如民意所愿,否则,无论司法机关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法让公众信服。

  为了获得具有公信力的案件结论,维权和监督力量必须获得独立介入的空间。代理律师应当拥有与当事人同在的权利,而不是除了抱头痛哭之外别无他法;检察机关既然负有“对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的责任,就应当从侦查阶段开始监督公安机关如何构造法律事实,而不是仅仅处理后者提交的案卷;妇联组织,既然负有“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责任,就不应当仅以局外人的姿态表示一下正在“密切关注”,而是应当进入具体的案情环节,切实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

  

  也谈“舆论与司法各守界限”

  王晖

  

  邓玉娇案越发复杂了,在激烈的讨论中,不乏有人呼吁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一些神经敏感人士已经开始想象,司法和舆论将会产生又一次激烈的冲突。

  近年来,人所周知,舆论和司法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尽管司法承认并欢迎舆论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对舆论保持着高度警惕,总觉得舆论是挟民意而胁司法,使司法不能清静地、专业地、独立地完成它神圣的使命。所以,这次也有评论早早早地提醒民众要注意司法判断与舆论判断的区别,称仅根据警方通报或邓女及其律师的声言来做道德判断缺少法律意义。而司法只能“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此案未来还是要转而诉求于程序性的监督,以免舆论声浪虽大,一进入司法程序却又无法得到认可。(见2009年5月23日新京报)

  这一观点恰当地提醒了我们,舆论不仅要促使社会持续关注焦点事件,以使公民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免遭各种可能的侵害,而且也要注意提供理性知识,注意进行程序性的监督。毕竟,在一个专业化已经渗透于所有行业的时代,在法律被称作人类“理性结晶”的时代,再没有什么比“非理性”和“非专业”这两个谥语能更有力地将某些意见抛进垃圾箱了。

  但是“理性”和“专业”又由谁掌握,司法机关就一定是理性和专业的吗?又是谁有权评判舆论的理性和专业性,决定舆论中的知识能否得到司法认可呢?

  事实上,司法机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也正是当前舆论的关注对象之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正式诉讼渠道和法律人集团的信誉本身已成为社会正义经常谴责的对象。即便民众直接对案件是非发表了意见,那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过一把法官瘾,他们直接表达的是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间接表达的则对司法的不信任。

  和舆论相比,更值得司法警惕的是当地政府已经充分表现了的权势。正如学者冯象曾指出的,法律人标榜职业“中立”、程序正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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