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 刘思源:从瑞典社民党修改党纲看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高锋就瑞典社民党修改党纲接受记者采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3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15:31:43

高锋 (进入专栏)   刘思源  

  

  一

  

  记者(刘思源):您在瑞典工作过多年,当过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听说您早在1981年就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客观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和瑞典模式,您能否介绍下您当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工作时,国内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馆分工由我来研究瑞典经济。但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了《瑞典经济现状及其展望》时,使馆却没人能看懂。1980年夏天我把它寄到香港经济导报后仅半个月,报社就把它(以瑞枫为笔名)全文发表了。后来他们建议我写点瑞典福利问题。为此我做了大量研究并参观了一些福利设施。我为所见实际情况和国内有关宣传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撼。1981年9月我写出了《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大胆提出社会福利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观点。现在这篇文章和我的一些其它文章都刊登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学人风范》栏目里。我觉着,一个外交官除了有义务向党和政府报告工作外,还有责任向民众直接报告国外真实情况,这就是我撰写上述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社民党搞不搞马克思主义。据您了解,瑞典社民党怎么看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高锋:瑞典社民党在最近一次修改的新党纲中,谈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党纲规定,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

  该党意识形态专家考克也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我认真读过社民党所有党纲之后发现上述所言不假。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我看不出这一理想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目标有什么重大区别。自成立以来它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工人在其党员中又一直占多数,这都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记者:您刚才说,社民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资矛盾或者说阶级斗争的观点,为什么社民党在瑞典执政多年之后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企业?

  高锋: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处于中心位置。换句话说,劳资矛盾是瑞典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这是因为在如何进行生产,如何分配产品等根本问题上劳资双方利益相悖。雇员们致力于提高工资所占比例,而资本家主张提高利润份额。雇员希望影响工作时间和雇用条件,而雇主想要自行决定职工工资,任意取消其休假,甚至随意解雇职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

  历史证明,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劳动生活的国家,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社民党认为这是由于劳方和资方利益或者力量之间缺乏平衡造成的。但劳资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不总是对社会有害的。相反,它可以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动力。这要求在劳资双方利益间实现平衡,要求生产以在资方和劳方共同利益为基础,也要求有效地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因素。

  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社民党所做的只是不让资本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它成员。社民党人主张提高劳动人民地位,主张工人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但从来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不主张搞阶级专政。劳资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你把资产阶级打倒了,工人阶级还与谁去争利益?

  不管是如何组织生产,还是如何分配生产果实,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社民党认为,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在社民党支持和领导下,占瑞典人口近半数的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分别组织在强大工会中,与资方组织每年应改善工作条件与工资进行谈判,政府还通过税收、福利等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从而使劳资利益逐步走向平衡,使社会出现了稳定与和谐的发展。

  各国实践都证明,仅靠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并不能消除劳资利益冲突,不能消除剥削,也无助于实现社会民主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记者:一个政党的党纲是其政治要求、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要正确认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认识其党纲。听说您最近翻译了瑞典社民党的所有党纲,您能否谈谈瑞典社民党党纲的修改情况?

  高锋:瑞典社民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福利国家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也是三次修改党纲。第三阶段曾在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同时它也揭示了社民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

  

  二

  

  记者:您是否再讲具体点,可否先谈一谈社民党青年时期的党纲的修改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高锋: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的40多年间,社民党由抄袭德国社民党人的纲领到开始自主地进行理论创新,经历了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发展。期间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民党也曾经单独执政,但总体上尚未找到符合瑞典实际的发展道路。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在瑞典发展较晚。但自1860年其工业化起步到1914年大体完成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1/4的(12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讨论党的纲领问题。

  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社民党领导下,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2年,12万工人走上首都街头要求选举权。1905年2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时对1897年党纲进行了首次调整。大会对党的基本纲领没有做改动,但在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公民与工会权利,还针对工业化带来的大批农民破产问题首次提出了保护小农利益的问题。1911年,该党再次修改党纲,对农民问题给与了更多关注。大会指出:“在瑞典的农业人口中,小农户、佃户和农业工人占有不可比拟的绝大多数。对小农户来说,土地不是占用他人劳动果实的工具,而仅仅是他们与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们像工薪工人一样也属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代表大会据此进行调整,把党的宗旨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改为“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把党的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这句话中的“工人阶级”改为“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其它群体”。

  在成立22年之后,社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瑞典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较早地认识农民问题并正确地将农民划归为工人阶级同盟军是瑞典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一大理论创举。这为其1932年通过与农民协会联合开始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当局对民众的反抗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社民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中仍然不断发展。1914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并通过了普选权法案和8 小时工作制法案。随着前一法案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间的力量对比。

  就在这时,社民党内围绕着是否与自由党合作,是走议会道路还是进行武装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17年5月,一批党员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党。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1920年社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党纲。这个纲领坚持了前三份党纲的基本立场,但在用词上更加激进。在党的宗旨部分,新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的是要完全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解放”。这里党纲把1911年“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换成了“被剥削阶级”。党纲对此阐述说,统治着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为囊括整个社会的被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党纲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夺取政治权力的任务。

  党代会后不久,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社民党第一次得到机会单独上台执政。但社民党在20年代组织的三届政府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占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由失业工人顶替罢工者的工作,使社民党政府被迫辞职。

  记者:面对这一挫折,社民党内部肯定有不同意见。

  高锋:你说得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左派宣称,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国有化主张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强大反抗,劳动人民看不到这个主张与自身利益的直接关系,也不积极支持社民党,使党内许多人十分困惑。

  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它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对私人财产如何使用的部分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它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因此,他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它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它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他宣称,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使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新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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