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国迈向“准超级大国”的分水岭。北京将大力投放硬、软权力，而且这目不暇给的连环亮剑可能令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难以应付！过去半年胡温领导层已经在军事与外交领域频频出招。例如去年年底解放军派皇牌战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名义上是护航与打击海盗行为，但同时展现中国海军已拥有随时快速抵达远洋行使任务的能力。中国外交全方位出击，继总理温家宝元月出访欧洲后，二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副主席习近平同时外游，而且两位政治局委员(习近平加副总理回良玉)同时访问拉丁美洲，确实先声夺人。在不少领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差不多掩盖了美国的锋芒；而且四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经济大会上，北京有关“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建议亦获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从“韬光养晦”到“准超级大国外交”
中国共产党去年十二月举办纪念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的盛会，但改革总设计师在1990年代初提出在外事工作上“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名训实质上已被修正与“现代化”。胡温领导层已把邓小平倡议的“后发制人”改为“先发制人”，向准超级大国外交迈进。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江泽民在1990年代中期后已推展在所谓“一超多强”国际秩序下的“大国外交”。这主要指在不挑战美国这唯一超级大国的同时加紧与欧盟、俄国、日本等其他集团和大国的关系。总的来说，在对美方面，江前主席还是采取邓小平提出的“寻找合作，避免麻烦”的方略，但同时与其他大国与集团缔结友好乃至伙伴关系，尽快把“一极”的世界秩序变得“多极化”。但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开花结果与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泥足深陷，北京充满信心地过渡到“准超级大国外交”，开始在地缘政治和其他领域与美国争一日之长短。
作者试图从硬与软实力投放以及外事活动诸方面探讨“准超级大国外交”的轮廓。
“准超级大国外交”的硬实力投放
评估中国硬实力投放首先得看军队的实力。去年下半年，军方外事部门先后两次对西方媒体间接承认中国在积极建造航空母舰，而且这些“巨无霸”几年间就可能在各大海域巡弋。国防部发言人黄雪平更直言“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具体要求”。到今年三月国防部部长梁光烈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会谈时，直言“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梁指出，“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洋领土，守卫责任重大；中国海军力量较弱，因此有发展航母之必要”。北京消息人士介绍，中国打算在未来十年至少打造四艘航母，而且虽然在某些环节需借助俄国的设计，但“自主建航母”的梦想基本实现。除了航母外，解放军在长程导弹、隐形战机、潜艇的科技水平已接近俄国并追赶美国，加上航天“嫦娥计划”的突破，中国在军事与科技上的“准超级大国”分量已毋庸置疑。
令外界最关注的是解放军将如何投放其庞大武装力量。中国最近就钓鱼岛与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与日本以及菲律宾的纷争有升级的迹象。不少解放军将领对于北京曾认可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有不同看法。中国国防大学海军少将杨毅认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一个前提，就是‘主权归我’，这意味着，中国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方面的原则立场是坚定的，也是不能妥协的。”杨将军觉得与别国谈判时，一定需要优越的军事后盾。杨强调：“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后盾，中国海军是防止其他国家肆无忌惮侵蚀中国海上利益的强大威慑力量。”
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一南去年年底发表 “中国不是在莺歌燕舞之中实现崛起”的理论，意思是中国要争取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需要踏过荆棘，迈过一道道门槛的”。所以中国极需要扩展军备，以实现数代英烈梦寐以求，即中华民族富强复兴的目标。金教授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关键时刻，往往需要军队承担中流砥柱的作用。军人平时必须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另一篇年初在《解放军报》刊登的文章同样摆出强悍的态势。作者张兆垠提出中国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首先，解放军必须“摒弃和平时期建军，建和平性质军队”的观念，而树立随时准备打赢硬仗的进取思想。这位成都军区副指挥官声称，解放军绝不能偏离“勤备战、谋打赢”这条主线。张更表示：“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一直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军队建设始终都应围绕提高如何打赢战争这一核心能力展开。”
更值得关注的是，军方战略专家已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概念从单纯的维护国家的领土边疆扩大到维护国家“利益的边疆”。战略家黄昆仑在《解放军报》发表《我军须超越领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一文，指出“进入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军队的职能使命必然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而不断延伸”。在21世纪，中国的“国家利益已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开始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拓展”。黄强调：“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军的使命就要延伸到哪里。按照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我军不仅要维护国家的‘领土边疆’，还要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
“先发制人”与“红线外交”
美国在布什总统的八年任期中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内政上都犯下连串错误，削弱了此超级大国的硬软实力。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与阿富汗进退维谷，且财政负担不胜负荷；加以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局等机构监管金融、股票业不力，引发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海啸。华盛顿失去的不光是继续充当“国际警察”的实力，更严重的是欧洲与亚洲的政要与知识界对“美式放任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辛苦建筑的“道德高地”已出现大滑坡的困局。
凡此种种都为中国过渡到“准超级大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空间。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国际战略专家陈向阳的分析，中南海领导人在一、二月份的密集外交正是要“下‘先手棋’，发出中国声音，维护中国形象，拓展中国利益……占据未来国际秩序的制高点”以及“牢牢抓住了国际战略主动权”。陈教授还指出金融危机虽是严峻挑战，但“蕴藏着重大转机与新希望，动荡不定的世界变局更孕育着新的国际秩序”。很明显，中国要为树立世界新秩序而大展拳脚!
同时，胡温领导层另一当务之急是趁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打击时，在全球牵涉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划出火烈的红线。以西藏问题为例：谁敢替达赖喇嘛撑腰谁就会受到“准超级大国”的杯葛甚至报复。北京不惜代价尽力孤立法国并延后中国与欧盟的高峰会，其强悍态势表露无遗！温总理访问欧洲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的购物团出访英国、德国与西班牙，单在英国便买了二十亿美元的机器与其他高科技产品，使法国企业家慌忙游说政府要与中国修好。当然，欧洲支持达赖喇嘛的国家不少。除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外，德国与捷克等国家的总理都曾高调接见此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且捷克在一月便当上欧盟轮值主席，中国很可能要准备长期与欧盟在西藏问题上打心理战。
但杯葛达赖的红线外交的确获得一定成效。三月底南非当局就不理舆论压力，拒发签证给此“流亡政府”领袖。而且不要忘记，北京在前几年综合国力还未“超英赶美”之时已在台湾问题上成功打响“红线政策”；试问，今天在国际社会上除了跟台湾还有“邦交”的少数小国外，谁敢邀请台湾“部长”或以上的官员到访？谁敢直接支持“台独”？谁敢不为“三通”与“两岸经济实质统一”欢呼？
与美国平起平坐与针锋相对
在1990年代中、后期, 国家主席兼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江泽民经常问他的“美国通”智囊，从短、中期来看，中国需要美国多一些还是美国需要中国多一点？假如中、美“相互依赖程度”对等的话，我们可以粗略“量化”为50：50；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此“互相依赖比率”大概是70：30；但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此数据已蜕变为65：35。伊拉克问题、尤其是金融海啸后，北京外交与安全系统的专家研判，中美的总体依存度可能已变为60：40，甚至接近55：45。
这巧妙的变迁从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2月访问中国前后表露无遗。首先，在竞选美国总统阶段奥巴马还猛批中国政府“操控汇率”，但奥巴马上任后就再没有重提此敏感话题。希拉里在访华三天内多次强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对华盛顿非常重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此前第一夫人向随团美国记者吹风时说奥巴马政府不会让西藏与人权问题“干预”美中在金融、环保、与气候问题上的合作!的确，在访华前夕，希拉里就用了“同舟共济”来形容美中关系；而温家宝在接见她时，再加上一句含意深远的“携手并进”。但温总理在今年“人大”国际记者会上声称北京异常担心中国收购美国资产的安全问题，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中美“平起平坐”的态势已不言而喻。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副总理回良玉在二月同时远赴南美洲，香港传媒认为有“直捣美国后院”的势头，中国“准超级大国”的锋头一时无两。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时更揶揄某国家的官员“吃饱饭没事干，向中国说三道四”等。虽然国内媒体没有报道此“新闻”，但外界的反应是：可能在中共“十八大”上更上一层楼的习副主席好像没有给美国太多面子。毕竟美国对中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活动一直非常关注。去年年底中国之所以成功加入 “美洲发展银行”据说是北京向华盛顿多次“据理力争”的结果。
记得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于2000年年底在美国著名《外交》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美、中将会是21世纪的“战略竞争者”。而虽然在“9•11”事件后，美中在华盛顿牵头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紧密合作，但美国大部分政客与国会议员没有放弃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看待；在可见将来，中美在经贸与金融领域加紧合作的同时却会在地缘政治以至争夺矿产资源等领域频频交锋!
软权力投放的大跃进
在软权力方面，北京已准备花费高达四百五十亿人民币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魅力！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官方喉舌将大肆扩张，包括成立中国首个类似CNN与BBC的二十四小时英语新闻频道，以及增加更多语种的广播与新闻信息等。在年初举行的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便要求负责“外宣”的干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李长春还呼吁文化与媒体单位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家形象”。
而最近主要媒体都争先恐后刊登著名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的高度评价。例如北大教授俞可平表示，“中国模式之所以在近年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便是所谓‘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俞认为中国文化与体制“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刚发表的报告，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全球排第七，但有机会突飞猛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指出，中国的软权力优胜过西方。董教授说，“中国特色软实力本质是和平与和谐，特点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开放包容、友爱无界”等。
“准超级大国外交”与“和平发展”是否相悖?
为了睦邻、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地位以及防范“中国威胁论”蔓延，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的外交班子都强调“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路线。即是说，中国崛起不会对邻国和其他地区构成威胁，相反，中国的兴起将导致国际“双赢”局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发表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又如温总理多次指出，“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表面上，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外交”并不意味着北京会放弃“和平发展”，或显示中国会觊觎别国领土或有“称霸”的意图。但无可否认，解放军最近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等装备，某些国家可能已觉得中国对它们构成威胁；而且一场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以及美国、俄国的军备竞赛很可能已经爆发。当然，北京在过去十几年的确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和平地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在内的纷争；但谁都知道，一个拥有准超级大国级军备的国家比一个军事力量平平的国家在谈判桌上可以发挥更大力量并争取到更多的果实!
当然，北京可否驰骋于国际地缘政治跑道取决于经济、军事力量与软实力诸方面。无可争议的是，美国在新世纪的一系列错误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中国领导人需要考量的是，在发挥准超级大国影响力的同时，要尽量避免得势不饶人的强悍态势。不然的话，“中国威胁论”可能会在全球不少角落发酵，而这对中国进一步投放硬或软实力都没有好处。
来源：《领导者》27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