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经验和“官官相护”的发生

——巴东县公安局长存在心理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7 次 更新时间:2009-05-26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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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近日江南都市报采访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杨立勇的回答引起一片嘘声。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杨立勇的话直接跟“5•10”案比照进行再解剖,我倒是受此案引发,发觉官场思维与社会思维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系统,并联想这些年来官场高调宣扬并推行的“解放思想”的虚幻,其消极影响在底层社会结成了青涩苦果。

  作为一名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杨立勇在案发以后的答记者问,是代表了巴东县委、政府,又因为此案由他管辖,他的表态非他莫属,他的出场及表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筹码,存在某种风险。如果说错了,后面还有县委书记、县长,就是说作为巴东县表态,有着一定的更改空间,他就要承担责任(免职或调离);如果说对了,也就是没有给该县造成更大的被动(这种对“被动”的确定来自上级而不是来自社会百姓),他就会受到上头的赞扬,对他而言就是打了一场胜仗。至于群众(网民)和媒体反映,他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他不是无备而来,一定是得到了其上司的耳提面命,确定了处理此案的底线。他处在风口浪尖——内有官场俯视,中有案件本身,外有群情激荡——的存在情境,必定催生他的存在心理。显然,他内心是紧张的,也是悲壮的,他只有凭经验——站在公安局长立场又必须援引相关的法律字眼——应对。

  在中国官场,经验有两种,或者说凡进入中国官场就自然会把握两种经验,一种是主旋律即大话套话经验,在会议场合,接待群众场合,公众场合,背书一样重复那些大话套话,比如“解放思想”就是其中一种,做表面文章(会议记录,标语口号,群众接待日,规章制度贴墙上等),应付没完没了的上级检查,属于这个经验系统。一种是属于潜规则但管用的经验,比如“解放思想”“招商引资”“提拔升迁”等,“解放思想”细化下来,在县里就是国有企业转制、破产、拍卖,转为私营,用乡情加色情吸引和留住客商,搞旺流通,凝聚人气,于是按摩店、发廊——色情行业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这里有着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就是说在这些世相背后,都有权力的介入。在思想长期禁锢的中国,尤其在县一级,县领导是要带头“消费”的,许多地方发展的所谓经验,纸上作业冠冕堂皇,其实,以色情服务、赌博休闲(财注多少不等)是关键之一着。当然这些无烟行业很快又分等次,来招待不同层次的客人(领导和客商)。领导也是人,各级纷纷仿效,吃喝嫖赌全报销,何乐而不为?领会领导意图、让领导满意的就能升迁快,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领导服务,为人民币服务,当然也为自己服务——以后自己上去了,别人也同样这样伺候自己。所以存在着“领导圈”即权力系统的呼风唤雨,邓贵大等公务员是其最低的一级。

  作为公安局长的杨立勇怎会不知情?如此等等构成了他的工作经验,“官官相护”也不经意地发生了。他知道邓贵大是领会领导意图带客人去“异性消费”的,客观上是属于招商引资即工作的范畴。平时邓贵大这方面如鱼得水,情况又熟,知道什么地方服务最有品位也最到位,只要出钱,没有摆不平的事,没有摆不平的按摩女。进入了权力系统的人只有自己的尊严,看不到别人(如性服务者)也有尊严。因为邓贵大是本地人,我也不认为他平时有多“滥”(嫖和赌),他只是一个玩得转的奴才罢了,讨主子欢心是他的特长,而他的主子既有固定的(地方领导),也有不固定的,外面通过官道来的就有可能是他的主子,钱又能保证,他小捞一把是肯定的,所以也就能解释,他平时兜里放着整叠的“毛大头”,也是他在当地能够活得风光体面的一个小小的证明。可见当地的赌博是明晃晃的,邓贵大妻子也认可,不以为耻。邓贵大即使嫖,也是相当隐蔽的,或者说他去异地进行,决不在本地露馅。在官场已不把低级的嫖(进按摩店)和高级的嫖(二奶三奶)当回事了。

  于是,从内心出发,公安局长杨立勇不认为邓贵大有多坏,邓贵大只是倒霉罢了。杨立勇甚至认为邓贵大是在工作——执行一项工作任务。全县有多少像邓贵大为各种领导提供服务的基层干部呢?杨局长一定也按排或示意过底下人带某贵客去“潇洒”(享受异性服务),他也就理解邓贵大做这一工作的苦衷。所以,他在感情上,自家人上,工作系统上,必须尽最大限度减轻邓贵大的罪错,而加重了邓玉娇“故意杀人”的法码。他给邓玉娇及其家人(母亲)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力图将这个案件引向这个方向。牺牲一个修脚女(按摩女)无关大局,而没有给死者邓贵大的最起码的面子,就事关大局——日后全县招商引资等需要大批基层干部跑腿卖命的事谁去做?谁敢去做?因此,“官官相护”在杨局长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经验使然。一句话,利益使然。

  由此引发开去,历史上现实中令百姓愤恨的“官官相护”,其实是进入官场后的必然,除非你保持与官场规则相悖的人格正义姿态(像古代的若干清官),一般地,只会按此官场“经验”办事,着眼点是有利于官场,说直接一点就是给同僚留情面,大家彼此彼此。

  我自然联想平时(包括以前)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某人某事已够下台或法办,群众呼声强烈,甚至一段时间媒体也在擂鼓助威,但正式处理结果,大多只是换了岗位,或者易地为官,往往跟社会和民众的期待背道而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基于官场经验,而不是遵从什么民意也。当然“群众呼声”包含着非理性非法制的情绪,但是让群众瞠目的结果只是符合官场规则,也同样有悖于理性和法制。于是,现在各级叫得响亮的“以人为本”,均存在表与里相悖的问题。所以一个邓贵大倒下去,许多邓贵大涌上来。我敢说,巴东县绝大多数各级官员都期待杨局长这样的说法,邓贵大死得可惜,而邓玉娇不是个东西,太过分了!

  “以人为本”是个现代的、理性的提倡,是社会进步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提出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含藏现代民主法制这一套语码和相应的人文环境。但从中国官场经验出发的“以人为本”到头来只会损害“以人为本”的提倡。于是落实“以人为本”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境,给国民一头雾水。现代,一个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如美国马丁•路德金事件,在民主开放的社会——能树立社会公正之心的社会,是能通过它推进制度的改善、社会的进步,促进人心和真正和谐,中国也有孙志刚事件这样的例子;但大多数“偶然的事件”,在民众的关注之下,却向着不合民意不合法制只合官场规则的方向落幕,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大家一目了然。我们本地有句俗语:“批林批孔,越批越孔”(前一孔字指孔子,后一个孔字系狡猾狡诈心黑之意),放大一点说,政治运动、政治口号越频繁,官场经验越顶用,人心越差,大家一边叫着正确的口号,一边做着败坏人心的事。

  像开头提到的“解放思想”,社会却向着腐败滑行。杨局长仍行进在他官场的经验世界,弱女子邓玉娇以生命抗争,这些都与“解放思想”不相干。近年向传统文化学习,国学成了一种时髦和时尚,继绝世兴周礼,再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对强化民族自豪感确有好处,也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正面意义,不幸的是,这只是停留在宣传层面,叫百姓要如何如何,而官场依然凭着老经验,杨立勇熟练的不乏真心的演译,却印证了“解放思想”的负面效果。

  

  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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