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7 次 更新时间:2009-06-07 11: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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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进入专栏)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主要数据看,自去年9月以来的经济刺激路径是难以“保8”的,由于世界经济的困境明年会甚于今年,如果振兴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方向不调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年不爆发,明年也会爆发,虽然今年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回升到8%,但是明年全年可能会低于5%,所以对宏观刺激方向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个方向就是城市化。

  

  一、前两月的主要数据已说明目前的刺激政策有极大局限

  

  自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中国宏观政策从紧到松的调整已经有半年,从国际国内的宏观调控经验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有所显现,然而前两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显著下滑,为3.8%,从前两月发电量仍是负值情况看,3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难以显著回升,若3月份为5%,一季度的工业增长率只会略高于4%,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也不会超过5%。从前两月的设备制造增长情况看,工业锅炉的增长率高达15.7%,水泥专用设备增长率高达10.2%,发电设备增长率高达21.7%,都远高于同期3.8%的工业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阶段仍没有结束,未来的生产过剩压力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

  前两月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曲线与工业生产曲线的分离。由于投资是需求动力,在以往年份都是投资高就能带来工业增长率也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今年前两月,虽然投资增长率高达26.5%,与去年12月当月的20.1%相比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期的工业增长率仍从5.7%下跌到3.8%。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现象目前已经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有些人从投资回升的现象判断是经济开始企稳的标志,认为不久可带来工业生产的回暖,我则认为这正是目前经济刺激路向失效的重要标志。

  这是因为,从设备制造仍处于高增长阶段情况看,大量以前阶段未完工程所定制的设备仍处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应该还有大量已完工的设备由于投资人未付款而没有发货,正是由于前两月前所未有的贷款大投放,使大量已经陷于流动性困境的企业又获得了投资资金来源,可以支付给设备生产商,从而使得已经处于停滞的大量未完工程得以完工,由此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现为投资增长率的反弹。所以投资的高反弹,一部分原因是可以用制造业厂商库存减少来解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投资上去了而工业生产却继续下降这个反常现象。投资反弹是贷款大投放加速已有工程完工的判断还有两个情况可以佐证,一个是前两月的金属冶炼设备生产增长率为4%,但是2月当月竟高达36.1%,应该是说明到2月份由于资金到位,金属冶炼设备生产企业有大量资金流入,开始完成以前的生产合约。这种2月份增长率大幅度高于1月份的情况在许多设备生产和汽车、造船等工业领域都存在,已经远不能用春节错月的因素来解释。另一个是以往投资反弹都会带来钢材市场的回暖,这是因为新项目上马首先是土建工程部分开工,需要大量钢材等建材,但2月份以来钢材市场已出现连续七周价格下跌,用暴跌来形容也不过分,说明投资增长率的高反弹,并不是有大量新项目在开工。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前两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高达87.5%的情况呢?政府在“出拳要快、出手要重”的思想指导下,自去年11月确定了4万亿元刺激方案后,立即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本来在准备“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各级地方政府就有许多未获审批的项目,现在不过是拿出来获得审批通过就是了,如果是新立项的项目,从前期的预可研到符合审批要求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如果是大项目,则需要一年以上时间。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以前为获审批的项目,一般都是已经存在过剩可能的长线项目,现在拿出来建设,一方面会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不到30%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会即便已经拿到了投资批文,会在这个时期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吗?所以我很怀疑这个新上项目高增长率的真实性,因为这毕竟只是计划投资额。市场化主体的投资意愿下降,从而不跟进国家启动投资意愿的倾向目前已有显露,例如,占全部投资近1/4的房地产投资领域,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在前两月投资高调反弹的背景下,增长率却从去年的23%猛跌到今年前两月的1%。目前政府希望今年的投资额能达到20万亿元,增长15%,我看如果按目前的情况,今年能有15万亿元就很不错了,因为毕竟自2005年以来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就开始下滑,进入2007年以后,就已经出现显著负增长了。

  而且,如果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是建立在加快完成已有项目的基础上,则今年的生产过剩发生的情况就会更猛烈。目前还没有前两月投资完成额的构成数据,但到一季度数字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在已经严重过剩的钢铁、电力、有色、煤炭等领域的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所以,目前的经济刺激方向是在缓解生产过剩还是在加重生产过剩,就不难有个判断了。

  

  二、为什么已有的经济刺激路径会效果有限

  

  目前的经济刺激路径被概括为扩内需、振产业、科技撑、提社保,这就把刺激路径分成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从需求方面出发的政策,振兴十大产业和促进科技则是从改善供给方面考虑。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如果扩大投资需求的功效已如上面分析,则效果会极为有限,甚至有很多负面影响。扩大消费目前的重要举措是家电下乡,但占全国居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其收入总量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1/3,想用农村需求增长补城市需求下降,空间极为有限,且在城市经济收缩后,农民工大量返乡,在岗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农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缩的背景,所以启动农村消费的前景必定是步履维艰。

  目前已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撑的内容,据说还会有更多的振兴方案出台,但这都是从增加和改善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政策,虽然也有增加投资的相应安排,其结果仍是增加和改善供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出现投资于设备更新的投资高潮,是推动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和走出萧条的重要市场机制,但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其次是萧条的过程就是强制消除过剩产能,使供给与需求实现强制平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引发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更新设备要求。我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作大的调整,而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就是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危机后的设备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振兴方案不会有效消除过剩产能,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例如刚刚出台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就要求,在未来三年中央财政要投资百亿元,促使汽车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从前两月的工业产出结构看,代表生产能力增长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电器机械设备这三个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都分别比同期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高出18%、192%和147%,这说明产能释放阶段还没有过去,如果再要求产业振兴,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看,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因为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峰时,由净出口所代表的国内生产过剩程度,已相当于GDP的12%,在出口大幅度萎缩和产能继续释放的背景下,今年的过剩程度可能会达到15%,按去年30万亿元总产出计算,就是4.5万亿元。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率目前还不到20%,但若是走到日本那样因民间需求持续萎缩,只能由财政来担当需求大局的那一步,只要不到4年时间,财政累积赤字就会超过占GDP60%的警戒线,年度赤字规模也会4倍于占GDP3%的警戒线。因此如果危机持续,用光了政府的调控回旋余地经济可能还是走不出来。

  所以结论就是,目前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很有限,而且越往后其局限性就越明显,甚至会由于加重了未来的生产过剩而走到政策出发点的反面。如果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但情况显然已经不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三、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例如目前中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是农村人口的11倍,就是因为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有城市中发达的给排水和电力体系依托,能得以普及的缘故,这也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基本家电在城乡之间的普及率能相差2~4倍的根本原因,至于轿车进入居民家庭,更是需要城市中发达的道路建设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以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例如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而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例如根据当时世界银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从节省城市化成本出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从而国家工业化虽然获得推进,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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