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侯立仁: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2 次 更新时间:2009-05-12 16: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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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进入专栏)   侯立仁  

  

  [摘要]从1967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上山下乡"政策强迫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生活工作。我们考察了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作的青年们的生活经历。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一个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影响的机会。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两个论题:(1)不利的国家政策如何通过社会分层结构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2)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到个人后来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我们比较对照了下乡的青年和那些留城的青年的就业模式、后来主要的生活事件及经济状况。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受到不利的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但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对他们的子女造成的冲击。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持续的影响,这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之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1968

  

  1968年,当巴黎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增加学费的时候,当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其他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正从事反越战抗议的时候,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们则乱作一团。文革中经过了两年的"红卫兵造反"后,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已经陷入瘫痪:大多数政府官员被打倒,学校也停了课(Pepper,1996;Unger ,1982)。学校里的学生们无法毕业或升入高年级。他们在城市里也不会被安排工作。[1]在这种情境下,毛泽东的指示(见上,经常被作为"上山下乡"政策的标志)开启了文革中最深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Bernstein ,1977)。在为期12年的一段时期里,1700多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多数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被强迫到农村地区去生活和工作。上山下乡政策对一代中国城市青年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革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在1967年至1978年之间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中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送到农村;许多人在那里呆了十多年。

  我们从20个城市的居民中抽取了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通过对这个样本生命历程事件的分析,我们考察了这个具有戏剧性的历史阶段。我们处理了关于社会分层和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中两个主要的论题:首先,我们研究了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事件如何经由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已经集中讨论了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过程。然而,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多变无常,这赋予了社会分层过程与众不同的特征。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情境中,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互动。

  其次,我们考察了国家政策如何形塑和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晚近对于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生命历程的研究,强调了国家和社会政策在形塑个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此的回顾可参见Mayer 和Schoepflin,1989)。我们将研究置于中国的情境之中,希望借此阐明由政策导致的生命事件,诸如上山下乡的经历,如何影响到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及经济状况。

  

  国家与生命历程:理论回顾

  

  埃尔德的重要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开创了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周期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设立了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的一套方法(Elder ,1974)。在后来的20年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社会学文献中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Elder ,1985,1995;Hogan ,1981;Moen,1985;S φrensen,Weinert 和Sherrod ,1986;对此的回顾参见George,1993)。对于这个研究传统,我们的贡献在于,集中探讨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生命周期以及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联系。

  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国家在形塑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正如马耶尔和马勒所指出的,"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生活,国家已经担当了越来越多的责任"(Mayer 和Muller,1986:225)。他们探讨了国家行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三种模式:规则与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各种财政政策(如社会安全),以及服务供给(如与老年有关的社会计划)。通过这些社会政策,福利国家试图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Meyer ,1986)。正如马耶尔和斯克费林所观察到的:

  福利国家通过医疗和失业保险,防止出现收入突然间大量丧失的情况;通过老年保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为生命历程提供了连续性。

  并且,福利国家还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提供了特有的教育-职业联接、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有条不紊的、带有可靠且不断增长的收入的职业生涯。(Mayer 和Schoepflin,1989:203)

  研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国家政策既形塑着机会的结构,也形塑着社会地位的结构,对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Whyte 和Parish,1984)。然而,与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福利国家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国家政策的变化经常戏剧性地打断和改变着个体的生命历程。由此立场出发,怀默霆考察了生活机会的政治学。他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策的变化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机会结构,而且显著影响到不同同期群的生活机会(Whyte ,1985)。利用取自中国两城市城市居民生活史的数据,戴慧思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文革时期激进的国家政策,导致中间阶层子女的"下向流动",并且造成代际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Davis ,1992)。

  沿着相似的脉络,周雪光、图玛和摩恩(Zhou,Tuma和Moen,1996)考察了中国两座城市中的就业率,发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各具特色的就业模式(另参见Deng和Treiman ,1997;Elder ,Wu和Yuan,1993)。在匈牙利,正如泽林尼和曼钦所观察到的,早些年国家的集体化政策,严重地打断了那些在农村地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的生命历程(Szelenyi和Manchin ,1987)。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考察既存的社会分层过程如何起到中介作用,使得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产生影响。在研究生命历程的社会学中,有一个中心问题,这就是戏剧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如经济萧条、战争、社会运动),何以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埃尔德发现,大萧条对工人阶级子女和中产阶级子女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不同。占据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往往能保护他们自己免于灾难性的事件,或者使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小化(Elder ,1974)。

  从这些不同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社会分层、作为中介的社会过程、特别是通过资源代际间转化而实现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信息。

  毫无疑问,上山下乡政策对文革的孩子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被看作一个庞大的国家旨在"消除阶级差别"的尝试之一部分,这种尝试影响到了所有的社会群体(Parish,1984)。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上山下乡政策并没有整齐划一地贯彻执行——不是所有在这个同期群中的城市青年都去了农村。除了在政策实施的头几年外,大多数城市青年还是留在城市当中,在城市里面找到工作;一些知青比另外一些返回城市要早。因此,由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产生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不同社会出身的群体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如果有某些群体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子女,免于受不利的国家政策的侵害,那这些群体是什么群体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阶层处于政治权威和资源再分配的核心。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官僚在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受不利的国家政策侵害方面,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领导者们一心想摧毁既存的官僚机器,消灭官僚阶级(Whyte ,1980)。在这个时期,官僚机构中的许多官员和管理者遭到清洗和撤换,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不利的国家政策下,官僚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他们的子女?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怀疑这些官僚们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特别是,由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宏观的政治过程(Davis ,1992;Zhou,Tuma和Moen,1996),我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持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官僚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可言。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估计一下上山下乡经历对这些文革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后果。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形塑和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对他们后来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Alwin ,Cohen 和Newcomb ,1991;Elder 和Clipp,1998;McAdam,1989)。特别是成年早期的生命历程事件,至关重要。正如埃尔德所观察到的,"在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发生的变更,会给以后的历程留下持久的影响"(Elder ,1985:35)。对于知青来说,在农村耗费时光,打断了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也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积累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随后的生活事件,诸如婚嫁生子的时间安排,可能也会被打断或贻误。在农村耗费时光,也可能剥夺了知青作为城市居民可以得到的其他机会,比如进入称心的职业,在合意的单位里安排工作。我们认为,下乡的经历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而且,长期呆在农村地区,加剧了这种消极的后果。

  我们强调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尤其关注到同期群所具有的分析上的重要意义。正如赖德所指出的,"每一个出生同期群(birth cohort),都从其构成各具特点的发展中,从其自身在宏观分析层面所具有的恒久特征中,获得一致性与连续性。前后继替的各个同期群,由于所受正规教育内容的变化,由于在同辈群体所受的社会化,由于与众不同的历史经历,因此呈现出差异"(Ryder ,1965:843)。中国上山下乡的政策针对的是那些完成了中等教育,正在成为劳动力的城市青年——正在处于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的青年同期群。因此,下乡的经历是特定同期群具有的,而且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

  所以,我们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同期群——那些在1967年到1978年之间参加工作的青年们的生活经历。我们比较对照了被遣送下乡的青年和留在城市里面的青年。首先,我们考察了影响被送到农村去的概率的因素,以及在那些被送下去的青年中提早返城的概率。其次,我们比较了知青和留在城市里面的青年后来的重大生活事件,以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

  

  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下乡经历

  

  中国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扰乱了各方面的生活秩序,尤其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在文革的早些年,多数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都陷入停顿。结果,到了1968年,超过600万的中学生,多数是所谓"红卫兵",都呆在学校里面,等着毕业,由政府安排工作(史卫民,1996:3)。城市经济停滞不前,失业问题尖锐突出。

  尽管毛泽东1968年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标志着这项国家政策的正式开始,在中国发起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声势浩大的运动,但实际上,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67年的时候,一些学生红卫兵就自愿到农村地区去,帮助农民在地里干活,很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个文件,从官方立场赞扬了他们的这种尝试(邓贤,1993:55)。到1967年底为止,各地一些部分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就已经积极地从事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了。

  这项国家政策在文革不同阶段也各不相同。早些年深入的运动过后,政府开始允许更大比例的高中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来几年,上山下乡政策有所调整,允许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留在城市。断断续续地,政府还有选择地招募知青进入高校或军队,或者让一些知青回城工作。政策也允许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胜任体力劳动的知青返城。1977年底,择优录取的高考入学考试恢复,这给许多知青通过上大学返城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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