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12 次 更新时间:2004-02-20 14: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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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 (进入专栏)  

  

  谢谢大家,谢谢这么多人来听我演讲。我分两个部分讲:第一部分,我想对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一些质疑,或者说是困惑。另一部分,我想根据我这个没有水平的人在农村的十几年工作经历,谈谈我认为当今农村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质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业、什么是农村?

  

  什么是农民呢?

  

  一般人认为,农民是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农民有自主权,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媒体都比较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但是我认为,农民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权,我们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但是我们没有给农民不生产的自主权,比方说我是一个农民,我家里种地,我亏本了,假如你承认我是世界市场的经济主体,我是一个经济自由人的话,我可以不种地,那么我不种地,我就可以休耕,我休耕就不应该纳税,但是这是不可以的。你种地亏本,你也得给我种,你不种地,你照样得纳税,我们给农民什么样的自主权了?

  

  在农业里面有产前、有产中、有产后,那么产前要种子,施农药、化肥,这是可以民主的行当,农民不可以经营,农民也经营不了。产后呢?有农产品加工、流通。有些是垄断的,有些是农民经营不了的,有地方的保护主义,有政府的乱收费,农民进入不了。

  

  我们经常看到农民把他种的农产品,或者是养的什么东西,拿到广州去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最后回来的时候却连路费都没有了。那是因为城市的收费太多,农民经营不了。农民在产前产后进不去,只有产中。

  

  产中是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又不允许休耕,强制耕种,所以说农民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没有给他自主权。农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一种强制政策,强制农民用自己无偿的劳动,或者是低偿的劳动,让他们与土地相结合,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廉价的劳动产品,所以我们说,农业经济是什么经济呀?它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的强制经济。

  

  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民只是义务的主体,他不是权利的主体。

  

  政府跟农民签合同,种地当然要签合同,但是我们没有给农民任何的权利,农民只有种植的义务,所以他只是一个义务主体,不是一个权利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没有给农民什么自主权。

  

  第三个方面,农民在耕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劳动者。

  

  我在珠江三角洲做调查的时候,那里民工的工资十年之内不仅没有增长,还降低了,一般农工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他们工资一般300块到500块之间,还不能按时拿全工资,还要压一部分到年底,他们不愿意干,但是没有钱,他走不了。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所以更多的时候,农民只是一个廉价的劳动者,任何一个组织都不是为农民讲话的,没有农会,也没有其他的组织来为农民讲话。所以农民仅仅只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廉价的劳动资源,也许是我们要求的工厂的一个工具。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农民。

  

  什么是农业呢?

  

  我们常说农业是一个产业,农业是一个产业吗?我们农业也不是一个产业,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教育产业化,不是产业化的东西可以产业,可以挣大钱。但是农业,它本身是一个产业,但它在中国就不是一个产业,为什么呢?因为农产品的战略性远远高于它的商品性。所以农产品首先只是一种战略物质,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商品,它没有体现价值规律,也没有价格来体现它的价值,比方说我们搞菜篮子工程,这是干什么,这是保证一个国家能消费到最廉价的农产品,挣不挣钱是次要的,所以我说农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一个产业。是一个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经济机构、投资渠道来支持这个产业。你看我们的四大银行,农村里还有没有,没有,它们早就离开农村了,这怎么可以作为一个产业呢?

  

  农村是什么呢?

  

  农村很可能是我们城市的赤贫地,很可能是城市的垃圾厂,很可能是犯罪分子的供应地,很可能是卖淫嫖娼,紊乱城市的工地,城市所以这么繁荣,因为它是以农村的破败为前提基础的。最后的情况很可能是:今天的农村,也可能是明天的城市,这就是我的理解。

  

  我在基层呆得很长,我了解的农村农业是这样的,这可能不正确的,但是我是从我这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总理说他每天总头疼的,让他睡不着觉的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那么首先重视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现有的制度下,我们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吗?我的结论是不可以。第一,农民的负担到底有多少?总理说,合理的负担大概800亿,加上下面的干部不合理乱收费的400个亿加起来是1200个亿,这是我们一般的比较权威的统计数字。但是农民的负担真的就这么多吗?

  

  我认为农民的负担至少是4000个亿,那4000个亿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有4700万的基层干部,主要在乡镇,有70%,在县乡吃财政饭的人有3千万,这3千万,至少要吃掉3千个亿。

  

  农村现在有6千亿的债务,主要是民间的,这每年大概要支付800亿利息,40万个自然村,有将近5万个乡,这大概需要800个亿,那么我们还有200多亿个乡,每个乡有17至18个部门,他们车子,房子,办公用费,出差都在里面,都需要钱。所有这些大概下来要1千个亿。

  

  为什么不能取消农民的负担呢?

  

  第一个增加农民负担的因素是刚性的,减少农民负担的因素是软性的。工资是要增长的,人员是要增加的,物价是在上涨的,所有这些都关系农民的负担。但是我们要哪一条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是可以操作,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呢?几乎没有。所以我说,今年搞实验,明年还搞实验,永远实施不了这个方案,因为所说的1800个亿离4000个亿太远了。现在要改革税费也可以,但是中间3千个亿谁来补?通过什么途径来补?没有找到补缺的途径,所以这些措施都是不能落实的。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农民的负担要减轻,税费要改革,要裁减大量的干部,要落实中央的措施,谁来落实?你县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来吗?他也是干部,他就是靠农民养活,国家不拿钱,裁他们的人,要他们来执行税费改革,他们给执行吗?

  

  第二,有人说,靠农民。中央是好的,他为农民服务,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有八九亿,是中国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他们怎么可以进行搏弈呢?所以我想,减轻农民负担,在现有体制下条件没有具备,农民负担之所以一年比一重,减不下来,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第三,农业的结构调整,能够富裕农民吗?很多学者专家都做了非常多的论证,可还有人说,根本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可行吗?第一大问题,国民中农民全面过剩,是一个基本国情。第二,结构调整是要增加成本的,所以要投入。第三,结构调整农产品,还要找市场,流通里面还要追加成本。大面积生产力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来调整产业结构,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瞎折腾呢?

  

  总量是过剩的,怎么调?种水稻的地方,现在种水果,种水果的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对农民说,你们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调整结构;如果不解决这个总量的问题,那么最后可能是全国范围内又一次的穷折腾。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农民。

  

  有可能我们的干部,响应中央的好政策,调整结构。他调整结构干什么?很可能是政绩的需要,或许还要搞一个工程,搞一个政绩工程。

  

  所以,我觉得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应该是一个微观的行为。调与不调,是微观主体,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能用中央的宏观政策指导下面。中央干什么呢?中央应该控制总量,应该区域规划。

  

  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现在,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地方在调什么呢?什么东西值钱,调什么,结果亏什么。原因就在这儿,道理非常简单,就是总量过剩的问题。

  

  第四,公司加农户可以富裕农民?很多学者写文章,说公司可以富裕农民。我想首先应该理解,公司是干什么的?公司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是一个老板,如果我不想挣更多的钱,那我是人吗?我不成了一个傻瓜。公司加农户在中国已经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公司加农户,油料公司加农户,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农民搞富。何况中央还有非常好的政策,让粮油公司收农民的粮食时给0.55元,千万不能压价。但下面呢?我们就是只收 0.45元,我们就是压价。

  

  国有企业都不执行政策,那凭什么指望农民企业来救农民呢?一个企业得不到平均利润的时候,很可能不奉献给农民。那么农业性企业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超额利润呢?不可以,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或者是极个别不可以扶持的。得不到超额利润,得不到回报,利润很低,当然离开农村了。

  

  再说企业与农民、农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是帮着农民,还是帮着企业?为企业说话,还是为农民说话呢?当利益构成冲突,政府会帮企业不帮农民。为什么?一到年底,或者平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企业会给政府送一个红包,农民不可以,没有钱。再者,如果哪个企业垮掉,领导就没有政绩工程,就没有面子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量的情况是,企业剥夺农民利益,反过来我们学者会说,农民就是不讲信誉。企业不讲信誉,还讲农民不讲信誉。所以,公司加农户,在现有的这种框架下,真的富裕不了农民。把资源配制给公司,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即使有个别企业,真正可以带领农民富起来了,那也是个别的,那就是说很可能得到了某种非常优惠的政策,或者说某个行业里面非常特殊的某个厂,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第五,推广科学技术,可以富裕农民。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我有时候想,推广科学技术怎么富裕农民了?富裕一个农民,两个农民是可以的。使用科学技术农民是可以富裕,第一个使用这项技术的是可以,的确可以,第二个兴许还可以,第三个就不是那么回事。使用技术要成本,而随着技术的普及,产量会增加。产量增加,物价会下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普及技术的过程就成了农民减收的过程。当然技术会兴国,可以让全社会收益,但是如何致富农民?农民支付的成本,全社会得到了好处,怎么可以成为与富裕农民不相关的事情。

  

  第六,机构改革能不能够改变政府的膨胀综合症,这个问题说了很多年,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参加了1985年的机构改革,参加了1988年的机构改革,我们湖北省1994年也搞了机构改革,1998年朱总理再次安排改革。但是我提到的是每一次改革都是机构改大了,人们改富了,效益改低了,这是事实。

  

  1985年当四川省××乡书记的时候,我才二十来岁,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我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我确确实实不行,我没有办法当好一个书记。机构改革为什么不能解决我们政府膨胀的问题,为什么减不下来呢?道理非常简单。我是乡长,我是局长,我是镇长,我是镇长,不可能到北京来打工,我不会这么干的,我肯定要养活我的子女,当官。老子当官儿子还要当官,孙子还要当官,我们家的孩子怎么不能当官呢?那可以,安排一个,只要你不提意见就行了。精减干部,谁来精减呢?

  

  我当书记的时候,1993年底开始,我把所有收费部门全部放假休息,是3年,不让他们上班,说你们要收多少税,我帮你们收。召集他们开会,就从今天开始帽子不戴了,衣服不穿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你们今天把所有的税费都给交齐了,不要你们交钱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他们当场就交,每年交一次就够了,所以那些戴帽子的人也没有了,穿衣服的人也没有了,我一走,全都回来了。最后那个地方,乡镇企业全部垮下去了。我 1996年底到了一个乡,我一去就裁减了111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省劳模,他找县委书记,跟县委书记关系挺好。县委书记写了个条子,昌平这个人特殊,他是我们城建办主任,原来一个支部书记,由于计划经济到村里当主任。条子给我的时候,是一个复印件,我一看是一个复印件心里就急了,我想赶回去问问,就连夜把这个复印件带去。我说你何必写条子,给我打一个电话不就行了,给我一个复印件,原件还没有给我。他说这字不是我写的,是伪造的。我第二天,就赶紧开大会,先把这个人裁减了,就从他开刀,有人敢伪造县委书记的字,这样就一刀砍了110个干部。

  

  这个人说你不是不能裁我回家,我16岁就当村支部书记,我跟...干了一辈子,...对我不薄,儿子、女儿都在财政,我三个孩子...都给我安排了,你现在要我回去,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你要我回家干什么呢?我跟...干这么多年,我就这一门手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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