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比类逻辑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维特点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2 次 更新时间:2009-05-13 20:46:25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比类逻辑  

葛荃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比类逻辑”,这种致思方式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特点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传统比类逻辑的构成要点,分析了比类逻辑与王权专制思维特点的关系,并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对于这种文化遗存的深层影响做了剖析。作者认为,作为文化遗存的“比类逻辑”思维特点使得当代中国的政治思维在某些层面或某些地方还滞留在中世纪,这是解读当前一些政治文化现象——诸如对于政治权力普遍崇拜和挥之不去“个人迷信”等等——的深层传统文化根源之一。

  

  关键词: 比类逻辑 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思维逻辑 致思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浩瀚雄浑,其中的主体建构是儒家文化。一般而言,儒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性。孔、孟圣贤“述而不作”,坐而论道,并不是在体验人生,冥思生命的真谛。他们的思维具有“现世性”特点,从始至终都在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秩序思来想去,观照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先秦孔孟之学、汉唐周孔之道、孔颜之道,及至宋明孔孟之道、程朱陆王之学,儒学的学术内涵总是围绕着政治进退取舍。大凡圣人、中和、心性、天理诸命题,其价值核心和思虑的落点最终在政治。政治性的本质特征影响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构成与发展,古人所谓“六经皆史”,今人谓之“文、史、哲、经”,无论归属于哪种学科门类,在传统文化的建构中,其最终的价值指向和实际功效是政治。从这个意义来看,传统的逻辑思维亦不例外。

  现代逻辑学的学科分类和知识规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今天用以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方法也是西学的。然而,中国文化自有其文化个性,逻辑思维不可谓不发达,譬如先秦诸子学中的墨辨与名家等等。迄今研究者对于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已经有了诸多论断,凡演绎、归纳、循环、比附等等、均有倡言者。我以为,从“政治”的角度看,比类逻辑[①]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政治思维的影响至为深远,作为民族文化之遗存,至今余波绵延而未绝。

  

  一、比类逻辑思维三要点

  

  所谓“比类逻辑”是一种以“类推”、“类比”为主要论证方式的逻辑思维,它不具有类如西学那样形式严密的抽象逻辑认识,而是表现出鲜明的直观性和具象性,类比的逻辑环节之间常常具有跳跃性,因而显得粗疏而便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语境内,这种逻辑思维也是颇有说服力的。

  比类逻辑的思维特征是十分明显的,概括言之,其要点有三。

  

  一是这种逻辑思维惯常在思维的起始建立一个参照点,不论被论证的事物与这一参照点之间有没有实在的逻辑关联,而径直拿来相与比照。只要起始的参照点具有权威性与合理性,那么事物间的逻辑关系即得以建立,论证就可以形成。

  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论证政治关系,典型的表述如《易传》。等级原则是孔孟儒学的首要政治规则,儒学经典《易传》运用比类逻辑,将等级原则与阴阳、天地相比照,论证了政治等级的绝对合理。其文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同‘已’)陈,贵贱位矣。”[②]乾是阳,是天,坤是阴,是地。在儒学宗师们看来,天地阴阳是人间等级的参照点,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天与地之间的尊卑关系正是人间政治等级上下贵贱关系的合理性根源。这种思维方式成为孔孟儒学最为重要的逻辑论证方式,得到了极为普遍的运用,影响至为广泛。《易》中的阴阳符号和各个卦象就是这种比类思维的全面表达,据《易·说卦》,乾象征“天”、“父”、“君”、“金”、“玉”等;“坤”代表“地”、“母”、“众”(臣民)、“布”等。很明显,前者贵,后者贱。《文言》则以“地道”、“妻道”、“臣道”均属阴,它们的特征是顺天从阳。另外如《易·泰卦·彖传》:“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这里的内外之分显然指的是贵贱高下之分。比类逻辑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主从关系与天道阴阳相比照,从而使得天道阴阳独有的超社会权威及其绝对合理性贯注到人间的社会政治等级关系中,这样一来,作为君主政治坚实基础的等级原则和等级制度也就具了至上的权威性和绝对的真理性。

  同样,比类逻辑也可以论证君主个人的至上权威性。《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说的“大人”显然指的是君主,其道德、智慧、行为和气运等等径直与天地、日月、鬼神相通,超越凡俗。《易·系辞上》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贲卦·彖传》也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圣人是传统文化的理想君主,他可以效法天象、神物,观天象、察时变而宰制天下。同时,臣之于君,好比地之事天,“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下者,视地之事天也”[③]。经过这样的比附类推,君主的政治权威性便具有了绝对的至上性。

  

  二是比类逻辑思维的推论具有循环性,论者常常是把握住一点而往复论证,循环推论。比类论证的双方则可以互为论据。

  这一特点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表现是很普遍的,典型者如孔孟儒学的修身治国论。《大学》首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孔孟儒家以道德修身与治理家、国和天下相比照,在推论形式上则循环往复。他们没有做具体的分析说明,没有讲述或论证何以“身修”而后“家齐”。修身作为道德政治实践的中心环节,得到了历代儒家思想家们的重视,但是他们没有梳理此一环节与彼一环节之间的逻辑过程,而是以类推的方式排列了此与彼的位置。他们只是在推论“既然由此及彼”,就“必然会由彼及此”,身与家、国、天下相互类比、类推,从修身到治国的道德政治实践也就具有了必然性和真理性。

  再如,汉儒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融合,大讲天人合一,他以人事和天道相类比,其推论即有循环性的特点。譬如他说,天有“十端”,人在其中,故而“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④];又说天通过阴阳五行的环节与人沟通,天就具有了人一样的意志和感情,“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如“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⑤]。天的运行规律也含有道德意义,“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⑥]。天还“与人相副”,人的形体和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都是从天那里演化而来的。董仲舒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比如“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⑦]。天和人外在相同,内在相通,小而为人,大而为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⑧]

  董仲舒的比类逻辑和循环推论是浅显和表面化的,但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中叶)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阴阳五行学说是最具体系性和最有说服力的认知方式。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建构逻辑框架,经过他的一番比类推论,从理论上为汉代统治者解决了政治权力合法性和统治的规范性问题。一方面,“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另一方面,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的法则,“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清寒暑,当其时不可不出也”[⑨]。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背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这就是所谓“天谴”说。董仲舒的比类循环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君主政治的统治合法性建构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三是比类逻辑思维的推导具有无限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任何事物都可以相互比照,类比的推论亦可以达于极点,使得这种直观性的逻辑思维过程具有明显的跳跃性和认知结论的必然性。

  例如,王朝更迭、改朝换代是历史的过程,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们面对历史运作的巨大震荡,常常显得无奈。那么如何判定这些现象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呢?依照比类逻辑思维,这个问题不难解答,只要将王朝更迭与天道运行勾连在一起,类比相推,就会顺理成章。《易·革卦·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孔孟儒学看来,上古三代权力更迭就如同天道的四时流转,“变革天之大命”不过是顺天应人之举。这样,本来一个复杂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在传统文化的比类附逻辑思维下,变的简明而直观易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天道的运作是不可逆转的,于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替也就具有了的必然性。

  又如,孔孟儒家的政治伦理最讲求修身,于是儒学宗师们便规定了某种道德境界作为达标的路径,譬如“诚”。《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也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修习公式,在这里,儒家文化以“至诚”作为中介环节,将心、性、天作为类比的不同层面,然后在人性与天道的比类推论中,将人性的内涵无限扩展,于是至诚之人性便得以涵盖了万物与天地。这样的人性方能与天道合一,得以协助天道来化育天下。基于这样的推论,统治者便是至诚至大之性的具体化,因而其主宰天下的权威便不是外力的强加,而是其内在力量的自然达成,是理所当然的。

  再如孔子论德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 孟子也有相同的说法 [11]。孔孟儒学认为政治的运作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们以风和草类比君子小人,相与类推,并将认识推导至极致——“必偃”即表明了这种逻辑推论的绝对性。

  

  二、比类逻辑与王权专制思维特点

  

  总前所述,比类逻辑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之中,对于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具有直接的深广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认知方式与传统的王权专制思维特点有着内在的联系。

  其一,传统的比类逻辑思维以其直观性论证将复杂的真理论证过程简约化,从而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如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认识至今仍在感召世人。不过,作为政治思维的一种主要方式,比类逻辑思维的粗疏、或然和绝对化,使得君主政治权威得以未经深思熟虑的理性审视而能获得为所欲为的理论依据。

  例如关于人性的认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思,严格而论,属于哲学思维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反思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就像人类的认识发展总是由浅近而至深邃,中国先民最初的觉醒也是粗浅的。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之一,也不过只是指出了人性具有共同性,“性相近,习相远”。其后,战国诸子对人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的观点各式各样,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庄子的人性自然说、法家学派如商君、韩非的人性好利说等等。诸子的人性理论虽然有别,但是在认识的归结点上却是相似的:他们都要用人性理论来论证政治,以人性学说作为他们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论证过程中,比类逻辑将丰富的论证简约化了。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以儒家的孟子为例。

  孟子道性善,认为人们天生就有“四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普通人,其人生的意义就是修习道德,完善本心。对于君主来说,则是要发扬自身固有的善的本性,实现一种“善政”。他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真是再简易不过了,只要统治者将固有的善心发挥出来,外化为“置民以恒产”等仁政政策,于是乎天下大治。孟子从善性到仁政的论证过程不过是一“转念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比类逻辑将复杂的政治方针与政策问题简约化了。

  应该承认,从一般意义来看,人性与善政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必然要取决于某些特定的条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当历史的发展处于某一“十字路口”的时候,处于权力核心的特殊人物的个人因素有可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发展。这时,这个特殊人物的善性或恶性,甚或性格等等,都有可能对政策的制定、推行或政治运作起到某种明显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葛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比类逻辑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19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