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尚建:政党控制与社会成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09-05-28 11: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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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  

  伴随着基层自治的萌动,政府对社会控制的途径作了一定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的结合。但是,政府在国家的底端的特点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内在冲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体现为法律执行者与村规民约监督者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秩序维持者与社会自治引导者的冲突。

  首先,法律执行者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监督者之间的冲突。有学者指出,控权理论源于对权力肆意的恐惧,主张对权力加以控制,使其不致危害社会,这是控权理论的价值所在。但控权理论仅仅着眼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却忽视了利用政府权力去实现美好目标的可能性,忽视了政府权力所具备的建设性功能,也没有认识到对政府行为的积极引导也能成为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14]。在长期缺乏法制基础的乡土中国,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往往通过带领人民制定村规民约等形式改革传统的单一国家控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和基层的一种制度准备。村规民约作为古老中国传统的自我管理的制度,曾经一度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村规民约重新发挥其古老的作用已经受到更大的法律限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则规定:“居民公约由居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备案,由居民委员会监督执行。”村民(含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以及村(居)民会议或者村(居)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居)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是这一原则很容易被一些地区突破,曾经有些地区村规民约规定,出嫁女不再享有娘家所在村口粮田,这一规定实质是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5]。基层人民政府被赋予了村规民约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加上已有的行政管理者身份,从而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然难以从实质上摆脱政府单边治理机制的阴影,仍然难以实现国家从社会抽身的初衷。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城市政府与城市居民社会之间,事实上,户口制度导致的二元“自治”(即村民和居民而非公民自治)本身就是过渡性的产物,这也决定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仍然会有一个较大的调整时期。

  其次,国家秩序维持者与社会自治引导者的冲突。在现代的政府工具选择里,财政手段往往被普遍使用,我国的社会控制也主要采用这一手段。但是在我国基层社会的发展中,政府财政扶持的手段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村民自治法和居民自治法通过后,仅仅从法律文本上看,二者就有很大的差距,从经费上来说,居民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来源,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的范围、标准和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而村民组织法则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根据情况,可以给予适当补贴”。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国家秩序的维持时并没有采取公平的态度。事实上,越是落后的农村地区,越要进行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否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社会秩序也难以朝着理性的道路前进。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和居民委员会自治法规定着基层政府必须承担着国家秩序维持者与社会自治引导者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内在的紧张:首先,作为国家秩序的维持者,政府希望社会活动的边界能够牢牢地被控制;而作为社会自治的引导者,基层政府希望社会能否走上良性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两种矛盾的身份如果借助公共财政手段来进行的话就不难解决,因为市民社会的生长符合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也符合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趋势,因此也需要国家更大的财政投入。

  (二)政党控制的可能性方案

  现代国家都离不开政党的作用,而在不同的历史进程,政党的作用也有差异。卡增斯坦曾这样区分过政党的作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党是从社会底层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党之间的进一步的政治联盟关注的是政治参与而不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在工业化晚发国家里,政党之间的联合集中关注的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不是政治参与。”[16]我们认为,作为特殊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的政党既要关注社会动员,也要关注政府过程;而这两种手段可以通过政党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同步进行。

  首先,在西方,社会的划分方法有多种,其中典型的划分有阶级、宗教、种族、年龄、性别等,社会的划分也构成了该社会的结构。把选民依照其对某一特定政党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一贯支持而区分为不同的集团,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党联盟[17]。多元的社会结构与政党结盟有着内在的联系。一般地说,战后英国的工人阶级多支持工党,而中产阶级多支持保守党;在法国,从事教职的罗马天主教徒与其他居民的分化,形成了支持左翼和右翼政党的社会基础。在英法及其他国家,政党划一在不同的时期是建立在某一个或更多的诸如阶级、农村性质、语言、宗教、地方主义、种族感和其他政治分群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分层逐渐打破先前时代已经冻结了的旧分层而确立起来[17]。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更加发挥其作为阶级联盟的作用,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党派要负责任地把社会利益反映到政府过程中,这些正是党派恢复活动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要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利益代表中实现其政治合法性。

  其次,政党的身份转换:从国家化到社会化。在美国,从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看来,政党是民主重要的保障力量。谢茨施耐德认为,政党可以把复杂的政府过程简单化——当政治家们开始政治发动并组织美国公共生活时,政党开始主持一个庞大的政治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从美国共和主义的小实验到美国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彻底地得到运行,这一过程蕴涵的自由和民主甚至大大地超过了1789年[18]。同样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体系转换中,一个强大的政党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只好建立在政党对社会的控制之上。

  作为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成员的增加意味着大众党的产生,但是精英党如何完成向大众党的转变,现有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的要求仍然在党的政治过程中被反复引用,那么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是否可能完成话语转换,在国家对社会控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相比国家统治的强硬性,由于政党来源于社会,本身就回应社会的主张,那么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组织本身就必须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凌驾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国家的权力,而应该更多地依赖社会权力,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表达管道,政党本身就必须完成国家组织向社会组织的改造,从而逐步减少其国家属性,并逐步增加其社会属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赢得社会的支持,并在这种社会支持和授权中完成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监督。

  政党权力的获得首先是社会授权的结果,政党在庞大的国家体转换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民主作用,政党不能遏制社会的生长,正相反,一个被削弱的社会无助于政党功能的凸现;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大势之前,中国共产党可以有着更大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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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英)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66,762.

  [18]E.E.Schatt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4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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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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