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7 次 更新时间:2009-05-12 16: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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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有关朝鲜战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试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问题,虽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其中仍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美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杜鲁门总统任内没有认真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美国只是在战争后期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另一种观点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推行的是“温和的、劝诱性的”外交,没有发出任何原子威胁,更不用说扩大战争、使用核武器了;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虽然发出原子威胁,但决策者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时常是相互矛盾的,因而这种威胁是为了取得和平而非冒险的“隐蔽”战略。[1]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同样缺少系统的论述和研究。本文主要依据美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决策者的回忆录,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析。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美国推行的虽然是“有限战争”的战略,但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停战谈判的僵持,美国决策者数度考虑要扩大战争。这种考虑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从海上和空中封锁中国沿海地区,必要时直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而这种军事手段则以原子弹为主要手段,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因此,在战争期间使用核武器并非是美国的“扬言”或一种“威胁”,而是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政策的一种反映。这种核打击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试图以原子弹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试图以原子弹挽回战场的劣势,试图以原子弹获得对美国有利的停战协议。参加这一政策制定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对这一政策的高度重视。

  

  一

  

  使用原子弹第一次出现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政策考虑之中,是针对苏联而非中国,因为美国决策者判断北朝鲜的南进是由苏联“操纵”的。在1950年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Blair House )会议上,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Hoyt Vandenberg)表示,只要苏联空军不干预,美国空军可以摧毁北朝鲜的装甲部队。当杜鲁门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空军基地时,范登堡回答说,使用原子弹可以做到。因此杜鲁门指示空军“准备计划,以消灭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所有的空军基地”。[2]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开始就主张使用原子弹。在1950年7月中旬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Lawton Collins)的会谈中,麦克阿瑟主张使用原子弹摧毁连接朝鲜半岛同满洲和海参崴之间的桥梁和隧道,但并没有得到柯林斯的同意。[3]不过在战争初期,美国决策者内部并不赞同立即使用核武器,其主要的考虑是,如果美国使用了原子弹但依然被赶出朝鲜的话,那将给美国的声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中央情报局(CIA )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应取得联合国的同意。国务院持同样的意见。陆军部行动规划机构的代号为“G-3”研究也显示,在朝鲜战争的这一阶段使用原子武器,“从军事角度看是没有依据的,而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问的”。但为了应对苏联对朝鲜战争可能的干预,10架携带核弹头的B-29轰炸机在1950年7月底曾进驻关岛基地。[4]

  1950年9月15日凌晨,美国实施代号为“烙铁行动”(Operation Iron)的仁川登陆。美国决策者通过内部争论后,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JCS )电令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三八线,沃克(Walton Walker )指挥的第八军团分三路进军平壤。这时美国的整个军事部署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参战。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干预朝鲜局势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时承认,中国地面部队即便没有海空掩护,仍具有有效干预的能力;但从军事角度看,进行干预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过去。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中国虽有可能干预,但在1950年以前不会做出这种干预,今后中国最可能是继续以隐蔽的方式援助北朝鲜。[5]然而,对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后,战局会如何发展,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究竟会做出何种反应,美国决策者依然缺乏明确的判断。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参战的可能性,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威克岛(Wake Island )同麦克阿瑟进行会谈。

  威克岛会谈着重讨论了中苏进行干预的问题。麦克阿瑟在分析美国和中苏的实力对比后,认为中苏干预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虽有地面部队但没有空军,苏联则恰好相反,而且中苏在军事行动中不能很好配合等;假如中共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估计其兵力不会超过6万人,“联合国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它们。麦克阿瑟的结论是:“我们是最好的。”他还向杜鲁门和与会人员保证,“我相信,到感恩节的时候,朝鲜全境内的正式抵抗将会结束”。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的判断。[6]威克岛会谈后,美国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继续北进。10月24日,麦克阿瑟下令美军渡过清川江(Chongchon River ),向鸭绿江挺进。10月25日,在云山一带的美军遭到了于10月16日开始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情报部门在11月初估计大致有不超过4万人的中国部队参战,麦克阿瑟则认为不超过3万人。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意图,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的干预目标有限,包括保护鸭绿江的电站、在鸭绿江南岸建立安全防疫线以及支持北朝鲜的持久抵抗等等。这一判断得到了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同。[7]

  尽管如此,美国决策者依然担心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将打乱美国的战略计划,为此开始考虑以原子弹轰炸中国来阻止中国进一步的参战。11月4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PS )主任尼采(Paul Nitze)同国防部负责原子能事务助理部长洛伯(Herbert B.Loper)准将商量在朝鲜战场上以及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认为,现在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似乎不会在军事上起决定作用;如用于战略目标,摧毁东北工业城市沈阳、鞍山、哈尔滨、抚顺、旅大等,将杀伤大批平民,必然引起苏联的干预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如限于战术目标,轰炸集结的部队和炮兵,由于中国军队的集结随美军情况而定,很难确定目标,同时还要考虑盟国的反应。最后,他们同意视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而定,由国务院负责研究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后果,军方根据“军事需要”进行相应的筹划。不过,尼采和洛伯强调指出,原子武器的“储备还不够多,不够对中国发动有效的进攻,同时,如果苏联人也决定进行干预的话,还要有足够的武器去对付它们”。[8]11月8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埃默森(John Emmerson )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最为突出的建议是,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但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但文件也列举了制约使用原子弹的种种因素:中国土地广袤,工业不集中,投掷原子弹的“理想目标”很少;由于有广岛、长崎的先例,对中国使用会遭到世界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等。备忘录还指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对苏使用原子弹和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如使用原子弹仍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特别是对那些需要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而言,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9]

  其实,自从美国拥有原子弹后,美国就把原子弹纳入其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考虑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敌人,当时打击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埃默森备忘录不过是反映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对待原子弹的两难境地:虽然中国已经参战,但美国由于对中国的作战能力了解不够,认为通过常规力量可以打击中国。同时,由于美国低估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人数,试图以原子弹打击中国,迫使中国“不敢”继续与美国为敌,这样美国就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它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小心对待”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发动了第一次战役,经过12昼夜的激战,美国第八军团全线败退到清川江南岸。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分割包围了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麦克阿瑟电告华盛顿,声称他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第二次战役激战一个月,美军损失惨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Bradley)12月初曾报告说,战场的局势在48-72小时之内可能达到“崩溃的境地”[10]

  面对美军在战场上的一再失利,美国决策者一方面频繁开会,估计朝鲜的战局发展和研究对策。另一方面,美国政界和军界的一些人开始公开声称要扩大战争、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麦克阿瑟首先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他声称要把35-50枚原子弹投到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在打击中国的进攻以后,沿鸭绿江铺设一条放射鈷(cobalt)地带,以防中国再度发动进攻。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30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进一步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封锁中国的海岸、使用海空军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生产能力、使用国民党军队加强美军在朝鲜的阵地以及解除对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使其采取行动攻击中国大陆军力空虚的地区,等等。[11]更为重要的是,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做了公开的声明,他声称美国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

  杜鲁门的声明是这一时期美国决策者内部讨论的结果,除上述国务院有关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备忘录外,从1950年11月起,陆军部的“G-3”及“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JSSC)等研究机构接受国防部的指令,开始进行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的研究。“G-3”在11月16日给陆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就军事角度而言,局势同7月份相比更有利于使用原子武器”;他们为此建议,应开始准备向麦克阿瑟提供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G-3”在12月1日进一步提出,如果“联合国军”在朝鲜面临灾难,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向总统建议使用原子武器。“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12月初也建议,在诸如需要防止在朝鲜的“联合国军”被共产党军队击溃这样“最为紧迫的军事情况下”,美国可以使用核武器。[12]国防部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指出,为了挽回战场的被动局面,可以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海上封锁,并对中国内陆的某些城市进行空中打击。海军参谋长谢尔曼(Forrest P.Sherman)在呈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应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支持大陆上的“游击战”,同时对中国沿海和东北地区进行空中侦察,为使用原子弹做好准备。[13]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杜鲁门在12月1日提出咨文,要求国会增加巨额军事拨款,用20亿美元发展和生产原子武器。12月3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马歇尔、布雷德利等人在五角大楼会商,讨论如何稳定战场的局势。布莱德雷在会上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做了说明,认为是否可向中共表明,不停火就是意味着美中战争?即便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也可以采取封锁中国海岸、进行轰炸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使中共感到苦恼的手段。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军方研究对中国进行封锁和轰炸,以减少美军正面阵线上的压力。[14]随后,杜鲁门派柯林斯去朝鲜视察,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进一步的情况。12月6日,柯林斯在东京同麦克阿瑟讨论如何应对朝鲜局势。柯林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未来作战动向做了两种假设,并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第一种假设是中国军队继续南进,美国对此有两种选择:“联合国军”不能得到加强,限制对鸭绿江以北的轰炸:“联合国军”得到加强,最大限度使用国民党军队,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以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和其他大城市,战略条件适宜时可以考虑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极力主张这一选择。第二种假设是中共军队在三八线停下不再南进,麦克阿瑟认为,如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则主张停火,否则,应按第一种假设中的第二种选择处置。但麦克阿瑟强调指出,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要加强美国的军力,并允许蒋介石派兵到朝鲜。12月9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赋予他“使用原子武器的指挥官的判断力”;他还提交了一份轰炸目标的名单,同时要求向他提供34枚原子弹,用于轰炸这些目标以及敌方的军事集结地。[15]

  1951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通过了第100号文件(NSC/10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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