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我的老师殷海光——专访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0 次 更新时间:2009-05-31 20: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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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进入专栏)  

  

  王晓波教授被视为殷海光的关门弟子,和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治学的方向是中国传统哲学史和台湾史。研究所毕业后留校台大哲学系任教,同是他也是党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其和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直到1997年台大为没有坚守学术自由,公开道歉,“台大哲学系事件”载入校史。

  今年王晓波先生就要从台大退休了,笔者在他凌乱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请他介绍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青年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

  

  郭:你的老师殷海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我喜欢那个说法,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殷海光,第一个是青年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殷海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第三个是思想还在进一步升华,可惜英年过世没有完成的殷海光。

  郭:具体怎么讲?

  王: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青年从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对蒋总统非常崇拜,甚至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闻一多在课堂上抨击蒋介石,他还组织一批同学,抨击闻一多。

  他后来当《扫荡报》主笔,那是一个最坚决反共的报纸。后来当《中央日报》主笔,也是非常返共的。他才思敏捷但国学不是很好,据说他有个外号叫“别字主笔”。

  郭:他从一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人,开始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他告诉我他的第一次反省,是在徐蚌会战,你们大陆叫淮海战役吧,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发现宣传和真实的民心有很大的差别,人民中间确实有一种反蒋情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对,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批评。我记得他后来跟我聊天时,常会有点发牢骚的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郭:这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有有很多期望的。

  王:对,另外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容于共产党。他当时是共产党宣布要通缉的“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好像头一号是陶西圣。所以他选择到台湾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郭:他什么时候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王:这要从一个大的背景开始讲起,那一批外省知识分子随国名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都有反省意识,官方的反省是说,国民党太仁慈,不够集权,所以坐视共产党坐大,而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有两种潮流。

  一种是以胡适博士为代表,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

  另一种是以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对抗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坚持不够。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是搞红色西化,蒋介石学习英美是搞白色西化。

  殷先生是属于胡适这一派的,那时候他已经是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者了。

  

  走向反对派

  

  郭:他们开始办《自由中国》就是为了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吧?

  王:主要是胡适这一派,胡适提出要创办一个刊物,在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了,作为自由主义的阵地,雷震当时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他是当时国民大会秘书长,相当于你们大陆搞统战工作的,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又是胡适的粉丝。于是他牵头来办这个杂志,注册的是周刊,但大概资金问题,后来搞的是半月刊,恐怕你们不知道,一开始政府也是非常支持的,军队都订,一直发到连队。

  当然张君励他们另一派就搞了《民主评论》,后来他们就是新儒家学派。

  郭:政府支持的刊物,什么时候开始批判政府呢?最后怎么发展到政府打压呢?

  王:《自由中国》一开始就保留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态度,这些还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容忍范围之内,所以一开始关系还是挺融洽的。但有有几个事件,是造成他们受到打击的关键,这是逐步来的。

  第一个“革命军人是狗”事件,《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自称是军人,但话语让人觉得有反讽的含义。说:军人必须服从领袖,就像狗忠诚于主人一样。

  这本杂志在军队引起哗然,很多军人觉得受到了侮辱。

  军队提出抗议,不过到也没有很严重的打击,不过从那以后军队就不再主动订阅自由中国了。

  再在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在台湾总结他的军队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觉得,共产党的军队是支部建在连上,军事指挥系统之外,还有一套独立的政工控制系统的制约,这是从苏俄体制里来的。而国民党没有,所以在战争中,国军很容易叛变。他痛定思痛,在台湾就开始建设军队政工系统,要建立一支“党军”,蒋经国就是政工干校第一任校长。这个在国民党内部就意见很大,军队里面以孙立人为代表很反对,他们是坚持军队国家化理念的,陈诚也很反对,他大概出于有和蒋经国争接班人的意思,他想抵消蒋经国的影响的意思。而《自由中国》是非常鲜明的反对军队政工系统的,这大概在蒋介石看了是介入了国民党的内部派系斗争。

  再加上另一件事,就是他们以胡适带头,都反对花瓶党,要在台湾推动政党竞争,胡适提倡要有真正的反对党,他们提议要把国名党分成两个党,自由竞争。

  这个更让蒋介石生气了,他觉得这是在分裂国民党,帮共产党的忙。

  郭:这个时候殷海光是国民党的忠臣么?是出于第二种忠诚为了国民党好,还是就要挑战国民党?

  王:他那时候已经比较清晰地不再支持国民党了,但那时虽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政策,但和蒋介石并没有撕破脸。更鲜明地对抗,是当时国民党搞一个《出版法执行细则》,里面加强言论控制,对于发表通匪的言论,不仅处罚作者,还要处罚刊物。对此胡秋原,陈舍我这些人都反对,但自由中国反对的最激烈。每期殷海光就把这些条款挑处来,每期打上黑框印在杂志显要位置,表示抗议。

  更公开和蒋介石个人撕破脸,是在蒋介石要连任第三任,当时以国大临时条款的,修改总统只能任两届的规定,主要理由是,为了要筹备反攻大陆,解放同胞。这次殷海光是直接和蒋介石个人碰撞,他连篇在《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谈反攻无望论。这时候蒋介石心里大概已经气得不得了了, 在台湾公开传播“朱毛共匪所热烈欢迎的”观点,他肯定想除之而后快。

  更进一步的是,50年代台湾开始推进地方自治,地方县市长都是民主选举,他们这样一批外省籍知识分子,看国民党不开放,就去和地方民主力量联合,到各地方搞“地方自治座谈会”,和社会力量串联,是为组党作准备。

  郭:他们这么给蒋介石找麻烦,蒋介石还没有下决心收拾他们?

  王:他们越批评蒋介石,蒋介石还越那他们没把法,因为他面子上还要尊重言论自由么,最后查处《自由中国》,蒋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很长时间的情治人员都想找《自由中国》的把柄。我后来认识一个前警总的人,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汇报,情治机关一个官员拍蒋介石马屁,他知道蒋心里很讨厌《自由中国》一帮人,他就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雷震是匪谍,他们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资本论》之类的共匪书籍。蒋介石结果一拍桌子:胡说八道!他我还不知道么?他怎么可能是共匪?

  后来到1960,“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后来《自由中国》也被停刊。查实了一个人是“匪谍”,以“知匪不报,包庇匪谍”这个名义,把他们都给处分了。

  于是殷先生只好回台大教书了,台大也还是给他很好的礼遇,有的人稍微受一些恐吓就缩起来了,殷先生毫不退缩,他骨气很硬,继续公开发文章为雷震辩护。

  

  威武不能屈

  

  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殷先生的?

  王:我1963年到台大,他给大一教逻辑学,很多同学都非常崇拜他,我更是亲近他,我大一一念什么书也没好好读,就在台大图书馆里,把所有的一套《自由中国》看了个遍。

  郭:学生为什么喜欢他?

  王:一是因为他的思想。二是因为他非常爱护学生,对学生非常鼓励。

  郭:有什么例子呢?

  王:有一次我和他出去开会,回来我们打一辆车,那时候打出租车时很贵的,他在车上就对我讲“小波呀,你不要学我啊,你对时代的关切太深,不要到老还向我这样一点学术的建树都没有。”你想他这样一个成名成家的大学者,对一个学生这么谦虚,是何等的鼓励。

  郭:你们的师生缘份有多久?

  王:到大三的时候,那次新学期开学,我选课看到课表上还印了殷先生的名字,但教务处的人说他的课已经不能选了,他不能来上课了。但我们一帮同学都很抱不平,我经常去殷先生家看他,请教问题,他家门口常常停着警察的车子,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常常对警察怒目而视。

  郭:他为什么被不允许上课?是因为他有反政府言论么?

  王:那倒不是,台大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传统的,大家对讲真话的人都比较尊重和保护,而且后来殷先生自己跟我说,在台大课堂上我还用得着骂政府么?台大学生这么聪明,我一个眼神,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意思。但殷先生这个人意志非常顽强,受到压力,也一点不改初衷,我后来知道,政府曾提出给他安排一个教育部待遇不错,不用做什么事的闲差,只要他少发些言,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于是就被停课了。

  郭:到底是什么理由,使政府下狠心要停他的课呢?

  王:他有个朋友胡学古带来一个军人去见他,那个军人说能搞到枪,这也可能是国民党有意设计的圈套,说准备刺杀蒋介石。后来他们策划的时候败露,被抓住了,在警总交待,说他们说到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时候,殷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支持。于是殷先生被牵连在此案中,当局就下决心把他停课,并且监视了。这是胡学古后来出狱以后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但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不会支持刺杀蒋介石的,他大概是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他们误解了。

  郭:他被停职以后生活是不是变得落魄,生活怎么办?

  王:生活倒还没有问题,台大给他的工资还是照发。但是殷先生是那种很有贵族气的人,花销还是蛮大的,你知道他对吃很讲究,所以师母烧一手好菜。那时候不讲知识产权,台湾把很多美国书都盗版,很便宜,但他买书从来不买盗版书,专门到美国订购正版;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说跟别人挤,有失斯文。

  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爱吃卤牛舌头,记得那时候,我常骑脚踏车帮他去买卤牛舌头。

  他主要的苦恼是,国民党控制他,他受邀出国也不给他办护照,哈耶克来台湾也不让他见。

  郭:你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么?

  王:对,他那时不自由,开始写《中国文化的展望》,你知道殷先生国学基础不是很好,他为了写作,找来一些古典思想家的书来看,我记得当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激动得跟我说,讲得真是好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说,哇,这就是中国的存在主义。

  他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个站的更高的自由主义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他在看美国的《生活杂志》,在讲越战,里面有一个照片,一个越南青年,手被美国兵反绑着,但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应该是比较倾向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比较提倡社会福利保障的。

  郭:我看你研究的领域,比如法家,好像和殷先生的领域有很大差距,你为什么没有继承他学术上的衣钵?

  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殷先生很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观复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针锋相对的论敌。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他能把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徐观复学。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君子。

  郭:他这样的人,这么可惜这么早就走了,你觉得他得癌症是不是和国民党迫害有关?他最后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王:他一直是很坚强的,一直都在研究思考写作,陈鼓应说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当然都说殷先生就是给国民党害死的,要是不罢他的课,他心情好就不会得癌了,他们也百口莫辩,殷先生从来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爱喝咖啡。但是癌症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这么多人都得,有的也很奇怪。

  因为他只是停课,还是台大的教师,所以他住的是台大医院,他住院期间,都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来24小时轮班照看他。最后那一晚,是我在值班,我看见他睡着了,胸口起伏突然不动了,我赶快叫医生,他已经去世了,最后非常平静。

  他去世以后,台大出面张罗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夫人,专门给她安排一份资料室的工作,这些国民党都没有干预。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给殷先生发卜告,接待我们的人说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半价。台湾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那一年殷先生正好4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投身党外运动,我想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现在我都马上要退休了,我总记得殷先生跟我讲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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