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新五四,新任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0 次 更新时间:2009-05-06 17: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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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1919年五四运动面临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救亡已不是主要任务。但启蒙的任务仍然艰巨。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高举启蒙的旗帜。如果说90年前主题是启蒙和救国,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启蒙和强国。启蒙是强国的必要条件,强国是启蒙的充分条件。没有启蒙,强国就是一个梦;要强国,启蒙是必须的。

  什么是启蒙?从语源角度看,所谓启蒙,乃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是实事的揭蔽和显示;在英文中,“启蒙”即“enlightenment”,是直接从“light”(光)这一词派生出来。尼采说:“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是光明之神。”(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页。)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人们在没有别人的指点时,无力使用自己的知性。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己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当没有别人的指点时,他缺乏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要勇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口号。”(「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69页。)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尔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说:“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美国学者托马斯·奥斯本认为:“从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启蒙指的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启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13页。)“关于启蒙的任何最基本意义上的社会学似乎都会坚持认为,启蒙理想是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处于启蒙阵痛阶段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知识时代,也许是一个知识社会。”(「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41页。)

  福柯认为,启蒙的观念,总是冒着成为教条的风险。一旦成为教条,它就不是针对启蒙的启蒙------最好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教条,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气质,一种退出(Ausgang)或逃离的意愿------或者只是持续进行。(「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版,北京,23页。)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上海,1页。)

  笔者认为:启蒙实质就是国民性的改造。

  历史越悠久,国民性的沉淀就越厚重,国民性对发展的阻碍就越大。

  在中国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从长期看,国民性本身也是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从短期看,厚重的国民性对制度建设是一个严重阻碍。

  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的过程,从人文精神方面看,实是一部破坏和倒退史。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子主义、血缘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等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诚信意识越来越淡薄。所以,中国发展,必须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双管齐下,必须重视启蒙。

  启蒙有两种:一种是官方主导的启蒙,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都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启蒙;一种是民间主导的启蒙,如五四运动等。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出于强国的目的,也会有意识推动启蒙进程。官方主导的启蒙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统治,其推行方式具有权威主义特征。民间主导的启蒙主要目的是社会大众的福利和权利,自由主义行为方式是其主要的表现特点。一方面,官方主导的启蒙可诱发民间主导的启蒙;另一方面,民间主导的启蒙也可推动官方主导的启蒙。

  知识分子是启蒙的最大可能主体。一是权力所有者是利益既得者,对启蒙没有动力。二是一般大众缺乏启蒙的能力,主要是知识的贫乏和迫于生计的压力及行动的限制。三是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启蒙的愿望和动力。另外,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启蒙的能力。对知识的追求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启蒙实质也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过程。

  启蒙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一个人性、理性、诚信的社会。爱是人性的灵魂,所以有人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理性是效率的前提,所以有理性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诚信是秩序的基础,所以有诚信社会发展就有秩序。人性、理性、诚信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构件。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自由、平等、博爱必须要建立在人性、理性和诚信的基础上。否则,自由、平等、博爱就有可能是伪的,而不是真的。自由若失去了人性、理性、诚信,自由就只能是动物的自由。平等若失去了人性、理性和诚信,平等也就只是封建等级式的平等。同样,爱也不能失去人性,失去人性的爱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

  康德认为:“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确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只要赋予了自由,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认定是大众的监护人中间,也总会有某些独立的思想家,他们在从自己的肩上,扔掉了不成熟状态的枷锁以后,就会散播那种合理评价自身的价值,以及为自己思考是每个人的天职的精神。”(「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71页。)

  这里笔者认为,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是启蒙的一个要素,但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自由是一种手段,但自由的目的是平等。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现为对别人自由的自由剥夺。在启蒙的进程中,平等是比自由更重要的范畴。而比平等更重要的,就是人性、理性和诚信。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启蒙的过程,所以启蒙是持续的,不是间断的。

  启蒙有可能导致伪启蒙。主要原因是;一是启蒙者本身是利益追求者,启蒙者不是超人,也要受自身利益的约束,这对启蒙的方向会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启蒙进程有可能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和左右;三是被启蒙者觉悟性不高;四是内忧与外患结合。伪启蒙有可能导致的结果:一是催生集权专制;二是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启蒙的结果取决于综合因素。启蒙与觉悟要有机结合。启蒙是外在的,觉悟是内在的。觉悟有时比启蒙更重要。启蒙至少要与觉悟要同步,否则,启蒙的代价是高昂的,启蒙者就只能是为被启蒙者提供人血馒头的材料。另外,启蒙也要与众多其它条件配合推进。政府、制度、外在环境等都是影响启蒙结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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