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奚 孙希国:《周易古经》与诸子文学——兼评当前的“周易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3 次 更新时间:2009-05-26 12: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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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奚 (进入专栏)   孙希国  

  

   自八十年代始, 中华大地出现了所谓“周易热”。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次“周易热”中,

   真正系统、严肃地研究《周易》的哲学、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 而相

   术、笙法、风水术等却都披上了《周易》研究的外衣, 纷纷粉墨登场。我们认为, 相术、笠

   法、风水术等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书籍充斥文化市场, 与其说是“ 周易热” , 毋宁说是“迷信热”, 因为这些东西基本上不属于《周易》的范围, 或者说起码不是《周易》的本质和主流。《周易》真正的生命力和魅力决不在于此, 而在于这部书同中国文化的特殊关系, 在于它所蕴含的先民智慧的精华。

  

   一、《周易古经》的特殊性质

  

   《汉书• 艺文志》曰“及秦蟠书, 而《易》为笠卜之事, 传者不绝。”宋儒朱熹亦曰“《易》所以难读者, 盖《易》本是卜笠之书, 今却要就卜笙中推出讲学之道, 故成两节功夫。”《朱文公易说•卜呈》卷二十一但是问题在于, 既是卜笙之书, 为什么能够推出讲学之道而且《周易》中的这个“道”又是如此博大和精深, 以至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承认, 它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化。

   也有人说, 《周易》是一部认识和探讨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哲学著作。我们认为, 《周易》特别是《易传无疑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 但仅仅用哲学著作来定位《周易》, 则似失之偏颇。因为《周易》不仅涉及到哲学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史学、文学、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认为, 《周易古经》的特殊性质有两点其一是原初的性质其二是

   “百科”的性质。所谓原初的性质, 是指《周易古经》是古人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初尝试, 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与这种原初的性质相关联,

   《周易古经》又具有“百科”的性质, 它包罗万象, 是古人的“百科全书”。我们的这一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1)从《周易》本身来看, 我们认为《易经》的卦、艾辞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 是古人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认识, 是古人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

   《易经》产生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那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极其软弱和渺小,还没有用以指导其生活与实践的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 因而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 就只好倚重于生活中的个别经验。当看到某一现象发生后, 继之而来的是另一现象时, 他们的头脑中往往就会在这偶然前后相继的现象之间建立起确定的联系, 并加以记录, 这便成了当时的“科学”和“真理”。譬如说, 那时候的人经常会遇到狩猎时一无所获的情况, 这时可能会有人给送来美味, 于是他们就会得出结论“ 不恒其得, 或承之羞” , 意谓行猎不可能常有所得,幸好有人送来了好吃的东西。但他们同时又看到, 仅仅依靠这种馈赠毕竟是靠不住的, 因而处于这种境遇的人是困难的, 故又曰“ 贞吝” 。把这两条结论放到一起, 并加以记录, 就有了《恒》卦的九三交“不恒其得, 或承之羞, 贞吝。”再譬如说, 他们看到了自家的公羊在用角撞篱笆, 结果羊角被卡住了, 欲退不得, 欲进不能, 碰巧这几天干什么事都不太顺利, 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把“抵羊触藩, 不能退, 不能遂”这一生活中遇到的完全正常的现象同“无枚利”, 这一此后发生的偶然事件联系在一起, 并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着确定不移的必然联系,这样就有了《大壮》卦的上六艾“抵羊触藩, 不能退, 不能遂。无枚利。” 又如《屯• 六

   三》“即鹿无虞, 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 往吝。”猎人追鹿到了山脚下, 山高林密, 若

   贸然前进就可能会遇到麻烦和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企图得到鹿, 还不如舍弃它。显然, 这是《易经》作者对于狩猎经验的总结。此外, 《师》、《晋》、《离》、《革》、《同人》等是军事经验的总结《大有》、《大畜》、《小畜》是农业经验的总结《谦》、《节》是生活和交往经验的总结《咸》、《观》则是治国御民经验的总结等等。

   不仅《易经》卦交辞是古人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而且, 阴阳符号和卦象、艾象也是如此。无论是构成《易经》的基本要素的阴一和阳一两种符号, 还是由阴阳两种符号两两重叠而生成的四象春、夏、秋、冬, 还是由阴阳符号每三个重叠而生成的八经卦, 以及由此进一步形成的六十四别卦, 都是对客观存在着的物象的概括和反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最初并不是宗教和迷信的产物, 而是先民在没有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时代为了求得一种生活的指导, 从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个别经验加以记录, 且不自觉地把它们上升为理论一般, 并进而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对此, 作为《易经》最经典的诊释的《易传》早有所论“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系辞》上)“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易者, 象也。象也者, 像也。”(《系辞》下)以古人的现实生活为“底板”, 是对古人现实生活中某些个别经验的记录和反映。汉人多释“易” 为“日月”, 原因恐亦在此。许慎《说文》把“日月” 列为“易” 之一解东汉末年的治易大家虞翻亦释“易”为‘旧月”。李鼎柞《周易集解》引虞翻曰“易谓日月在天成八卦象”。把“易”解为“日月”, 其正误姑且不论,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解释里面所包含的思想观点, 这就是《易经》来自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抽象, 是古人的现实生活和具体经验的反映和记录。

   当然,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 那就是《易经》六十四卦虽然是“ 观物取象” 的结果, 然其所观之“物”、所取之“象”毕竟是日常生活中的“殊相”和个别, 大多并不具有共性和一般的性质然而《易经》的作者却对它们进行了某种提升, 乃至将其视为具有共性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实践。到了《易传• 系辞上》那里, 这一点又被无限夸大, 于是,《易经》六十四卦便成了“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绝对真理。《易经》作者这种用虚假的共相去说明整个世界的思维方式, 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衍笠法、六艾纳甲, 乃至相术、风水等, 无一不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无一不与《易经》的原初性质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离。

   (2)从《周易》的渊源上看, 《周易》起源于龟卜。如果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龟卜则是这源头的源头, 因为《易》卦是由龟‘卜演化而来。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商代无八卦, 商人有卜而无笠。笼法乃周人所创, 以替代或补助卜法者。卦及卦交等于龟卜之兆,卦辞交辞等于龟卜之舞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第457页, 中华书局1961年版)“周人为八卦, 又重之为六十四卦, 以仿龟兆。”(同上书, 第460页)

   龟卜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起源于“ 原始征兆” , 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所谓“征兆”, 就是某一事情发生前所出现的迹象, 它预示着该事情的出现。例如, 暴风雨来临之前, 必然是满天乌云翻滚, 电闪雷鸣四季正常交替, 风调雨顺, 必然带来丰收之年。先民对事物的认识, 往往是从观察其“征兆”开始的。对“征兆”的反复认识, 就可以通过某一征兆的出现,而预测到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种通过认识征兆而达到对事情的预测的理论和方法, 是先民长期劳动实践的智慧结晶。

   勿庸讳言, 先民在寻找事物发生的征兆时, 有时找对了, 也有时找错了。如电闪雷鸣过后往往是暴风雨的来临, 此类征兆先民容易认识到但有些事物的征兆并不以直观能够觉察的形式出现, 先民对此类事物征兆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不正确的。因此, 在先民的征兆观念中就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征兆能准确地预测事物的发生, 非科学的征兆则是把并不相干的两个事物硬扯到一起, 因而就不可能做出准确的预测。例如, 先民在烤食龟时, 龟壳出现了某种裂纹征兆, 随后的战斗获得了胜利, 或狩猎丰收。于是, 他们便把龟甲出现某种征兆, 同战斗胜利或狩猎丰收联系到一起, 并加以记录。一旦他们把这种记录上升到理论一般时, 龟卜就产生了。(参见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可见, 龟卜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 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 它同《易经》一样, 并不具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和宗教的内容, 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而有意为之, 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 是先民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微弱的历史时期, 所采取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认为龟卜和《易经》一样, 都是古人凭借经验认识世界的一种思想方式, 区别只是在于龟卜是借征兆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周易》则是借象数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龟卜尚无系统的理论体系, 感性的内容和成分占主流《周易》则是一个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以上所论表明, 《周易》最初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 并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神秘的属性, 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迷信的内容是后人附加的。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 《易经》在形式上毕竟是一部占笠之书, 这就使得后世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附加其上成为可能。但是无论如何, 后世的迷信活动既不是《周易》中原有的内容, 也不是《易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我们必须把占笠行为同《周易卒本身区别开来把《周易》的形式同内容区别开来。然而在当前的“周易热” 中, 人们往往只是热衷于作为《易经》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笠或所谓预测功能, 却冷落了它的本质和主流一理性和科学。我们认为, 古往今来, 人们之所以对

   《周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根本原因在于《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周易古经》与诸子之学的关系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源头。班固著《汉书》, 把《易》置于六艺之首, 他明言“六艺之文《乐》乃和神, 仁之表也《诗》以正言, 义之用也《礼》以明体, 明者著见, 故无训也《书》以广聪, 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 信之符也。五者, 盖五常之道, 相须而备, 而《易》为之原。” 这实际上是认为文学如《诗、艺术如《乐、史学如《书》、《春秋、伦理和政治如《礼等皆滥筋于《易》。这里, 仅就《周易古经》与诸子之学的关系, 谈点粗浅的认识。

   首先, 《易经》中蕴含着后世的道家思想。

   根据《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书的论述, 我们可以把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注重主体的道德内求和精神存养。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以道为本, 以无为精, 以有为粗第二, 清静无为, 法则自然第三, 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按照这一标准审视《易经》, 就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后世道家的思想和观念。兹将《老子》和《易经》进行一番比较。

《易经》作者特别注重“谦” 德, 《谦》卦云“谦,亨。”“谦谦, 君子用涉大川, 吉。”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到了谦, 就可以无往而不利。老子也讲谦, 注重“ 不争之德” 。如“ 知其荣,守其辱, 为天下谷”《(老子》二十八章, 以下只标明章数), 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二十二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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