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从康德的“启蒙论文”重新反思“启蒙的辨证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7 次 更新时间:2009-05-10 12: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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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思潮创新基地双聘研究员。)

  

  

  [内容提要]由于“启蒙”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启蒙”的批判。说“启蒙”存在着“辩证法”,并非什么深刻的思想,若要深入地思考“启蒙辩证法”这一“现象”,关键的就不是简单地从“启蒙”宣导者的立场跳跃到“启蒙”反对者的立场上,而在于思考如何“超越”“启蒙”内在的局限,因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而要完成对启蒙的“内在超越”,我们的思想必须返回到“启蒙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而对康德而言,启蒙的辨证法就是一个不断批判、改良对理性的误用,从而从外在不纯粹的实用理性返回到纯粹理性内在力量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任何意图以一次性的批判“中断”被后人批判的命运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启蒙的辨证法只能是永无最后综合的“否定的辨证法”。

  

  

  欧洲“启蒙”的过程,实际上伴随着对启蒙的反思批判。就像法国“启蒙运动”本身包含了对先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的反思批判一样,由康德哲学所体现的德国“启蒙”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同样包含了对英法启蒙哲学的反思批判。在此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纲领”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一个长长的“前史”。在这个“前史”中,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两种尖锐对立的“启蒙”姿态:建构性的启蒙和摧毁性的启蒙。前者以一种“更好的”“启蒙”“取代”前人所谓的“不完善的”启蒙,目的在于“推进”和“完善”启蒙理想;后者不认为有什么“更好的启蒙”,所有的“启蒙”都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一个被“启”的“蒙”,并没有带来一片“光明”,而是变成了另一个更难识别和摆脱的“蒙”(“蒙蔽”和“欺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是这样揭露了“启蒙的辨证法”:“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和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常驻永存”;“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被启蒙了的大众,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1]。这种批判无疑是深刻而尖锐的,就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深刻而尖锐的一样。但是,从这种深刻的批判中,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是让我们放弃启蒙,放弃现代性的设计吗?它提供给当代思想一种什么样的任务呢?也许只有回到康德,才能对“启蒙辨证法”本身获得更深的认识,在这里,我们更能明了,“思想”面对“启蒙”所开启的究竟是什么。

  

  

  一

  

  当康德于1784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启蒙论文”)时,思想界的任务与我们当今的状况具有某种一致性,就是要反思究竟要不要“启蒙”,如果要,又如何启蒙。因为有些人(特别是君王)惧怕启蒙会引起“革命”,而且据说,启蒙还导致了道德的堕落!所以,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要向“三个人”说话:一是向“大众”说话,证明“启蒙”是必须的,它不仅是“自我成熟”的必然步骤,而且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二是向君王说话,证明启蒙的自由,即公开运用他自己理性的自由,是最无害的,是神圣不可剥夺的人权;三是向自己说话,如何构建其启蒙哲学,完成启蒙理想。

  

  为了证明启蒙是必须的,他首先为“启蒙”下了这个著名的定义:

  

  “启蒙是人们从责在自身的不成熟性中摆脱出来的出路(Ausgang)。不成熟就是不经他人的引导就对使用其自身的理智(Verstand—也译为“知性”)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他人引导就缺乏使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时,这种不成熟的责任就在于自身。Sapere aude! (要敢于求知!) 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2]

  

  这个定义的核心是把“不成熟”状态看作是“责在自身”的。人既到了自然成熟的年龄,有了“健全的理智”,也到了“法定”的成熟阶段,在“法权”意义上“已经成年”,这时应该“成熟”起来,一切都该“自己作主”,但是,“绝大多数人”却“不愿成熟”,非要“听从”“监护人”(Vormund)的指导,在其“指导”下,才有决心和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否则,便自愿保持在不成熟状态。为什么会如此?康德说,原因在于我们的“懒惰和怯懦”。之所以要“懒惰”,是因为“未成年状态是很舒适的”,如果对我“合算”,我就不用费神去思考了;如果有一个好医生做我的监护人,我就不需要自己去挑选食物;如果有一个好牧师做我的监护人,我就不需要自己去做良心的决断了,如此等等,当然非常舒适和省心。之所以“怯懦”,是因为“成熟起来”“不仅麻烦,而且也十分危险”,因为成熟的人,不仅需要事事自己“操心”,而且,一旦违背“监护人”的意志,轻则导致挫折、不如意,重则导致杀身之祸,家破人亡,谁敢“成熟起来”呢?

  

  在这里,明显涉及到了启蒙的对象:“世俗理性”。这种理性既不是康德知识论中的“理论理性”,也不是实践哲学中的“自律理性”,而是现实人生中的“精明的算计”。世俗理性必须面对现实的生存处境做出种种“功利”的“算计”。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却“喜欢”“不成熟状态”的人,实际上并非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是在某种“功利的”考虑之后,认为“使用自己的理智”对自己不“合算”,甚至有很大的“危险”,才不敢或不愿冒着风险去“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智。所以才表现出该说“真话”时不说了,该表达的意见不表达了,这恰恰是世俗理智的“精明”或“明智”之处!

  

  在此意义上,康德说“不成熟”是“责在自身”(selbst verschuldete)确实也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当人正当地使用了自己的理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时,这时我们还能说“责任在自身”的怯懦吗?所以,当康德明确表达人的不成熟是自我招致的,就应该是“自我”负责时,遭到了哈曼的激烈反对和辛辣的讽刺。哈曼说:

  

  “那么,这个被虚假地指责为不成熟的人的无能或过错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他的懒惰和胆怯?不,在于他的监护人的盲目—他本来想看得见,因此他就必须对这个过错承担全盘责任。”

  

  他进一步说:

  

  “不成熟的人们的那位盲目的监护人,当他手握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来保证他的绝对正确和正统地位时,一个在火炉旁昏昏欲睡,却还在进行推理和沉思的人还能以什么样的良知指责他们胆怯呢?”[3]

  

  这种讽刺和反驳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像革命党人那样“砍头只当风吹帽”,我们也不能奢望成熟的人就会像伏尔泰那样,有坐穿巴士底狱的勇气和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人与专制君主的关系上,从心理学的勇气、决心和胆怯这种心性气质方面谈论成熟不成熟,而应该更多地把人的成熟和不成熟放在人与君主共同生存的文化、社会的成熟与不成熟上来。个人的成熟与否,当然与个体自身是否有公开运用自身理智和理性的自由相关,但真正能否有勇气公开运用,与社会和文化的成熟与否直接相关。因此,康德对启蒙的讨论,确实是有缺失的,这正是后来黑格尔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康德的从完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性来推进现代事业的原因。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单凭康德没有充分注意到“成熟”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指责康德在这里进行了一种“大众欺骗”式的“虚假启蒙”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康德的重点不在个体成熟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在于个体自身的自我启蒙。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启蒙的核心之所在:个人心智的成熟。没有这种心智的成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自由个体,没有自由的个体,就不会有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因此,在此意义上,康德式的个体自身启蒙与社会文化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而且前者更加基本。所以,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它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一般人远未看出的启蒙之“蒙”的根本以及这个“蒙”之本身的辨证法。

  

  “启蒙”之“蒙”在哪里呢?在于“世俗理智”。未经启蒙的不成熟的人或者受到启蒙但喜欢保持在不成熟状态的人,自以为只要他“服从监护人的引导”来运用自己的理智,他就“合算”了,就没有“麻烦和危险”;而那位自己已经启蒙、自己并不惧怕幽灵、同时手中握有一支训练精良的百万雄兵来保障公共稳定的统治者,当他说出一个共和国不敢说的这种话:“你们争辩吧,随便你们想争辩多少,想争辩什么,但必须服从!”[4]时,他也自以为“合算”,既显示了自己的“开明”,又确保了自己的“威严”和“绝对正确”,却又没有任何“麻烦和危险”,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但是,这些世故的精明,逃不脱理性自身的悖论:因为“这里显示出人类事务的一种异化的、不可预料的进程,就像我们通常大量看到的那样,这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悖论性的。”[5]

  

  具体而言,对于不愿成熟的人来说,他能否真的“合算”、获得“没有危险”的安全保护或“监护”,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康德说,你的“这点小算盘早就被那个好心地监护你们的监护人注意到了”,他实际上比谁都更加“精明”,“监护人首先是使他的家畜(Hausvieh)变得愚蠢,并细心地看护着它们,以免这些温顺的畜生竟敢向锁着它们的学步车外面哪怕是迈出一步,然后向它们指明,如果它们试图单独行走,就将遭受到危险”[6]。康德在这里使用“家畜”、“温顺的畜生”这样的辞汇来描绘“不愿成熟者”,其意思非常清楚:你自以为“合算”的“顺从”,必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人之为人的“尊严”,你已经被更加“精明”的“监护人”当作锁在笼子中的“动物”了!

  

  对于以百万雄兵为保障的“开明君主”而言,他“好心地”“父亲般地”对臣民进行监护,无论他怎么表现出“开明”,但本质上免不了最大的“专制”,他使得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无法真正成熟起来,无法让这个民族通过“启蒙”扩大他们的“认识”,修正之前的“错误”,他也看不到自由本身对于国家、政府的好处。在所有这些不成熟中,康德认为,让国民“在宗教问题上的不成熟不仅是最有害的而且也是最可耻的”[7]。

  

  在“启蒙论文”发表之后一年、即1875年出版的《伦理形而上学奠基》(即一般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就首次使用了“自然的辨证法”[8]这个概念来描述“普通的伦理理性知识”的这种悖论性:纯朴的善良愿望总是包含并会走向它的反面。在此意义上,哈曼说康德“借助于不成熟和监护这个类比,启蒙更多地是从美学的观点(“感性的观点”是否更准确?--引者)而不是从辨证的观点得到了阐明和详述”[9]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论断。康德不是不从“辨证的观点”,相反完全是从“辨证的观点”来揭露纯粹理性在其运用中的“蒙蔽”: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的“辨证论”揭露理论理性(知性-理智)的“误用”,通过“自然的辨证法”揭露“实践理性”(以“经验”和“情感”为依据的普通伦理理性)的“误用”,通过“世俗理智”的“悖论”揭露启蒙之“蒙”的根本[10]。以此康德想要表明的是,启蒙的“真理”超出了“不成熟的”大众和已经启蒙了“监护人”的意识之外。启蒙的根本不在于自我的理智与他人引导之间的关系,即不在于“谁启蒙谁”的问题,而在于每个世俗生活中的人,从理性的“外在使用”返回到理性自身,学会接受理性自身的引导,即自由地(实践理性的自律、自主)正确使用“理性”上来,这种启蒙就是“自我启蒙”:“然而一个公众要自我启蒙是更为可能的事,只要让他有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1]。

  

  之所以“不可避免”,康德还是承认,保持在“不成熟”的永远受监护状态,像牲畜一样“愚蠢”和“天真”并非真的“很舒服”,并非真的成了大众的“天性”,相反,只要让他们有自由,他们就有能力启蒙自己,变成自律、自主的有人格尊严的人。

  

  所以,康德在这里还是明确地而非委婉地指出了启蒙的根本难题:真正的启蒙是自我启蒙,但自我启蒙依然需要一个外在条件:“让不让”自我启蒙者有“自由”。成熟不成熟,从根本上说,就不是自我愿不愿、喜欢不喜欢的事情,而是“他人”(引导者,监护人)让不让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康德就要向监护者证明,“让”大众自由地自我启蒙,是最无害的、最无危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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