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反思与政策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8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15: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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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瑞典社民党通过国家干预,在对私人所有制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近年来它大刀阔斧地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福利制度,坚决迎接全球化挑战,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它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影响了瑞典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瑞典社民党 理论反思 政策调整

  

  一、“功能社会主义”的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瑞典虽然起步较晚,但自1860年起在完成工业化的半个世纪里,它所带来的沉重苦难使五分之一的瑞典人逃亡海外。1889年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全面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对整个瑞典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1918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但该党在20年代组成的三届少数派政府,在议会中的地位非常虚弱,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无法实现其1920年党纲中规定的国有化目标。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使党内关于怎么办的争论日趋激烈。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将其进行分割并交给不同的人进行管理。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创新,使社民党从理论上摆脱了困境。

  1931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沉重地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中失业率便达到30%。执政的自由党借口供求关系,采取了紧缩政府开支、降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社民党议员魏格福施指出,失业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的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强调,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经济危机。而该党左派却主张立即遵照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以便一举摆脱资本主义。经过激烈辩论,1932年社民党党代会以微弱多数否定了左派的主张,而把政策重点转到魏格福施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危机纲领”上。

  这个纲领使对“看不见的手”早已丧失信心的广大群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

  新政府提出,国家预算应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利用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凱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通过政府预算对经济需求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政府决定通过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并按市场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一扩张性经济政策与瑞典克朗贬值(25%)措施相结合,推动瑞典经济开始回升。

  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政府在同意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旨在鼓励企业增加储备的投资基金机制。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先后建立了失业基金、人民养老金制度,并决定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善。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查理德(Marquis Child)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份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二、国家干预全面展开

  

  上述成果使社民党坚定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心,在1944年提出的“工人运动战后纲领”中称,形势发展使得瑞典工人阶级更加意识到作为“新的经济秩序创造者的历史责任”,指出“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纲领主张将一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其他“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从此,社民党在理论上不再反对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而致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驯服资本主义”。其政策措施主要有:

  (一) 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政府自1948年起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政府专家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公共部门计划和各大私人企业的生产打算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做出分析和预测。同时,还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建议。这些计划不对生产发展提出硬性指标,但专家们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客观分析,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基础和选择。此外,还有强制性的国土规划、地区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及根据经济发展出台的一些短期的或行业性的计划等。

  (二) 通过法制管理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主要通过立法或修订法律来实现,政府大臣从来不对下级机关作任何个人指示。重大问题决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调查委员会。根据政府的书面指示(仅规定调查的目标、范围、经费和时间等),调委会对事情的历史、现状及有关国家的做法进行独立而详尽的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每年同时工作的各类调委会常达一二百个。调委会报告、政府向议会提出的提案和其他所有官方文件全部公开,人们均可阅读并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 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政府下大力气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对各级政府和社会保险部门的公共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三成),政府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控制和调节。对于私人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一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些行业之投资)征税,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则进行补贴。除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各类投资。

  (四) 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自50年代瑞典实行全国统一的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支持下强调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宣称由企业的利润多少来决定工人工资,意味着要部分工人“勒紧腰带来赞助那些发展停滞、管理不善的企业”。二战后40多年里,工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极力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使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工会照顾低收入者的要求,在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又压低了高技术产业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为瑞典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提供了方便。

  (五) 利用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增加积累。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后,对股东的分红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股东们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还网开一面,通过种种手段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给予优惠,使仅约10%的利润被分红,20%上下被交税。利润大部分被留在企业内部,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的财力来更新设备和技术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六) 重视教育和对失业人员的再教育。早在1951年,总工会在提出团结工资政策时就指出: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将有大批职工从落后企业中被“排挤出来”,政府应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对失业职工的培训和资助他们积极流动,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技术进步。1957年这一主张为政府所接受。每年都有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约2%的失业者在接受转业培训后迅速转入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从而大大加快了瑞典的经济结构变革。

  (七) 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可能。在强大的工会的支持与压力下,政府通过立法在全国建立了包括社会各阶层和人生全过程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西方国家中少有匹敌。

  (八) 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面对日渐扩大的地区差距,1965年政府决定对到边远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资助或优惠贷款,以改善生产资料的自然配置。1976年政府又通过立法规定各省要制定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对支边工作的计划调节。政府还大力支持边远地区扩建基础设施,发展中、高等教育,开办高科技产业,对这些地方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运输补贴、工资补助等优惠待遇。

  (九) 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规定企业的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进一步限制了资方权力。

  (十) 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反思与调整

  

  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加之幸免于两次大战的蹂躏,瑞典经济自1932年起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人均产值年增2%,仅次于日本。瑞典由“欧洲的穷汉”一跃而变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社民党虽然没有将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却凭借其庞大的公共部门对60%左右的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和老幼护理等服务全部“社会化”。这种分配领域内的高度社会调节使国民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方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折旧费)相比,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期间财产占有上的差距也在缩小。瑞典社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方向发展。

  但这种变革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加上瑞典工业产品的一半依赖出口,当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福利国家之弊病便一起爆发出来。

  1975年至1995年20年间,瑞典经济因此两次陷入危机,长期执政的社民党也随之两次下野。1976年当第二次石油危机袭来时,社民党试图再次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在国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人为地恶化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结果失去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

  新上台的中右政府在对危机企业进行大规模挽救无效后,只好将全部造船企业和大部分钢铁企业实行国有化,其执政数年间国有化规模甚至超过了连续执政44年的社民党。为了兑现其大选诺言,执政党不顾客观情况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结果在生产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总开支由1974年的618亿克朗(GDP之24.2%)猛增至1982年的2076.5亿克朗(GDP之33.1%)。1980年冬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然而在民众抗议的浪潮下,该政府没来得及实施其所提议的几项轻微削减社会福利的主张就下台了。

  1982年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振经济”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新政府宣称,凱恩斯主义的膨胀政策和里根主义的供应派紧缩政策都不适合瑞典情况,主张将扩张与紧缩相结合,走“第三条道路”,即在压缩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增加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以带动以出口为先导的经济回升。其具体措施有:

  (一)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社民党上台后一举将克朗贬值16%。为使货币贬值的效益不为工会的补偿要求所吞没,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还决定建立“职工基金”,通过向企业加征超额利润税来购买企业股票,交由工会管理,以扩大经济民主。

  (二) 减少干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政府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数额和外汇交易的限制,取消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来瑞典投资的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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