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4 次 更新时间:2009-05-31 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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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进入专栏)  

    

  考虑到五十余年的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农民土地的得而复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将他们牢牢拴于故土,须臾不离,等等,在此我更想说的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若干年前,我曾经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在我看来,“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终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天下土地成为皇家不动产,生息其上的民众也变成了从属于土地(此土地实则为王有或者国有之象征)的附着物。当农民被禁止外出,他们难免像被安插在田间的“帝国稻草人”般为一个王朝尽守望之职,听任国家与政府的摆布,飘摇成一道宛若逝去了生命的历史风景。

  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力学定律。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记得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说过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权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之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了——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说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 Macgowan)记录了这样一段印象: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

  文中的“奈伯斯葡萄园”通常译作“拿伯的葡萄园”。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拿伯算得上是上了《圣经》的“钉子户”了。只是,相较前两者,虽有上帝罩着,拿伯的命运却要不幸得多--他后来被亚哈的王后设计杀害。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拿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这位国王对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补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拿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回到宫里,连饭都没心思吃了。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若是中国国王,如麦高温所说,只需派几个大臣小吏去抢就到手了。

  在物权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人也许会惊讶于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乐。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他显然还不是中国皇帝那样的“抄家型选手”,他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拿伯知道向国王说不。

  应该说,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前文中我曾谈到本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事情并非都这样乐观。

  同样是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里,麦高温谈到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在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只说了几句话便解决了问题。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

  “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相较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几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而这一切,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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