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0 次 更新时间:2009-06-09 13: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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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 (进入专栏)  

  

  一、引言

  

  9/11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冲击,既是有形的、硬性的、瞬间的,更是隐性的、软性的、意识和心理上的,而后者可能更为持久。然而五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9/11的研究和反思仍停留在有形的层面,大致有三个方面:即“外向型”的“伊斯兰落后论”;[1] “内省式”的“帝国论”;[2] 以及不 计其数的政策-技术层面的分析(如能源争夺、情报失误、巴以对抗、阿富汗后遗症等)。

  上述研究不管其批评对象是伊斯兰的“落后”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得失,往往偏于“务虚”的“文化决定论”,或“务实”的技术因素这两个极端,很少涉及西方和美国对外政策背后更为深层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的中介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在9/11后有何变化,就是其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由研究民族/国家这一国际行为的主体和载体,转向非国家、跨国家、无国家的“恐怖”个人、组织、甚至某种宗教信仰。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及其方法论与外交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方式,并着重阐述下述论点: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政策之间的和谐度远远大于学术独立的表面现象。

  美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反映了美国民族性中的若干特点,也是由于美国国际关系学派二战后取代欧洲人文/历史学派、追求“科学化”、“理论化”和分散化,即反欧式“东方主义” 而行之的结果;其对美国决策和情报界的“误导”既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又是持久和无处不在的;9/11风雨未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风满楼”。

  美国内政外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保守倾向是对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的矫枉过正,学界“客观”和“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可预见未来,这一趋向还要继续下去。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以及美国研究应在加深了解和有选择借鉴的同时,应对西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和盲点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西方的理论困惑和困境,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开拓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舍此中华民族历史性崛起由于缺乏“软”实力伴随,不仅会更为困难,而且可能是脆弱以致危险的。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鸿沟、误区与交汇点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被称之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经济、军事和 文化领域里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3]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代代学者追求“极终”理论,孜孜不倦,契而不舍,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之繁多,流派之林立,足以令局内人眼花缭乱。

  然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互联、互动关系并非总是线性的(linear)和并行的(parallel),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至少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作法。至少在表面上,西方和美国学术界在社会中所拥有的独立、中立和自由地位,使学术界可以超然于政治现实,既可读圣贤书,又能问天下事,且不必受制于政府。这种可攻可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9/11以后为何大量批评布什政府的著作和文章均出自学界,使极端保守派、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人士大为光火。据《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美国近四分之三的大学教授都是自由派,保守派仅占15%。在美国的顶尖大学中,自由派人士更高达87%。同一调查还表明,自由派人士在大学所有的学科中的比例都超过保守派,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4] 为了扭转学界的“过度”自由倾向,一些保守派人士和智库在9/11以后开始把“整肃”矛头指向学界。一些保守的学生团体居然把认为是过于“自由化”的学者、教授的“黑名单”搬上网页,公布于众,使保守的学生不轻易“误入歧途”;同时对校园的自由派人士敲山镇虎。[5]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保守派学者也为学界的“自由化”现象忧心如焚。2004年出版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泰斗亨廷顿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 一书,对自由派当道的学界口诛笔伐, 提出“读书越多越不爱国”的论点。亨廷顿指责美国学界的 左派人士没有灵魂(dead soul),只衷情于女性、非裔和同性恋者,就是不爱国(unpatriotic),或“非 我族类”(denationalizated)。[6] 这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与美国广大民众无与伦比的爱国心和民族认同感(overwhelming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tic identification)有天壤之别。[7]

  亨廷顿对美国学界左派的描述和批评不管是否得当,如果时光倒流40年,与中国当年“激情燃烧” 的“鸣放”年代广为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等等说法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反知识的“大民主”源于“最高指示”;而美国的舆论趋同则是民主运作的结果。

  然而学界与政界“泾渭分明”仅仅是事物的一方面。美国学者热衷于进入政府、决策界又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和现实中,相当多的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自学界。这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54-71年就教于哈佛大学政治系)、布热金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1960-89 年就教于 哥伦比亚大学)、舒尔茨(George Shultz,就教于斯坦福大学) 、以及现任国务卿赖斯 (Condoleezza Rice,1981-99年就教于斯坦福大学)。前国防部长中包括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1940-43 年就教于哈佛大学) 、佩里 (William Perry,就教于斯坦福大学) ,等等。至于学者出身的副部长 级 的官员就更多了。近期有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 会主任和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 )1993-95 年间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情报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日本问题专家麦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2001-06年在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主管东亚事务,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院 的苏珊∙舒尔克(Susan Shirk)曾任克林顿政府中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等。除了政界和学 界之间的“直通 车”以外,介乎于政界和学界之间众多的智库(Think Tanks)又为不计其数的前政府 官员和学界人士“互通有无”提供“旋转门”。学界与政府的外交/安全决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之间, 事实上有不计其数的“桥梁”和通道。

  其实美国学界不管如何自翔独立和自由,其对美国外交和安全决策过程的影响以致有意无意的“贡献”又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其作用往往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七十年代初美国因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前苏联又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实现了与美国的均势,现实主义学派(realism)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8] 为“美国世纪”的地久天长注入一剂强心剂。冷战结束 后,美国突然失去对手,内部凝聚力下降,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军工联合体的生计岌岌可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Clashes of Civilization) 正好补缺。[9]

  然而现实学派作为一种悲观的理论和观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其实并不具有“歌功颂德”的天然能力,因为它仅从实力和物质角度解释苏联帝国的垮台,美国和西方的胜利因此并不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充其量是阐述“强权即真理”的观念,自认为占据道德至高点、理想主义至上的一般美国人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论点。倒是西方自由学派(liberalism)更精于此道。自由派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end of history) 的潜台词是,西方的胜利不仅是由于其雄厚的实力,更是因为西方实 行了优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即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是“强人”,更是“好人”(good guys)。[10] 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 (democracy-peace theory)[11] 的代表作发表于越战结束一年以后,美国正处于二战结 束后最为内外交困的境地。与此 同时,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自三十年代绥靖政策破产以后,在理论和政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和平论”的产生和发扬光大,不仅为自由主义学派夺回了话语权,更为美国对外政策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在此以后的三十年里,“民主和平论”不仅席卷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更成为美国决策者的口头语。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克 林顿和布什),也不论执政者的智 商高低。[12] 从贴有人权标签的克林顿主义,到布什先发制人的“大中东” 民主化 的“多米诺民主骨 牌效应”(“reversed domino theory”,统统有“民主和平论”的成份。比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更 为成功地跨越了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鸿沟而进入新千年。

  对于西方学界与政策之间的这种“伴生”现象,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相当深刻的揭示。1939年二战在欧洲正式爆发之前,英国政治学者卡尔(E. H. Car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绥靖政策背后的始俑者恰 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天真加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原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民主、民意、民族自决、集体安全等等原则,仅仅是动听的言辞,不仅主要西方国家自己不身体力行,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的小国弱国真正实行。卡尔尤其对美英为首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所谓“利益和谐论”(harmony of interests)口诛笔伐,斥为自欺欺人。对西 方民主国家(英、法)致德国于死地的惩罚性政策以及它们捉襟见肘的军事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别,卡尔警告西方,如果继续粉饰太平、奢谈和平而不积极备战,只能使希特勒得尺进丈。[13] 卡尔著作出版数月后,希特勒进兵波兰,欧洲大陆二十年后再入战火。西方国家的这场自相残杀不仅把全世界都卷入其中,西方国际关系自由派也因此“阳萎”近四十年之久。

  卡尔对西方自由学派虽然批评尖锐,也仅从西方现实派的视角出发,结果是矫枉过正。二战后美国以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对以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理论顶礼膜拜;为了反共,不惜到处用兵、扶植亲美独裁政权;[14] 直到越战结束,美国不仅国际地位滑落,在道义上也岌岌可危。卡特政府初期打出人权旗号,在其任期头两年回归自由派外交理念,隆梅尔(Rummel)等人提出“民主和平论”,正当时机。

  九十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学者议政参政更上层楼。国人所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说文革期间中国的几个“秀才”的“翻江倒海”之力,然而比之美国新保守主义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步步改造美国、进而改变世界的赫赫业绩,还是小巫见大巫。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特殊作用,本文稍后还要论述。

  由此可见,在体制上和观念上独立于政府的学界有独立于政府的自由,也有自动上门的自由,而后者的吸引力则相当大。学界可追求客观性和非价值观念的取向,而官方对各类学术“产品” 也可 自由“选购”,取之所需。比如“民主和平论”,学界其实也发表了众多批评著作,指出民主国家历史上对非民主非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远多于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发动的战争;而且新近民主化的国家比任何其他政体都更好战。[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之一、夏威夷大学退休教授隆梅尔(R.J. Rummel)发表了无数论证民主国家如何爱好和平、相互 “体谅”的著作的同时,竟然全然忽略了夏威夷作为一个独立的岛国在十九世纪末被民主的美国吞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官员也只强调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绝口不谈事物的另一面。学术有自由而欠市场,自由也为之缩水了。9/11后学界批评政府的著作多如牛毛,媒体的质疑日益增多,而布什政府仍我行我素,原因也在于此。诚然,不排除很多学者真心实意地寻求理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美国学术界的主体和主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政治、政策和政府往往遥相呼应,默契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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