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1992到1996:《东方》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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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1948年,创刊于1904年,经历晚清以来一系列风云变幻,存在了四十余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在上海黯然停刊,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之一。商务印书馆高层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此前,多次面临狂风恶浪,他们都顶过来了,即使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毁灭性的轰炸,《东方杂志》被迫暂时停刊,但也很快复刊。总经理王云五亲自执笔的复刊词如此说:

  我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

  《东方杂志》的复刊,其意义也正是如此。

  1993年秋天在北京创刊、1996年停刊整顿的《东方》双月刊,与《东方杂志》并无渊源,但在创刊之前,办刊人和最初参与设计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老《东方杂志》。总编辑钟沛璋回忆,自己上小学时就看到过《东方杂志》,筹备《东方》期间,他曾专门到北京图书馆翻了两天的《东方杂志》,“深受启发,感到应该继承过去好的传统,又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学者刘东在《〈东方〉杂志栏目(草案)》中一开始就提出“栏目和过去的《东方杂志》应有相应的连续性”,特别设计了一个“天下纵论”栏目,“此乃老《东方杂志》之特色,不可忽略……中国尚无真正有眼光之私家时评,故于此栏需下大力,开风气之先”。

  在1993年的《东方》创刊号上,夏衍的《很需要这样一份杂志》也提到了“很有声誉”的老《东方杂志》,希望继承其好传统。《东方》副总编辑朱正琳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直接,《东方》正是“以承接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为己任”。

  放在整个中国期刊史上,一共只出了19期的《东方》与老牌的《东方杂志》诚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方》的意义却不可小看。正是《东方》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强调民间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并蓄,着力办成一个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进程的媒介,这是一条《东方》重新开启的道路。与1949年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期刊不同,与1980年代的那些期刊不同,它接续了20世纪前半叶《东方杂志》的传统。虽然没有《东方杂志》博大、厚重,更没有《东方杂志》那么长寿(严格地说《东方》只存在了三年),但它在短短的三年间动员了全国数百名学者、学者型作家书写和发表了七百多篇学理严谨、关注现实生活的文章,突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创造了奇迹。

  在它之后,改版的《方法》于1996年后迅速崛起,替代了《东方》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又领了二三年的风骚,许多重要作者就是《东方》的作者。到1999年3月,《方法》停刊整顿之后,周实、王平已在岳麓山下举起了《书屋》的火把,至少燃到2001年的夏天。薪火相传,《东方》重新开启的这条道路没有中断,一直延伸到了21世纪,在许多网站、期刊身上,我们都能隐约看到《东方》的影子。毫无疑问,《东方》已进入历史。周实主编《书屋》时曾约钟沛璋回忆《东方》三年,可惜文章还没来得及发表,他自己就被迫离开了《书屋》。我经常想,《东方》、《方法》、《书屋》,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链条,尽管其生命都不长,但都已悄然融入历史。

  

  《东方》的创刊

  

  1992年5月,“全国性民间高级学术团体”、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决定办《东方》杂志,委托68岁的钟沛璋来筹办,就当时情况来看,他确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他15岁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在长三角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年纪轻轻就自办过中联广播电台、《青年知识》半月刊、《学生报》,1949年后历任《青年报》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后当了二十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曾做过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对推动新闻改革有贡献。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包括张岱年、汤一介、任继愈、侯仁之、启功、戴逸等人,原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是发起人和会长,季羡林也是会长。1992年夏天,正是韩天石、王慎之夫妇约钟沛璋、陈敏夫妇去家里做客,当面邀请他来办这本杂志,并表示由他独立负责编辑工作,自己不具体过问。同时,办刊经费也要靠他们独立筹措。多年后,钟沛璋回忆:“对这个突然而来的邀请,使我不得不好好思量。”他在没有正式受命之前,就开始奔走于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做调查研究。他和李大同拜访过季羡林,与北大东方学系的老师座谈,又向夏衍、赵朴初、王元化、王蒙、庞朴、汪道涵、李学勤等人请教(请他们做顾问),还在上海开过几次座谈会,就如何办刊征求多方意见。他埋头到图书馆翻阅老《东方杂志》,并设法要来了以后在台湾复刊的《东方杂志》。事实上开始了筹办。

  当年8月7日,他给韩天石写信,指出需要认真解决的4个难点:1、既要有较高的学术性,又要做到雅俗共赏;2、如何打开发行局面;3、经费如何解决;4、如何组织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同时他分别给韩天石和季羡林递交了一个打印的初步意见,包括《办好〈东方〉杂志的两个问题》、《〈东方〉杂志栏目》、《〈东方〉杂志工作人员方案》、《机构与体制》、《〈东方〉联谊会简章(草稿)》等5份材料。

  《东方》的栏目最初是学者刘东在1992年6月18日帮助设计的,分“东方之谜”、“东方传统”、“东方人物”、“发掘中的东方”、“东方雅趣”、“东方采风”、“东方文化圈”、“东方与西方”、“镜中的东方”、“未来的东方”、“天下纵论”、“主笔专栏”等12个栏目。

  当时,钟沛璋还想找《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参与编辑。当年9月22日,他们详谈一次之后,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社会以及办刊的一些思考:一、一代有历史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应该是以崭新的、负责任的、有历史耐心的姿态,深深地埋入土地和跃动着的生活的一种持久工作,应该摆脱前些年‘论断’、‘结论’漫天飞的状况,以建设者的心态成体系地寻根究底”。二、“中国新一代的知识者、思想者以及当政者,应该也有条件在当今社会进程中实现中国历史上开新局的时代妥协——知识者必须尊重权力的合法性,永远不再提倡和追求以‘革命’的或任何激烈的方式促使权力更替,而当政者也应该学会承认和尊重思想者的独立地位,不再简单地把他们当做施政工具。在这一点上,知识者应该比当政者更成熟,更有妥协的勇气。当然,起点是成熟的理性建设和成熟的、有秩序的思想传播。《东方》月刊应该成为保障社会安全进步的伟大妥协的一面旗帜。”三、“知识者内部,需要一种‘目标’和‘责任心’的结合。……一本有影响的大型刊物,有可能在这里作出贡献,引起中国知识界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文化形态这样一些大问题。”四、“今天社会的节奏太快了,月刊应该与这一时代特征相适应……应该以一种较直接的方式面向大众——至少是面向一般社会文化、传播、教育工作者。因此,我主张刊物纯论文只占很小的比例,思想以可读的、活的生活的形式出现;我主张办成月刊,以较快的节奏不断地出现。”麦天枢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对《东方》的定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说的差不多是一个意思,第二点提出并强调妥协也非常可贵,但《东方》的最终命运证明那只是书斋里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社会妥协精神。在这封长信里,麦还提出了办刊的具体想法和“栏目设计”。

  1992 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编辑、当时赋闲在家后来成为《冰点》周刊主编的李大同写信给钟沛璋说,刘、麦方案各有所长,都有可取的栏目,“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讨论基础”,但他认为一本有分量的杂志,文章是第一位的,栏目是第二位的。在实际操作中,栏目实际上要从属于文章,而不能削足适履,让文章去适应栏目。他倾向于栏目的“规定性”要弱一些,“兼容性”强一些,这样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1993年10月,李大同编辑的《东方》创刊号问世。

  

  《东方》的作者

  

  《东方》的出现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12月31日曾刊出一篇《学刊,浮出水面》的报道,学刊纷纷以“民间刊物”相标榜,以刊物、系列丛书等形式出现,包括《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原学》、《原道》、《学人》、《现代与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今日先锋》、《战略与管理》等。它们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基本上都带有民刊性质,是学人办刊,基本上都是文化、学术类刊物,这一现象被称为“94学刊现象”。但《东方》与这些学刊又有所不同。《东方》虽然也从文化角度切入,却更加关注现实。《东方》1994年第5期就发表过首都师大副教授王德胜的《民间的学术景观——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指出:

  事实上,90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短暂的‘无语’之后,已变得相当冷静和沉稳。他们以学问研讨式的学院批评置换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不动声色地在学理层面上展开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审视,从而掌握真正合法且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终于结构为一种‘边缘性’的力量。

  以此观之90年代大陆诸家学刊的纷呈现象,便隐藏了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特殊性质。种种迹象表明,它既是90年代大陆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标识,同时更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大转型的象征。

  用陈平原发表于《东方》1996年第6期贺词上的话说:“我辈书生,将其作为沟通并介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借以走出书斋。”《东方》汇集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大批作者,刘东、王小波、李慎之、陈平原、杨东平、孙立平、王力雄、陈小雅、徐友渔、何怀宏、梁治平、秦晖、雷颐、何光沪、郑也夫等学者、作家都是《东方》的重要作者。吴思、崔卫平、肖雪慧、何清涟、丁东、谢泳、邵建等学者也曾在这里发表文章。

  李慎之从1994年第3期起,发表了《辨异同 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这位后来被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知识分子,他绚烂的晚年文章可以说是从《东方》开始的。

  秦晖就是借助《东方》这个平台在学界异军突起的学者。对此,我曾当面问过秦晖,他说在《东方》之前,已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过类似的具有社会关怀的文字,但真正在内地破土而出还是在《东方》。

  1993年创刊号上就有他的文章《“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从1994年第6期开始,他以“卞悟”的笔名连续发表《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的系列文章。此外,他在《东方》发表的文章还有《“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重建”问题》、《好望降临“好望角”——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述评》、《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述评之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回应盛洪先生的挑战》等文。以“苏文”为笔名发表的许多文章也是他和妻子金雁合作的,主要是关于东欧、俄国改革进程的论述。他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崛起,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秦晖在《东方》发表文章之初还在陕西师大,后来才调到清华大学。钟沛璋先生2004年3月26日给我的信中说,秦晖是梁晓燕发现和引进,成为《东方》的作者。朱正琳回忆说:“秦晖先生撰写的四篇论公正至上的文章当然体现了《东方》的关怀,而且这是始终贯穿整个杂志的一种关怀。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公正问题无疑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记得秦晖先生动手撰写其中第一篇文章《论社会公正》(引者注:应为《公正至上论》)之前,我们曾召开过一个组稿会(其实主要是务虚)。与会者除了秦晖、金雁夫妇以外,我能准确记得的还有徐友渔先生和陈小雅女士。当时秦晖提出了公正的主题,大家都表示赞同。……秦晖、金雁、徐友渔是我和梁晓燕的朋友,也是《东方》最坚定的支持者。”

  那个时候,秦晖已敏锐地察觉到知识界对于本土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不够,认为要突破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模式,不要一开口就是东西文化这样大而化之的口吻,“现实生活远远比我们既有的理论假设丰富得多”,因此提出“问题”要本土化。

  当时辞职在家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从《东方》1994年第3期起开始露面,包括《沉默的大多数》等许多重要杂文都是在这里首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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