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霍尔斯特富尔曼斯:谢林哲学的转变和后期思想的核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2 次 更新时间:2009-05-10 1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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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德〕霍尔斯特•富尔曼斯/文   邓安庆/译

  

  

  一

  

  海恩茨•海姆索特(Heinz Heimsoeth)在其《近代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合理地说过:“在康德哲学的...直接影响下,近代的形而上学梅开二度,繁花盛开。仅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形而上学的教养就成熟起来,思想丰满、风格独卓并产生出最强大的影响力,它们如此紧邻相接在历史上从前还从未见过。这就是...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这场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不是整个欧洲的,毋宁说,它是“由德国的思想家们率领和开创的――德意志精神在哲学的领地上真正地开始了它们的收获季节...”。18世纪转折的时代确实是一般德国人的伟大时期,是他们“星光灿烂的时刻”。在诗歌领域,克洛普施多克(Klopstock)、莱辛(Lessing)、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克莱斯特(Kleist)、荷尔德林(Hö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和许多其他的诗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也是德国音乐的伟大时代,当然同样也是德国哲学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康德之后主要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决定了哲学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的体系相继出现,着实令人震惊:首先是康德的,然后是费希特的,接着是谢林的,再后是黑格尔的。并且,这些不断出现的体系同样都是一个以另一个为出发点(费希特从康德出发,谢林从费希特出发,黑格尔或多或少是从谢林出发的)[1]。可见,在前后两个体系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只有当后者在某一天以“大师”的面目出现时才得以中断(在黑格尔和谢林那里,可以说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然后便走上自己的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S.4]谢林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个他曾事实上拥有过的地位便是:他推动了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出身于古老的符腾堡普发尔家族(Pfarrersgeschlecht),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于1775年元月27日诞生于离斯图加特不远的莱昂贝格。为了让他学习传统的神学,父亲1790年就把这个当时还不满16岁的早熟的儿子送往图宾根,他在那里学习神学直到1795年。按照该公国的习俗,谢林住进了当地的教会学校,在那里马上在第一个学期就与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有着频繁的交往(这两个人都比谢林大5岁,在1793年秋季便已通过了他们的神学考试并离开了图宾根)。这所神学院实行修道院式的严格管理,陈旧保守的精神决定着一切。这种保守的精神也禁锢了该校教授们的思想及其神学,他们有意识地按照君主的意愿封锁那含苞待放的启蒙精神,保持图宾根传统的正统神学。这一切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怒,他们强烈地要求革新,充满革命的精神。康德的哲学,对于这些大学生们,犹如一声宏亮的号角,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人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阅读着他的著作。当然,更为深刻的影响还是卢梭的那本“福音书”,它认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这就推动大家去反对一种从原罪出发思考的神学,这种神学把人当作堕落的、有罪的并教导人们,世界也是堕落的并把它让渡给了“世上的君主”。启蒙的思想驱使年轻的神学家把目光投向别处,他们通过对荷马、赫西俄德、柏拉图和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等等“古典”作品的勤奋学习而强化自身。当然,克洛普施多克的赞美诗、温克尔曼的著作,尤其是席勒这位“老乡”的早期诗作(《强盗》)都是这些大学生们争相阅读的对象。而且,在毗领的法国(图宾根比德国所有其他的大学与法国都要近得多)所暴发的革命,[S.5]更是推动他们进步的因素。因为,法国革命最终显示了整个民族的解放并且使这个民族迈向了一条通往全新的、更为自由和光明的人类大道。

  

  于是他们三人,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学长在此期间对师弟谢林的影响曾是很有意义的),在早期都同传统神学决裂了,甚至疏远了基督教神学,以便确立眼前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思想的再生。在此思想中,上帝与世界不再彼此对立,而被看作是处在一种深刻联系之中,其中世界不被理解为堕落的,而是作为由神性所贯通的;人不被理解为有罪的受造物,而是作为诸神的宠儿,深深地为神所肯定,为神所爱。同这时的许多人一样,图宾根的这三位巨头强烈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信誓旦旦,要共同努力,促使“上帝之国的到来”。最先表达出这种愿望的,还是荷尔德林(参阅他早期的诗歌:1794年的《希腊国》,尤其是1795年的《致自然》),相比之下黑格尔只在他离开图宾根(1793年秋)之后的一年,才以其谨小慎微的方式深思过许多这样的事情(自1797年在法兰克福与荷尔德林会面,参阅他的《早期神学著作》)。谢林大约在1795/96年的冬季就有了一份宣言般的纲要,给他的一些朋友们过目(这份纲要我们在1917年才知道,由Rosenzweig以《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体系纲要》为题出版)。在此文章中他说了诸如:最终我要提出的理念,“是统一一切的理念,美的理念。现在我坚信,理性的最高行动[理性在此最高行动中才囊括所有的理念],是一种审美的行动,而且,真和善只有在美之中才结成姐妹。哲学家必须像诗人...具有同样多的审美力量”。[S.6]诗必将再次成为主导性东西,“它最后又将变成它最初曾是的:人性的女教师;因为即便哲学、历史都不复存在,诗也将单独与所有余下的科学和艺术一起幸存下去”;的确,诗将协助并开创这个时代如此迫切需要的一种新的“感性宗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必须志在服务于理念”,在另一处又说:理性的种种理念需要一种新的神话的外衣,我们必须重新将它“神话化,因此民族也将从神话那里被理解。所以,在哲学家和神甫之间...需要一种新的纽带”。这便是渴求一切存在之美与和谐的一代青年人的信仰表白。谢林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宣言:“一种自天而降的更高的精神,必须在我们中间创立这种新的感性宗教,它将是最后的、最伟大的人性作品。”哲学家们只能为此开辟道路①。

  

  当时谢林与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一起,就是这样强烈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图景,超越康德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哲学。但他所走之路的奇特性在于,他只有绕过他们才找到自己所走的路。在走上自己的道路之前,他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他而言既意味着一种导引同时也必定意味着一种诱惑,这就是受费希特的影响。因为谢林是作为费希特的“学生”而出现的。谢林他自己在1794年至1801年之间或多或少也是把自己看作是费希特的追随者,当然,别人也是这么看的。相遇是从个人会面开始的:1793年和1794年的某一天,费希特途经图宾根,在这里这位18岁的,更准确地说是19岁的谢林遇上了他。费希特是在出差的途中,这时正是他上升时期的开始。他的《试评一切天启》,尤其是他的革命性著作(《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和《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已经出版了。[S.7]这些著作迷住了年轻的谢林,同时也终于把一种革命的精神传到了德国,并在这里点燃了自由的火炬。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费希特在1793/94年冬季提出了一种哲学,勇敢地进一步深化康德的初衷,并大声宣告这种哲学从自我出发。因此,谢林和许多其他人才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通向人的解放之路:这种解放不能只指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即从君主暴力统治中的解放,在最终的意义上,它指的必定是人从周围事物的超强力量中解放出来。现在,费希特把这样的思想宣告出来了,因此,这是一种自我具有至上自由的哲学。谢林,这位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很快就为这样的思想触动了。当时他还只是图宾根的大学生,就按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费希特的学说(自然不会理解得很深刻),并于1794年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论一般哲学的一种可能的形式》)。紧接着,在1795年的复活节又出版了第二部著作(《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由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年轻的谢林很快获得了声誉,这种声誉又因他随后不久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而得以扩大。在这时,一个与费希特志趣相投的思想家已经横空出世了,他同费希特一样,决定超越康德哲学,并且使之进一步扩展到更为有效的领域去。诚然,对于那三位图宾根人来说,费希特的哲学同时隐含着某种深刻的令人惊异的东西,即决定性的是对世界(应该说是对自然)的放弃,只不过,谢林当时对此尚未明白过来罢了。

  

  1795年秋谢林通过了他的神学考试。但像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一样,这也迫使他走出“普发芬和施莱伯州”的符腾堡,这样他就在年轻的里德塞尔男爵家谋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并陪同小少爷去莱比锡学习。谢林在这里从1796年4月一直工作到1798年8月。[S.8]莱比锡给谢林带来了令许多人十分惊讶的转变,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他已超出了费希特而真正转到自己的路上来了:相对于从前的神学而言,他完全扑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他在探求一种新的自然的哲学。1797年复活节,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然哲学著作:《一种自然的哲学观念》。不过,这部著作很少能够让人按谢林所指的那个方向去理解。自然应该重新得到与所有近代的哲学相反地理解,不能把它理解为与人疏异的,而是与他有深远的亲缘关系的东西。谢林的基本构思就是:自然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自然,不是没有打上任何精神烙印的东西;而自我也不是没有任何自然的单纯自我;相反,自然是有精神烙印并为精神所渗透的,精神也不是仅仅在人当中的精神,而是在形式上有着全部“物质性”存在的烙印。精神是支配一切现实的力量,在它在人当中变成主观的精神之前,是“客观的”精神。

  

  在1797年的一篇杂志论文中,谢林更清楚地首次向公众表达出了这些想法,他说:“人的精神是一种将自身有机化的自然”,一种由内在出发构造自身的存在者。因而,这样一种存在者不仅在人当中有,在整个自然中也不会更少。可以说,在所有现实的东西(Realen)中都总已然存在着一种“理想的东西”(Ideales)。“因此,每个有机体都是某种象征性的东西(Symboliches),每种植物,可以说都具有心灵的错综复杂的特征。由于在我们的精神中有一种无限的追求是将自身有机化,那么在外部世界中也必定自我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有机趋向……自然的这种一贯的和确定的通向有机化的过程,完全清楚地显示出一种旺盛的冲动(Trieb),这种冲动,仿佛在同粗野的物质角斗,时而胜利,时而屈服,时而以更加自由的、而是以更为限制的形式突破它。这便是自然的普遍精神,它逐渐脱离粗野的物质而自己成长起来。[S.9]从苔藓地衣开始(在这里还几乎见不到有机化的踪迹),直到那种显示出其挣脱了物质枷锁的高贵形态为止,一直是这同一个冲动在起支配作用。这个冲动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合目的性理想,无限地努力表达出作为我们精神之纯粹形式的那一共同的原型(Urbild)……在日常的、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那里,这无疑是可能的。这是在我们身外事物中的一种创造力,但这样一种创造力只是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的身外之物决不只是物质性的事物。“它们可能只是受造物(Schöpfe),只是一种精神的产品”。精神统治存在,精神统治世界。因此,谢林表达出的这些新的哲学基本思想,引导他进入所有后来的那些阶段。1798年的复活节,谢林接着又出版了第二部自然哲学著作:《论宇宙灵魂》。这部著作给谢林带来了耶拿大学的聘任。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家庭教师工作感到厌倦了,从一开始,他同耶拿人(费希特,尼塔默)就保持着联系,这些都吸引着谢林去耶拿这个长期主宰德国精神的城市。在这里,莱茵霍尔德曾使康德哲学取得了胜利,费希特在这里工作过,席勒也在此当教授。歌德也经常从魏玛跑到这里来。从1796年以来,在这里还聚集着耶拿浪漫派成员(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后来还有蒂克)。在1798年5月,尤其是经过席勒的鼎力相助,谢林赢得了歌德的支持。当时歌德直接参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虽然他对谢林1797年的《观念》一书并不感到特别满意,但当他读到谢林1798年的《论宇宙灵魂》这本书时,便很快地支持谢林,并且,他在公爵面前敦促对谢林的聘任立即有了效果。这样,年仅23岁的谢林在1798年的夏天就取得了耶拿大学编外教授*的聘任,他在这里一直呆到了1803年的5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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