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季卫东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0 次 更新时间:2009-06-10 09: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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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结识季卫东教授很不偶然,但不期然的快意,胜似邂逅。

  200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时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编辑的程金华先生,来电话:

  “萧瀚,Ji老师在北京,他在找你。”

  “哪…哪个Ji老师?”睡梦中的我不但嗓子酷得像“邱岳峰”,脑子也迟钝得像党委书记。

  “还有哪个Ji老师?季卫东啊!你记一下他电话…”金华半嘲讽地说,我们时常聊起的季老师,我这会儿居然想不起来,岂不有点叶公好龙。

  季教授的学术之路令人艳羡,北大、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神户大学法学教授……,他在法理学、法社会学等多领域的学术成就,在大陆学人中有口皆碑,并有国际知名度。

  于是,我赶紧起床洗脸刷牙打电话,电话里,季老师的声音可谓标准的中年男子,浑厚、爽朗而重礼数,他的笑声解除了我的陌生感,倒像许久未见的师长(不是带兵的那种^_^),他问我住哪里,以便确定距离合适的饭馆,我们约定第二天中午见面。

  2002年秋天的那个中午,天气凉爽,空气也还好,我们约的是12点见面,大约11:45,我到西苑饭店,在大堂的入口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门口,刚坐下没两分钟,就看到门口一个中年男子,他的身高——因我不搞测绘,全凭目测,反正很高,185cm左右吧。他的步态,容易让人想起古相术里说的龙行虎步。他的右肩搭着一个黑色的旅行挎包,带着搜索的目光走进来,因为见过照片,我站起来迎着他走过去,很肯定地喊道:“季老师,您好!”一秒钟之内,他就笑吟吟地握住我的手:“萧瀚,你好!”

  季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气勃勃,但这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他照片上的招牌表情——永远留在脸上的微笑,他微笑中的眼睛柔和,神光直视,眼镜背后的是暖洋洋的亲切感。他总是微笑,我没见过他纵声大笑,极偶尔的大笑也不是放纵无忌的。因他远在东瀛,我们这些晚辈学生自是见不到他的课堂光景,好在这样的遗憾还有饭桌可稍事弥补。

  环绕西苑饭店大堂的围廊开着好几家饭馆,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上二楼,在西边的角落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记得像是一家广东饭馆,我们点了菜,叫了一瓶啤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季老师的酒量,因为他从不多喝。我们聊了三个小时,从中国大陆的学术水平到学术生态,到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一直到他对我未来学术道路的关心。他很少谈及自己,没有许多大牌教授的过度自恋,总是在问,仿佛他不了解大陆,当然有部分这个因素,但总体上他更多的是一种愿意倾听他人说话的习惯。

  最后,季老师问我:“你对将来有打算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学术志向,我这代人先天不调,后天乱调,基本上都是学术孤儿,到老的时候能知道什么是学问就不错了,自己还能做出什么?如果硬要检查一遍人生,到时觉得自己一辈子还有点人样,就算没白过。”

  季老师半晌无语,也许我有点假悲壮、假颓废?——年轻人的毛病,让他觉得不好说什么,不过他还是微笑着,眼镜背后还是那种暖洋洋的亲切,他隔着桌子,两手放在桌子上,身子稍稍前倾,笑了笑,略带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慢慢来!”语气并不凝重,但感觉得到话里的关心。他说话从不敷衍,倾听的时候,他的眼神在微笑中不时地闪烁着一种只属于他的光芒,里面融合了欣赏、关注,还有最重要的亲切,他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唐突和冒昧犯忌的话——而我这张大嘴巴是最容易说出不该说的话的,这是一种只有成熟的中年人才会有的不放纵的宽容、不冷漠的镇定,还有无论对谁都保持的一种平等态度、永不失态的尊严。没有哪个特别有概括力的词可以形容这一切,我只能把这种不常见的现象称为教养。

  季老师每次来北京,如果他委托我召集大家聚会,我俩往往需要15分钟以上的时间,在电话里讨论聚会地点,他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方便一点,不至于太远,我当然坚持要选择一个离他最近的地点,这是晚辈最起码的敬意,迄今我都没有遇到第二个人,需要花那么长时间讨论约会地点。他的为人风格最能说明“文明就是‘繁文缛节’”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总共见了大约有四次以上,都是和许多人在一起的会面,他还是那种我第一次就熟悉了的风格。

  2005年的秋天,季老师来京开会,如同往年,照例是他邀请几个年轻学人吃饭,在方庄的金山城火锅店,当街上各色霓虹灯点出一个繁华都市的时候,我们坐进了一个半封闭的包厢,围着一张放着透明玻璃转盘的圆桌,那天还有李富成夫妇和何海波,都是季老师熟悉的,谢鸿飞因为第二天要去瑞士没赶来。五个人坐在暗灰色绒布面的靠背椅子上,一边享受着美餐,一边神侃海吹,只是法律人之间的聊天比较学术化,话题并不家常。暗红色的灯光不耀眼,但也不昏暗,足以照见每个人的神情。李富成夫妇说得不多,我和海波说得多一些。我们喝啤酒,在北京当然是燕京纯生了,平均每人也就一杯半吧。饭桌上的季老师,除了倾听大家说话,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看着大家,微笑着,一边打着不夸张的手势,流溢的神光,在饭席间环巡,在每个人那里稍事停留,这种环巡的目光并非无目的的游逛,而是照顾着每个人,促成任何一种可能的沟通,这里有比语言更深的交流,就是对他人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尊重因为习惯成自然,也就变得永无懈怠之时。他博学、谦和、视野开阔、思虑周密、条理清晰,一如他的论文或专著,说话内容里极少玩笑,都是需要听者思考的话,太多的干货有时候造成我们思维上的落单甚至短路,或者说因为学养的欠缺,无法在熟悉他的学术背景之下理解他的话,但我至今不知道季老师是否因此失望,想是不会。

  

  

  

  在email联系中,虽然他很忙,但我的请教他总是耐心回复,并且总是鼓励,对我有时失礼的混乱驳争也从不以为意。

  季老师学问的总体特征似乎是兼顾宏观、微观,打个并不确切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已故大社会学家默顿的进路,既有宏观的开阔视野,又能落到具体的现实中,在默顿那里是中层理论。季老师的学问有他那些专著、论文为证,国内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以及制度实践的启动与展开也与季老师相关,例如程序正义的倡导、对法律解释的司法性重视等等,一个学者能够做到这些,甚至只是其中一项就可以说不简单了,而他却做到了更多。他的学术创造力不同寻常,在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框架方面,在如何选择未来法治秩序方面等等,他的观点一如其为人:融百家、采众长,贯穿于他思想深处的正是国学精髓“中庸”的精神。也许他的学术路径还可以归纳为借助制度技术通往理想主义的道路。可惜的是,他有些重要思想至今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他所提出的“跳出一元论的窠臼,采取多元化、功能等价”的法制现代化观念,至今缺乏应有的高水准回应;还有对联邦制应用于中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振聋发聩,但也是应者几无。诸如此类,不遑多举。

  季老师还是个大众读物的作者,除了那些大部头、大论文,他也接受采访,发表对现实公共问题的见解;他也写小文章,在给《财经》杂志专栏写的评论中,即多有可圈可点的精辟之论。然而长年的理论思考,也许影响了他的形象思维,而时评的篇幅局限与法治评论的严谨性、逻辑性要求之间的冲突,使他的时论短评确实稍嫌抽象,文字的流畅并不能弥补生动与活泼的缺乏,这虽说无可奈何,但也是无需为贤者讳的。无论如何,作为学者的他,以中正的思想影响公众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令人钦佩的。

  如果只有学术成就,而没有“微笑”、“眼镜背后的亲切”、“繁文缛节”、“豆腐干小文章”,我想我能记得的季卫东教授,也只是个教授,而有了这些“鸡零狗碎”,才有人格饱满的季老师。想起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写在《论学者的使命》中那句著名的话:“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我当然没有资格评价季老师的道德,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为人里包含着对费希特所倡导的学者使命的自觉追求,对于这个时代,这样的追求本身已经足够动人。

  再过一个月,与上次见季老师的时间正好相隔一年,时光荏苒,斯人远隔,不知何时再聚?

  

  

  

   2006/8/19初稿,12/19修订于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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