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奚:从《左传》、《国语》的“仁”观念看孔子对“仁”的价值提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4 次 更新时间:2009-05-26 13: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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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奚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经过系统的考察,认为《左传》和《国语》中的“仁”观念是孔子“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左传》和《国语》已经开始了在“全德”的意义上使用“仁”的理论尝试,探索在众德之外寻找一个能够包容、涵盖众德的更高、更有普遍意义的“全德”,从而为孔子“仁”学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在方法论上也为孔子的“仁”学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突破的阶梯。孔子沿着《左传》和《国语》探索出的路子继续前进,对“仁”进行了关键性的提升,最终确立了“仁”之“全德”的地位,从而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

  

  【关键词】左传; 国语; 仁; 孔子; 方法论

  

  一、《左传》、《国语》的“仁”观念

    

  在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国语》[1]中,“仁”字已频繁出现。考察《左传》、《国语》中的“仁”观念,我们可以感受到春秋时代人文精神的高涨和人们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人们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看到“仁”观念的不断丰富及其理论内涵的逐步深化和明确化。对照《左传》、《国语》和《论语》中的“仁”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发展演变的轨迹。《左传》、《国语》中的“仁”观念,是孔子“仁”观念的直接思想来源。

  《左传》和《国语》的“仁”观念,比起以《逸周书》为代表的西周末期到春秋早期的典籍中的“仁”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推进。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仁人”、“仁者”、“仁也”、“不仁”、“非仁”等道德判断的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在《逸周书》中尚没有出现。在《左传》、《国语》中,对某人的道德状况进行总体上的评价,若做出肯定的判断便许以“仁人”、“仁者”之名;对某个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评价,称许者则给以“仁也”的判断。反之,如果对某人某事做出否定性的道德判断,便是“不仁”、“非仁”。这种情况表明“, 仁”的价值在春秋时期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已成为人们修己待人处事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仁”的道德份量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其他德目。以是否符合“仁”作为评价一个人和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春秋时期十分流行的做法。相比之下,其他德目则显然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这也为此后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定下了路向和基调,在此后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从来没有哪一个道德条目的地位能够与“仁”相提并论。我们知道,注重伦理道德是儒家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体系中“, 仁”无疑是最重要的条目,这显然同儒家初创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及其所继承的思想遗产有很大的关系《, 左传》和《国语》的“仁”观念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从《左传》、《国语》关于“仁”与“不仁”的道德评判中可以看出,“仁”作为那个时代流行的德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其涉及到的意义是十分广泛的,很多本可以用其他德目来评判的行为,都可以用“仁”或“不仁”来概括。因而“仁”便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诸如“忠”、“孝”等德目,成为一个带有综合性质的特殊德目,而“忠”、“孝”等德目则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仁”。例如《, 国语•晋语二》载,晋献公死,有人劝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趁此机会回国争夺君位,重耳的随从舅犯反对,他说:“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在他看来,利用父亲去世的机会争国,非孝子之行,是为“不仁”。可见,“仁”虽然不等同于“孝”,但可以落实在“孝”上,可以涵盖“孝”,能“孝”即是能“仁”。又如《, 左传》昭公二十年楚国贤臣伍奢被执,费无极恐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逃往他国成为楚国之患,建议楚王以赦免伍奢的名义召伍尚、伍员诱捕之,他说:“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这里的“彼仁,必来”之“仁”,已完全与“孝”同义。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论语•阳货》的一则记载,宰我不愿行三年之丧,孔子批评道:“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不肯行三年之丧,属于典型的“不孝”,孔子却批评他“不仁”。可见“仁”可以落实在“孝”上“, 孝”可以体现“仁”,这在《左传》和《论语》中都是一致的。再如《, 国语•晋语二》载骊姬向晋献公进谗言陷害太子申生,使申生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劝申生逃走,申生不肯,他说:

  不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

  申生认为,如果逃走证明我无罪,那就等于国君错了,人们就会归怨于国君,而让人们怨恨自己的国君就是“不仁”。晋献公和申生既是父子关系,同时也是君臣关系,从君臣关系的角度看,申生若是逃走而使国人怨恨自己的君主,这其实可以说是“不忠”,而申生却说这是“不仁”,可见在当时人们看来“, 忠”和“仁”是相通的“, 忠”亦是“仁”的一种表现“, 仁”亦可以包容“忠”的涵义。可见,在春秋时期“, 仁”已经成为高于、重于其他德目的“主德”,其涵义已经涵盖了其他德目,从而可以落实在其他德目之上。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左传》和《国语》对“仁”的论述,主要是对某人或某行为作出“仁”或“不仁”的道德评判,而不是着力于挖掘“仁”的内涵或对“仁”进行界定。不过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对某人某事做出仁与不仁的道德判断,事实上也间接地收到了对“仁”的内涵进行充实和界定的效果。兹举数例如下:《左传》成公九年载文子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二》杜原款曰:“杀身以成志,仁也。”《国语•周语中》载富辰谏周襄王曰:“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国语•晋语三》载公子絷曰:“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国语•晋语一》骊姬曰:“为国者,利国之谓仁。”这些说法或从正面肯定某行为符合“仁”的标准,或从反面指出违背“仁”的后果,都是对“仁”的内涵的充实,均可视为对“仁”的界定。这些界定虽然涵义尚不明确,涉及的义项虽然尚显庞杂淆乱,但比起《逸周书》中仅是一般地提到“仁”并使之与其他德行并举而不加以阐发和界定的情况来,已有了长足的推进。

  《左传》和《国语》对“仁”的论述和界定,虽然同孔子的“仁”学尚有很大差距,但在基本精神上却都是吻合的,这些内容被孔子有选择地吸取,作为他创立仁学的思想素材。在《左传》和《国语》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同孔子论“仁”几乎完全一致的提法,甚至在文字表述上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臼季对晋文公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臼季所闻之言,毫无疑问便是孔子这一说法的张本。又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孔子之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的著名思想,《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左传》这条材料告诉我们,就连“克己复礼为仁”这一著名的思想也是“古也有志”,而不是孔子的首创,足见孔子的思想同西周以来的古老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厚的渊源关系。后人经常引用孔子的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前引《国语•晋语二》杜原款曰:“杀身以成志,仁也。”两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此外《, 左传》《、国语》中反复出现了“仁”、“智”、“勇”三德并列的情况,如《国语•晋语二》申生曰:“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其与《论语•宪问》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承续关系,显然比起《逸周书•大武》的“取仁”、“取智”、“取勇”来要更加密切。《左传》、《国语》也经常以“仁”、“智”、“武”三德并列组合,这让我们联想起《逸周书•酆保》的“明仁”、“明智”、“明武”,此两者之间显然也有前后承接的关系。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左传》和《国语》关于“仁”的阐发和界定中,出现了以“爱”和“亲”释“仁”的情况,这同孔子和孟子等人对“仁”的诠释路向是一致的。《左传》隐公六年载五父谏陈侯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里的“亲仁”,同《论语•学而》孔子之言“泛爱众而亲仁”之“亲仁”,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国语•晋语一》骊姬曰:“吾闻之外人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这同孟子的“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 和“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 的诠释路向也是一致的。许慎《说文解字》释“仁”曰:“仁,亲也”,可见“, 亲亲”是“仁”的要旨,血缘亲情是“仁”的自然基础,实行“仁”必须也只能从“爱亲”做起,故《礼记•祭义》述孔子之言曰“: 立爱自亲始”《, 论语•学而》亦载有子之言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骊姬关于“爱亲之谓仁”的认识,已经切中了儒家仁学的要领,其与儒家仁学的源流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爱人”是孔子和孟子对“仁”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2],以“爱”释“仁”也是历代儒者论“仁”的不二法门,这个“爱”不仅是“爱亲”,更要爱所有的人。以“爱”释“仁”的先例在《国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之言曰:“仁,文之爱也”[3],又曰:“爱人能仁”,便是以“爱”为“仁”的基本规定性,相信通过“爱人”的途径就能达致“仁”德。故《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方法中便有“明慈爱以导之仁”之语,主张通过“明慈爱”来引导太子以培养其“仁”德。可见,以“爱”释“仁”,在春秋时期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在以“爱”释“仁”的思想背景下《, 左传》和《国语》在论及“仁”时,有时虽然没有直接讲到“爱”或“爱人”,但却都渗透着这样一种精神或意识。如幸灾乐祸、乘人之危、以大伐小、以怨报德,都被视为“不仁”的表现。[4]

  总之《, 左传》《、国语》的“仁”观念,其涵义已经很广泛、很丰富,它们为孔子“仁”学的最终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直接的思想资源。孔子的理论突破和贡献主要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把此前有关“仁”的诸多论说、诸多涵义凝聚到一个“爱”字上,使“仁”成为人生所要终身为之奋斗的最高的、理想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为核心创立了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

  

  二、“全德”之“仁”——从方法论的视角看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以往从来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一点上,从方法论的视角来考察,看看《左传》、《国语》是如何尝试着赋予“仁”以新的涵义,看看这些新尝试、新涵义做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为孔子“仁”学的创立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借鉴和铺垫。

  《左传》、《国语》中的“仁”,从总体上看,仍是众多德目中的一德,但从涵义上看,已出现不同于《逸周书》的新义,从方法上看,已出现不同于《逸周书》的新的用法。这些新的涵义与用法,有的已与《论语》很接近,甚至几乎完全相同,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和分析。

  《左传》中“仁”字凡33 见,《国语》中24 见。这些“仁”字,大多数还是在众德之一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左传》昭公六年载叔向在给子产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这里将“仁”与“义”、“政”、“礼”、“信”这些具体的德目并列,还看不出“仁”比起这些德目来有何特别之处。类似的情况还有《左传》文公九年载范文子之言曰:

  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

  这里也是将“仁”与其他具体德目“信”、“忠”、“敏”并列“, 仁”并没有被赋予特别的地位。

  《国语》中的情况同《左传》大体一样。例如《楚语上》记述楚庄王请士 为太子箴的师傅,士向申叔时请教,申叔时的回答中言到:

  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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