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三农”问题的实质及中国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12 次 更新时间:2004-02-24 00: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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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作为传统上的农业国,“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经典问题。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流动性的提高,“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日益成为论者的焦点。

  

  归结起来,除了从情感上替农民工、农民鸣不平者外(例如何清涟),真正的论者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取消户籍制度,从制度上给予农民(工)“同等”待遇(例如陆学艺等),二曰成立农民组织(包括民工组织,例如王怡、阎威等)。

  

  在笔者看来,固然从制度上创造平等的环境以及为农民(工)创造政治组织极为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清楚地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制度环境和政治组织都可能违背设计者最初的善良欲望,而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经典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个制度存在如此之久,必定有它背后深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因,而如此之久的稳定,必然说明这种制度架构(政治)必然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只有找出其背后的合理性,进而剖析其合理性的因素,逐步抽掉其合理性的因素,才能最终推倒这个稳定的制度大厦而不伤及社会基础。出于“正义感”的批判固然宝贵,但是, 分析“三农”问题首先还是应该从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路和现实状况来分析。

  

  博登海默认为:“农奴制度,亦即农业耕作者被束缚于土地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看来是非正义的;然而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一个农业耕种者可以自由流动的制度下,中世纪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业生产力呢?我们还不应当忘记的是,同前者即动产奴隶(奴隶制度)相比较,农奴制在增进正义方面所代表的实是一种发展。”(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90页,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博登海默在此所指的是历史地看,农奴制度具有合理性,因而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所以是正义的。而他所认为的正当性的基础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业生产力”。在这点上,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是,博登海默承认生产力与正义的正相关关系。而事实上,无论你承认与否,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制度不能够创造最大可能的生产力,那他必定不是一个好制度,或者说,是存在不下去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如果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无论其表面看起来多么不合理,这一制度就存在他无可辩驳的合理性。

  

  我国的农业制度延续两千年,农民一直被固定到土地上进行耕作,缺乏选择其他职业的可能与权利。这一制度是与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密不可分的。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人均生产力低下,而亩均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按照人头平均,每个农民创造的农业产值很低,而如果按照面积平均,单位面积的产量很高。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产值的创造是以劳动力的投入为条件的。在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四个主要生产力因素中,劳动力的投入特别突出。从劳动力分布上看,我国目前农村劳动人口约4亿。按照总体人口平均,也就是每个农民养活三个人。去掉四亿劳动力中流动人口9千万,就地转化为工人的5千万(事实上,这两部分人口也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工作),那么农村完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达到2亿6千万,平均为每个农民养活5个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说,流失一个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有5个人饿肚子。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如果允许农民流动,则必然出现劳动力投入不足,在没有在资源、资本和技术投入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必然进而造成农业产出大幅下降。那么,资源、资本和技术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应的投入增加呢?首先必须肯定,正是资源、资本和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比例的不断提高,才使更多的农民解放出来,甚至形成了9千万的流动人口,但是,从总体上看,资源、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只能是渐进的,而不会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大幅提高。从资源上看:农业生产需要的资源首先是土地,然后是灌溉。我国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人均土地资源不可能有提高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非农业用地还在大幅增加,人均土地资源甚至有下降之虞。水资源的紧张更不需多言。那么资本呢?对农业的高密度资本投入是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的,没有技术的进步,资本即便充裕,也无处可投。我国在生物技术、资源利用、再利用技术等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例如杂交水稻),但是,从我国技术发展整体上看,技术研究开发资金投入并不足,带来的是我国整体技术水平较低,而对于产值较低的农业技术投入就更不足,因此,技术水平即便是在提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农业从业者本身受教育年限低,技术水平低也是个需要逐步改变的事实。而社会整体资本不足,同时农业在社会各产业中,由于劳动力构成(资本有机构成比例)高,造成其利润率是很低的,资本不可能涌向农业。这就是目前我国农民必须被固定到土地上的原因,或者说是有限制流动的原因。因为客观地讲,农民一旦自由流动,抛弃土地,在生产力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是饥荒、是集体自杀。

  

  那么,能否象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使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农民自由掌握自己的财产?或许会由于土地的私有化而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最终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土地经营,形成美国式的农场?确实如此,如果中国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在部分地区技术较为发达、农民素质较高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会形成美国式农场,农业生产的效率会提高,技术和资本投入必然增加。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农民问题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农民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在中国,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不能否认部分农民会增加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最终走向现代农民之路。但是,应该看到,多数农民必然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由于只有大规模经营农业,形成规模效益才能降低成本,形成市场优势,因此,土地买卖不可避免。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而失地农民在没有其他技能,无法参与城市就业的情况下,最终的政治结果是可怕的。这就是中国必须稳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因。当然,不可否认,在部分发达地区(如浙江),已经具备了形成规模较大的农场、农民成为雇佣工人的条件,因此,允许部分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整体上看,在农村还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生产要素还不能买卖。土地、劳动力都不能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流动的市场因素。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农民问题其实是个城市问题。尽管总体上的农村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投入状况决定了中国还不能实行自由迁徙的农民管理制度,但事实上,我国农业技术和农民在经历了50年的发展,仍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解放初小麦的产量为每亩200斤左右,而目前能达到700—800斤,甚至更多。水稻更是千斤以上。农业机械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因此,总体上农村劳动力是富余的。即便是不讲已经解放出来的1亿4千万劳动力(城里打工和乡镇企业就业以及各种第三产业从业者),我国农村2亿到3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仍然有很多是完全可以解放出来的。目前很多地区一个劳动力只有1亩左右土地,多的地区不过是10——20亩土地(新疆和东北部分地区除外),如果按照比较典型的黄淮海地区的两年三季作物的耕作方式,完全可以有50%以上的甚至到80%的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产业。这部分人口在1亿到2亿之间。但是,按照组织生产的基本要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安置如此之多的劳动力必须有充足的资源、资本以及农民本身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不具备的。需要投资多少,建多少工厂来满足1亿到2亿人的就业呢?何况这些劳动人口完全都是技术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劳动力呢?因此,农民问题其实是个城市问题,不是说,把农民一解放,就能够解决问题。从另外个角度看,解放初实行的剪刀差政策恰恰是解放农民的一个必经的出路。我国没有能够赶上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如何能够积聚资本?进而发展工业生产,进而吸纳更多的劳动人口(包括农村劳动人口)?从情感上同情农民是廉价的,但是,如果冷静思考这些政策,就会发现,这些政策有着不可辩驳的合理性。

  

  总之,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生产力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城市发展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按照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真正大规模解放农民,对包括土地产权在内的生产要素实行市场经济的流通,在目前生产力条件下,会出现1亿到2亿没有其他技能的失地农民,其政治结果如何无须多言。事实上,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制度,是“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采取的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权利平等的方法”。也就是说,国家无法满足真正的机会平等(即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进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发展自己)(同上引书,第287页),只能以分配给农民土地的方法,满足其基本需求,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进而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机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农民问题。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

  

  首先,严格控制人口,在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下,逐渐改变劳动力投入比例过高的情况,逐步提高生产力,使传统型农业最终转变为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必须以逐步提高劳动力价值,促使农业经营者加大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来实现,而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必须首先减少劳动力的供应量。

  

  其次,严格控制耕地流失。这不仅是农民生活保证的需要,而且是今后土地大范围经营的需要。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耕地,不仅国家的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事农业人口减少,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不断提高,耕地的价值和价格会不断增加,而如果由于耕地的减少,使耕地价格过高,通过农业生产难以收回投资的话,投资者就很难将资金投入农业生产,而会千方百计利用耕地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以收回投资,进一步减少耕地棉地,陷入恶性循环。这就使得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应该指出,如果单位面积耕地上进行非农业生产的利润高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利润,按照市场经济的观点,应该利用耕地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但是,在我国存在粮食安全的客观问题,就是以10亿计的人口规模是不可能依赖国外进口粮食来满足供给的,因此,我国耕地面积必须有个低线,当然,这个低线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调整的。随着粮食亩产的提高,耕地面积可以不断缩小。

  

  再次,实行有限制的人口流动措施。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部分农民已经在城市找到了职业,他们渴望自由流动。因此,法律和政策必须反映他们这种要求。但是,基于前述原因,为了保证粮食和农业产品的供应,离开土地的农民必须保证土地不能撂荒。所谓限制,就是必须实行农民所承包土地不能撂荒的限制政策。

  

  复次,相应地,由于农民离开土地进城,事实上没有能力保证自己的土地耕作问题,因此,应该实行有限制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即,进程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又不离开乡土的农业从业者经营,最终逐步实行规模化经营。

  

  应该指出的是,必须注意,农民进城成为其他行业从业者,最终成为城市人的过程中,承担着土地耕作的义务,同时也享受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承包作为义务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不会挨饿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农民长期进城,土地长期转包,说明他完全具备了放弃土地承包作为保障和权利的条件,这时就应该在政策上对他的身份进行重新确认。例如,某个农民将自己承包土地长期(例如5 年以上)转包,在城市从业,这时,就应该认为,农民已经转化为居民,他已经没必要享受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必要条件,可以由农民本身提出请求,放弃土地承包的权利,也不再承担土地耕作的义务,而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城市居民。因此,有限制的人口流动和有限制的土地流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实行公司加农户式的农场化。由于农民个体经营,其进入市场,掌握市场信息是极为困难的。同时,由于个体经营方式,很难做到标准化、规范化经营,并且根本不能实现规模化效益和产品配套优势。因此,在中国,最具有可能的是公司订单式生产。即由进行农业产品深加工的企业直接与农户签定生产合同,技术指导、信息发布由公司承担,农民只负责按照订单生产,风险分担。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户直接进入产业链条,而不再是个体的、信息不对称的零散的生产方式。同时,公司提供的技术也使农民规模化、规范化生产成为可能。改变那种麦当劳甚至在中国找不到合格的马铃薯供应的局面。这种生产方式仍然以各个农户为生产单位,但却整合了资源,分担了农民的风险。

  

  还有,必须实行农产品的期货制度。中国个体农户几乎没有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价格的略微变动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在实行公司加农户的定单式生产的前提下,使所有农产品成为期货,在期货市场上流通,就会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最终由公司、农户、期货持有者三方承担,把风险消解于无形。

  

  最后,在政治制度上和政策上培育农业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机构改革的逐步展开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乡级政府承担的计划生育、农业技术推广、乡村教育功能逐步消解,完全具备了撤销的条件。随着土地30年一包的政策推行,农民在人口增加不能增加土地承包面积的情况下,生育热情逐步下降,而如果实行公司加农户生产,则技术推广功能完全可以由市场因素调整。乡村教育的经费目前已经由县级财政负担,因此,乡级政府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乡级政府的撤销不仅是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会突出农民自治组织的重要性,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为将来的社会民主化创造条件。响应地,完全取消农业税收就成为可能。目前从全国来看,农业税收占的价值比例很低(但重要性很高,粮食储备),而农户承担的各种地方捐税很高。乡级政府取消后,就没有了加捐加税的主体,国家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上采购粮食的方式进行粮食储备,农民就没有任何负担,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甚至会刺激民间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另外,农村和农民教育政策必须改变为职业教育为主,精英教育为辅的体制。目前乡村教育的结果是,如果考不上大学,最终连耕地都不会,是失败的教育。因此,农村中学应该以职业教育为主,培养至少一种技能,包括农业技能、工业技能、服务产业技能等,逐步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培养高级技术工人。

  

  发展农业的根本大计在于发展城市。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城市吸纳不了数量如此众多的农村就业人口,因此,发展城市,尤其是在发展高技术的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

  

  在三农问题上必须要避免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给予农民流动自由,最终不仅导致粮食安全问题,也会导致政治问题。二是土地私有化。如果不避免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生产力的条件下,很快就会导致土地集中,农民雇农化,以及大量无产者的出现,最终导致的是社会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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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支持 五夫长 2004-03-03 14:17:31

  说到点子上了,真正的学者

不知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滚石 2004-03-02 17:52:01

  中国农民在解放前都是可以流动的,那时也没有什么居民、农民之分。那时你有钱就可以买地、置业等,当时为什么没出现张先生所说的农民都拥进城里的情况呢?只有“解放”后58年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才把农民钉在土地上,农民才成为一种身份,农民一出生,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同样是干“社会主义”,但农民没有工资,没有医保,没有养老保险,连跳出农门的工人等,他们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也不能算工龄,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啊?还有没有公平?还存在的是合理的?真不知你张先生有什么居心!不靠高压政策,能存在吗?你看改革开放前的居民,什么都不用管,国家都给包了,多幸福啊!只是钱少点而已!现在的土地“共产”,或者是生产资料“共产”等,是谁在“共产”?是老百姓吗?显然不是!据本人分析,只能是官僚在共老百姓的产!不明晰产权,不仅是“三农”,连国企都没有出路!官僚在共老百姓的产,又谈何反腐败,谈何“代表”?

难为他了 孟思良 2004-02-26 17:23:25

  即使从农村流出2亿农村人口,也不能以粮食安全、失地农民挂钩作为他的观点依据。
  
  土地撂荒、投入等等问题的焦点是‘负担问题’,即投入产出的关系。你不能按着农民的头让他干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特指那些以其他方式生存的农村居民),强扭的瓜不甜。
  
  农民只要进城落户,就应当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包括住房,等于放弃土地使用、宅基地权等等权利。谁得到了这些权利就应当转移这些权利到农民的迁入地,当然这需要国家有一个‘转换制度’,即‘用土地换身份’。
  

毛泽东的太阳 老看客 2004-02-24 23:48:38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洋奴,批臭了.毛泽东的太阳比外国的大,则成了某些学者热门.几年前,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撰文\"东京的月亮\",讥讽赴日的青年是\".\"洋插队\".上海一教授自费出版书反诘:土插队是?娖鹊?洋插队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击中要害.近读俄科学院远东所某些斯大林的太阳情结的学者警呼:远东地区,俄人大量西移,仅存600余万,而从中国进入经商务工的高达378万人,超过半数,远东危矣!同属该所的另些专家则在媒体公开反驳:斯大林强迫西部欧洲地区人东移,东部华裔西移,不人道又不按经济规律;现在才是按市场和人权原则的必然呢!应当欢迎中国人进入远东!看来,俄学界才百花齐放呢.
  1948年,晏阳初博士在河北定县农复实验被迫停止.由联合国和美国援助,转向台湾农复建设,1952年又在菲列宾农复均获成功.联合国在菲建立\"国际乡村建设研究院\",晏主持主讲.为联合国培训农援官员和工作人员.泰国最见效.1949年,美洲评出世界十大名人,晏阳初和爱因斯坦并列.连罗斯福邱吉尔也不能入围!三农问题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太阳!
  垂垂老矣!作为一个曾是半教半农家庭的子弟,读免费公立国立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我,满怀深情和无奈及遗憾!我向晏阳初博士,台农复会国立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博士,陶行知梁漱冥先生,陆学艺,何清涟,于建嵘,张英洪,\"中国农民问题调查\"作者,李昌平....一切为这个饱受苦难又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最大群体呐喊的人们致意!致敬!

作者,半生不熟的宣讲员 老看客 2004-02-24 21:59:13

  几千年来,中国有两个少変:1.文官制系统.2.有极?娮晕艺?夏芰Φ?精耕细作自耕农农业.20世纪初,工业化开始,除江,浙,南方等少数乡村有非自耕农外,特别是长江以北是自耕农体系.这就是中国在战乱中各地能自成体系生存原因.每家可农可手工进城商工,自便.无为而治,每家每人自治.以上海为例,人口自由流动时从不超过400万.因从工从商者,大都不安家,工资寄回乡,蓋因上海生活费高,且每元钱的购买力低于中小城乡.1955年始,粮食统购统销,连苏南也发生粮荒,上海江浙工人才定居.市区人口骤然大增.尔后,则越严控越难控了.所以说,三农问题实质:体制而不是政策问题.1.官治由县扩至村,人数吉尼斯,负超重,2.工业化资金来自榨农.3.城与城与乡,互相隔离.说白了,要解决易得很,照台湾办法就结.台湾人不但在台,移民到美加都时工时农的.现在美加的各种米,各种热带水果,蔬菜..都是台,日,韩移民种的.他们有很多还是高科技工作的教授学者专家呢!沒有他们,美加人只知苹果.橙,柠檬,葡萄的老土--比我们农民工见的也少.

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按月发工钱 2004-02-24 16:55:27

  一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给予农民流动自由,最终不仅导致粮食安全问题,也会导致政治问题。
  二是土地私有化。如果不避免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生产力的条件下,很快就会导致土地集中,农民雇农化,以及大量无产者的出现,最终导致的是社会大崩溃。
  
  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断是怎样得到的?
  北京火车站应当实行军事管制,如果放任大家自由进出,1000多万北京人势必挤破火车站.
  肯德基店也应当实行军事管制,如果放任大家自由进出,1000多万北京人势必挤破肯?约?

农奴制度具有合理性,因而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按月发工钱 2004-02-24 16:18:00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而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既然如此,色情产业是是应当立法保护的.
  既然如此,腐败产业是应当立法保护的.

不理解 walker 2004-02-24 16:11:03

  作者的好象是在说,限制农民自由流动是为了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养活非农人口和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如果不限制的话,农民就会涌向城市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人民就没粮食吃了,不知是否我理解有误。
  真是狗屁逻辑,建议其先去学习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

此文的题目应该是“如何从农奴制度走向地主——雇农制度”先说两条 宇丹 2004-02-24 15:35:44

  还是一条一条说吧,作者一开始讲
  
  “这种制度如果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无论其表面看起来多么不合理,这一制度就存在他无可辩驳的合理性”
  
  我想纳粹一定同意您的观点:)
  
  想想看:工人和农民都成了奴隶,被关在一个一个的集中营里,那对“自由企业”来说,是“多么好的空气”呀。
  
  不管你引用的是不是马克思还是博登海默,看看乡亲们——他们和你一样是人,你不是机器,他们也不是畜生,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屠宰场!
  
  
  好了,下面作者又是如何分析农村的生产力要素的呢?
  
  所有谎言的艺术之处都在于在现实的分析中加入些关键的误导。此文也不例外,堆砌了数百字论证“中国农村毫无希望”后,他说“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产值的创造是的。”
  
  我马上要出差,没时间立论了,只好复制粘贴一下说明农村为什么看起来似乎“以劳动力的投入为条件”创造农业生产产值。
  
  “在古代中国:水稻种植——血吸虫——丧失劳动能力——早生孩子保证劳动力供给——同时水稻的高热量保证农业社会养得了很多人口,这样决定了中国孩子多,人口多。
  到现代:农业投入少贡献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知道农村电价吗?)和社会资本的匮乏——农村人口的悖论。
  
  人越多,资本越相对匮乏,劳动生产率越低,这成了恶性循环 。
  当然人多了,会有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人口增长的还是太快了,城市都不堪重负,农村更是可想而知。”
  
  如果你同意我上面的认识,那么,张先生的“在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如果允许农民流动,则必然出现劳动力投入不足”就需要打个问号——是谁不让农村获得改变生产力状况的机会?
  
  此外,还有几个特别离奇的论断,比如
  1“离开土地的农民必须保证土地不能撂荒”
  
  为什么土地会撂荒,因为粮食不值钱!!!!!——惊叹号用在这里还是很合适的。
  
  如果中国人更愿意买靠能源投入和补贴催起来的美国粮食的话,中国农民还种粮食做什么?
  农民会说反正城里人即不想买我们的粮食,也不想提供些工业品和能源反哺农业,我们两不相干。
  
  2 “进程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又不离开乡土的农业从业者经营,最终逐步实行规模化经营。”
  
  是1998年的时候,我听一个上海市民给我讲过他当时是如何当上地主的,方法就是
  
  (农村干部+资本家的钱)+安徽雇农=资本家的地+安徽雇农=地主+雇农
  
  他也给你讲了吧?当时他最困难的问题是:儿子不知道家庭成分是不是应该填地主:)
  
  
  真的没办法,在每个领域都要与封建势力进行没完没了的战斗。
  
  不这样不行的,在城市
  
  封建势力+0.2X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
  
  在农村,封建势力更现实,于是有张先生这样向地主的回归。
  

越想越不对劲! iiiii_iiiii 2004-02-24 12:36:01

  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土地,单位面积的土地也有极限,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集市继续被绑在土地上也不会形成生产力,农民也不会全部进入城市导致没有人从事农业,在取消城市市民和农民的区别以后,从事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会有个自然合理的人口比例。而不是张志成文章指出的人为地规定在单位土地上应该有多少劳动力投入,劳动力的投入的结果是自然的,追求高产是共同的目的,强行把这一两亿本来就过剩的劳动力绑在土地上这一两亿人也是失业,有区别么?让两个人从事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这样难道是解决失业的办法么?
   文章说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城市吸纳不了数量如此众多的农村就业人口,而现实是农村也一样容纳不下这么多失业农民,为什么就不能让城市分担一些来有各自人合理的平衡?我想作者可能存在着深重的城市特权的意识。
   作者认为如果真正大规模解放农民,对包括土地产权在内的生产要素实行市场经济的流通,在目前生产力条件下,会出现1亿到2亿没有其他技能的失地农民,其政治结果如何无须多言。
  其实这一两亿没有其他技能的农民已经出现了,不让他们自由也不能否定他们的存在,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装糊涂,正是目前生产力的进步才产生这么多的过剩劳动力,目前的政策是否定他们的存在,使得他们中一部分可能通过努力学习技能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机会也被剥夺了!他们出现的可能的可怕后果?他们已经出现了呀,他们日益不满才会招来一颗可怕的后果。
  

过剩农业人口和城市失业平民没有区别 iiiii_iiiii 2004-02-24 12:09:23

  现在进城的农民,或者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就是失业人口,和中国城市里失业人口没有任何区别,大量进城的农民通过优胜劣汰,挤掉一部分城里人的工作,以及大量进城没有工作的农民都是失业人口,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治安毕竟是技术问题可以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应该从正面迎击这个问题。
  一视同仁的政策与剥夺农民整体的权利使得整个一个庞大的阶级抱有极度不满,哪各面临的问题更危险?
   强调目前的所谓合理性,只会使人们放弃解决问题的努力,不去面对存在的危机,接受目前的现实是危险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政策并不是一夜激变,这也是技术问题,但绝不应该有意识维护这一政策,这只会使得城里人继续抱有特权,维护特权的制度是危险的,以废除这个制度为目的主动寻找可行的渐进的解决办法,现在必须有持续不停的措施来满足农民日益高涨的追求平等的要求。

片面了 iiiii_iiiii 2004-02-24 11:47:53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城市无法接受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的话,仍然没有理由限制人民的自由移动,何况现在被限制的不仅仅是农民,也限制了城市之间的人员的自由流动,农民作为中国总体生产力的一部分应该参与公平的竞争,因为农民参与竞争,正面的结果是导致生产力素质的提高,可能会使得一部分城里人失去工作,甚至会使得一部分城里人在城里失去立足点,但这是合理的,失公平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失败的只是素质低下的劳动力,现行的政策是农民做不了城里的人,城里的人想从事农业也不可以,双方都不自由,放开以后城市化所带来的治安失业等等问题应该积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回避,也应该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一旦放松限制就会天塌下来,要看到这才是真正解放生产力。
   人为地把农民作为一个天生就应该被压迫的阶级来剥夺人身自由的政治风险更大,21世纪了,中国农民已经具有和世界各国农民一样的平等自由的理念和理想,具有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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