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在自由与公正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1915-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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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并引发自由主义理论的大调整。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本文所研究的,就是从五四到1949年期间,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上述国际背景之下,是如何地社会民主主义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

  

  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J.S.Mill)、斯宾塞(H.Spencer)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1]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KarlPolanyi)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自律性市场制度。博拉尼指出:[2]

  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生的资源。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自由主义的修正已经开始。边沁(JeremyBentham)和密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T.H.Green)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George.Sabine)所说:“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3]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主义的内核,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国费边社,就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JohnRawls)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内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得了战后30年(1945-1974年)的大繁荣。

  而本文所讨论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4]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於世,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下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的发生。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是以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的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追求的苏俄式共产主义。因为非本文之主题,这里姑且列而不论。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JohnDewey)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Roosevelt)为旗帜。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为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5]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和拉斯基(HaroldLaski)。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有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然而,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考量,现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并无任何成体系的理论,虽然胡适个人在社会层面的影响无人比拟,但在学理层面他基本无所贡献,反而不及有系统论述的“二张”。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不仅有像“二张”这样的学理代表,而且为更多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当属无疑。鉴于上述理由,本文以下的专题研究将主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会兼及新自由主义。

  

  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弊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当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与西方同时代的老师一样,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多有反思,可以说是一种反思性的吸取。那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哪里呢?

  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博兰尼所说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自律性市场制度。张君劢在他的代表作《立国之道》中,这样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6]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人互相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

  三条短处之中,后两条与自由放任直接相关,第一条至少有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共识。杨人便1948年在《观察》杂志写道:[7]自由竞争在经济上既不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那么,自由竞争之说匪特不是自由主义的因素,而且已为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放弃。

  不过,最初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像所有的社会主义一样,集中在私有制度,以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和财产的私有、尤其是私有大资本造成的。[8]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在改变所有制上做文章。张君劢钟情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及其魏玛新宪法,提出“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希望通过“社会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解决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90]张东荪则心仪英国的费边社,主张参考中国传统的“行业公会”制度,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10]不过,到30年代,他们逐渐改变了看法,反思的视线从私人所有制移向了自由放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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