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3 次 更新时间:2009-06-09 1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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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  

  

  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研究”并非是我的专业,可作为史学工作者又不能不关注,因为这是有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曾经是横置在学者头上的一把利剑,多少人为此遭受批判,打入另册,甚或令人钳口结舌,放弃学术追求,至今仍然使人叹息。正因为震慑于过去的悲剧,感动于今人对学业的追求,不得不写下我的认识和感受。

  

  一

  

  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中最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有五大理论热点,即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这号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每个问题都有学术见解的不同,又无一例外地将不同意见归结为唯物和唯心两家,几乎都笼罩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阴影,很难展开自由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此类问题的既定结论就不断引起反思。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农民战争研讨会首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唯一动力的结论已有松动;八十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讨论会,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新的思考;天津南开大学的学术讨论会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质疑;有关土地制度等问题,在史学界也多有新的论证。1986年《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一文直接叫板“封建”基本概念问题,认为以分封诸侯建立王国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废除,从实行郡县制后,继续沿用“封建”概念认识秦汉以降的社会性质,积非成是,是“荒唐”现象。九十年代又有日知和李慎之等学者再次提出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套用于中国古代,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五朵金花面临新的检验,这是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到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些问题的提出或重新思考,对读者是耳目一新,甚或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由于缺少重量级的著作,并不足以发生全局性的影响,因为要改变一个习已成规的思维定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深入的研究和翔实的论证,这就需要时间来积累成果,难得的是2006年冯天瑜先生出版40万字的《“封建”论考》,对中外古今“封建”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汉语的“封土建国”与西方的“封土封臣”虽有通约性,但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称之为封建时代,违背了汉词的本义。由于史学研究关键语的失准,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构制的纽结,有必要正本清源,建立新的范式,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说,2007年又扩充到52万字再版。这一重头著作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的讨论会;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人们对这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正是方兴未艾。

  一本著作连续三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这可能还是开端,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反思,所以封建社会理论问题的重新讨论,其影响力甚于各路金花,必将推动金花的灿烂开放。

  

  二

  

  对“封建”概念的发难,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长期以来困绕中国学者的问题,即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就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早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论战,就已摆开两军对垒的阵势,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层峰叠起,仅五四前后《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两种期刊发表的文章近千篇,作者多达数百人。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二十多年间,有关文化论战的主题不断变换,如中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辩论争、科学与人生观论争、唯物辩证法的论辩、社会史论战、文艺自由的辩论、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大众文学的争论等等,内容广及社会性质、人生观、东西文化关系、文化遗产继承,以及历史、文学、经济、道德风尚等一系列问题,像这样的论战20多年达十次以上,而且周期愈来愈短,以1932年为例,唯物辩证法的论辩兴犹未尽,社会史论战趋向高潮,文艺自由的论争又相应而起,这是中国学术界从未有过的纷繁错综的现象。

  社会史论战从1927年启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10年之久,在各种思想交峰中,这是历时最长、调子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次论战,当今关于“封建社会理论问题”的复出,是这一论战在沉默80年以后的异军突起,令人倾耳注目。

  80年前老一代史学家从苏联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 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从而建立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观。马列主义的信奉者,认为中国毋庸置疑地遵循这一普遍规律,按五个阶段循序推进;而论战的另一方则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独立阶段,封建社会也早已瓦解,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本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见解,但论题一出马立即上升到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根据有二点: 其一,如果不承认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否定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因为近代中国本是古代中国的发展,有封建社会才有半封建半殖民一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前堤,否定古代封建,就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其二,如果中国不存在五种社会发展形态,那就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异是否认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按照这三段论式,这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出路与中国命运的大问题,因此,学术争论一变而为政治态度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新思潮派、新生命派、读书杂志派、食货派等各种学派纷纷登场,国共两党的文化精英,学术界的名流全部上阵,论战多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性质问题,有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有认为古代中国属前期资本社会;有说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金融资本杂然并存等等,尽管讨论的双方或持以普遍规律论或强调特殊论,都宣称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都以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成果参与论战,然而相互指责,势同水火, 差异又在哪里? 托派代表人物李季自认为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秋原自述,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主张的是“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以苏为师,宗法列宁主义,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统,自与托派的纯正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有区别,按理说,即使有这区别,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何至于势不两立? 所以决定问题性质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政治态度,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一部分人转向国民党,引起共产党人的极大反感,是国际背景和个人立场决定了问题的性质而非学术本身。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处于劣势,亟需要在理论上重塑信心,火药味愈来愈浓,1931年中共领导张闻天化名刘梦云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指责对方“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正当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之时,这一上纲使问题的性质一变而为大是大非问题,然而对此定性的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共产党的领袖。沿着这一思路凡有不同意见者,几乎都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我问题。论战的双方原本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讨论的一方如郭沫若、吕振羽既是学问家,又是共产党的革命家,其政治情结,自不待言,即使梁漱溟这样著名的党外人士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自述:“ 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放,从而追根到其历史,其文化。”怀抱救国救民的愿望从历史中找寻借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同为救国救民,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为敌是这一论战的重要特征。

  作为马列主义的一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这场争论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都是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或领导者,繁忙的工作使他们来不及对其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周详的学术考察,留下许多疑难未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产党取得全国全面的胜利,以无可置辩的现实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建国后,马列主义学者都擢升为主管文化学术部门的各级领导,继续进行路线斗争,特殊论者从此一蹶不振,再无还手之力,普遍规律论者终于以压倒的优势平息了这一论战。有意思的是,素来被批判的哲学家冯友兰表示:“ 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1) 同样的是,批判别人的,社会史论战中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在文革初期也有相似的表态,说要一把火烧掉自己过去的著作。这哪是学术问题? 明明是政治绑架了学术! 在这一情势下,根本没有封建社会理论讨论的余地。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研究的深入,有的在当初激辩的主题如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大众文学之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有些如科学人生观、现代化等课题在当今的复出,业已消散了当初的火药味,成为相互切磋的学术讨论。但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却一如既往,从20世纪二十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叶,历经80年,岁月的磨励没有降低它的锋芒,如今又重现三十年代论战中的那种情绪和冲动,甚至认为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80年的风雨苍黄,依然不改初衷,不得不令人思索社会史论战中贻祸后人的流弊。

  80年前被认为反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共同点,是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欧洲模式的特殊国情,如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商业资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早熟,社会发展停滞,社会结构具有弹性机制,以及家族伦理等等。应该说,这些方面都为认识中国国情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某些见解也有失妥当,其中也不乏有某些错误的论调,如认为中国人“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中国不是一国家,而实为一大文化社会。”这些虽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在论战中已败下阵来,或已得到修正,但对这类问题的否定,并不等于否认中国社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马列主义史学家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性而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留下许多矛盾和薄弱环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古代。”这本书以汇通文献典籍、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见长,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然而这最具有中国特征的研究却是为了证实恩格斯的某一结论,而恩格斯对中国古代却一字未提。这是以论带史,不是论从史出,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社会发展不是没有普遍规律,但凡是规律性的通则,都是经过高度抽象化,舍弃了丰富复杂的内容而抽出来的框架,这才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常青树一说,中国与西方无论是自然生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都是千差万别,岂能以一个简约的条条所能约束,假如恩格斯在世,会不会承认郭沫若的成果可能还是问题! 既然恩格斯对中国只字未提,说明他并没有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更没有轻易下断语,这是严谨而科学的态度,也为后人留下研究的余地,而标榜自己的著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编的郭沫若,在学术上表现的轻狂和浮燥,溢于言表。更重要的是,以笼统的、不分国别的通则,认识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古代社会,难道不会发生误导?

  应该承认的是,强调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确实下了功夫,对国情的认识抓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虽然作者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揭示的某些特点就不存在。马列主义学者因为强调普遍性反对特殊性,以至对他们提出的某些特质性问题视而不见,学术与政治不分的倾向,几乎使某些问题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地。

  改革开放以来,局面有所改观。当初在社会史论战中,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当代史学著作中已有广泛的吸收和发展,如梁漱溟论证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特质,如今几乎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共识;有关封建社会具有弹性机制问题,在如今已少有异议,而最早提出“弹性”概念的是食货派傅以凌;当下对中国古代商业资本的估计虽与陶希圣有所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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