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五四的功德与缺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4 次 更新时间:2009-05-05 1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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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风雨苍黄,九十载白驹过隙。

  回望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化轨迹,希望与绝望曾经相伴,屈辱与自豪仿佛如昨。多舛命运的吊诡,一刻也不曾告别过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魂至今依然驻留生活在伪现代化时代国民们的意识深处,皇权崇拜,权力至上,奴性十足的传统惯性如影相随,从来没有离开过左右国人日常行为选择的坐标。因此,每一次看似轰轰烈烈的调整与改革,大多会在短时间的喧嚣与鼓噪之后,向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者集团缴械投降。结果,一次又一次迫使中华民族与人类文明大道擦肩而过,错失现代化转型的最佳时机,丧失繁荣与进步的历史机遇。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探寻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出路,几乎是任何一个尚有一丝社会良知的国人都无法推卸的使命和责任。问题是,在探求中华民族停滞落后根源的园地,九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意在遮蔽和掩埋五四新文化运动功绩的妖言怪论。甚至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也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一切苦难与屈辱的根源,归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先贤们开创的一代反专制主义的人道自由平等精神。他们无不高举所谓的反思大旗,炫示解构的方法,夸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妖魔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消解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并纠集成一种新的落后理论和势力,营造足以混淆视听的舆论旋风,妄想通过栽赃与陷害,干扰左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的情势下,笔者以为,要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特别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辨析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五四”所反传统的核心指向是怎样的传统?五四的历史功德是什么?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局限与缺憾是什么?以期继续和深化对五四精神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理解,自觉接过五四精神的火炬,照亮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道,摆脱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沉重包袱,为中国人道自由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

  

  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五四”所反传统的核心指向是怎样的传统?五四的历史功德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我们评价五四精神功德大小有无的前提性大问题。

  从诸多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消解甚至歪曲五四精神本质,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特别是四九年以后发生的一切灾难与屈辱的精神债务都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头上者的立论看,无不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题为攻击点。因为在这些立论者看来,“传统”不是应该全反的,任何传统中都有积极优良的因子。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反传统主题是错误的,这种激烈的以全社会参与的反传统运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不可避免,不能容忍的,应该对此后的一切社会灾难,诸如“文革”等运动负责。逻辑上讲,似乎毫无破绽,可以由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挫败五四精神。其实,这种不纠实质,不分对象,吹毛求疵,仅仅满足于不完全归纳法论证的伪逻辑游戏,是经不起真逻辑推敲的。诚然,就传统的形式而言,全部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积极的因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传统文化就等同于政治文化吗?政治文化等同于其他社会文化吗?极端恶劣专制的政治文化还有存在的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吗?等等疑问,都可能在反传统的命题下提出。

  事实上,在反传统的命题下,至少需要追问的是:反的是什么传统?反的是谁的传统?用什么反传统?用什么反的是什么传统?用什么传统反的是谁的传统?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反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传统,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论武器,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众所周知,人道主义是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或尊严思想体系,“所谓人道主义,我们主要指的是以人作为思考对象的体系,这个体系认为人是最可宝贵的财产,它力图保障人在实践中享有幸福的最美满的条件。”【1】根本说来,人道主义是指认为人本身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是最高价值,从而把人本身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奉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则的思想体系,是认为人本身的自我实现是最高价值,从而把“使人自我实现而成为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奉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则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则是指一种关于自由的价值理论、自由社会的原则理论和自由社会及其原则的实现途径的理论。自由主义显然属于人道主义范畴,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为,正如保罗•库尔茨所言:“人道主义的首要原则是致力于自由的探索。”【2】而平等主义属于公正范畴,是指将平等奉为社会治理道德原则的理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因此,五四精神就其本质构成而言,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因为,只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道德原则是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的道德,是最优良的社会治理道德。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极端恶劣性进行全面系统清算和批判的理论武器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其直接和间接目的就是为中国人道自由社会的建立进行精神的清障。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通过全民参与的形式,大力倡导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全面动员和激励全体国民的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和宪政意识,检验辛亥革命后全民启蒙运动的阶段性成果。

  五四精神的宗旨就在于运用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全面清算和批判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揭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极端恶劣性,倡导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普世政治道德原则。无疑在五四精神的缔造者那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背离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落后政治文化、腐朽政治文化和恶劣政治文化。如果不对这种落后、腐朽、恶劣的政治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和清算,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伟大目标,既需要知识界精英们的默契、合作与分工,更需要全体国民的觉醒和参与。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共识下催生的。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文化翘楚们主要用心于人道自由平等精神价值的倡导、传播与论证的话,胡适、高一涵等文化精英们则主要用力于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现实操作与制度性“崁入”,而亿万国民,则一方面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启蒙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一部影响左右未来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结构和现代化价值取向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发生而言,本身就是一场多声部的直逼灵魂深处的命运交响曲,也不可能是几个文化精英的小合唱,或者某个党派或团体自我陶醉式的独奏或孤芳自赏式的清唱。

  显然,在这样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化攻坚战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总攻、主攻的重点和目标选定在了传统政治文化领域,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领域。这是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封建皇权的龙庭已经倒塌,但皇权专制主义的文化阴魂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政治文化的舞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和1917年相继发生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政体,1916年元旦起至3月23日止的83天“洪宪”帝制,等等这些,致使古老中华大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四分五裂,丧权辱国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无不表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还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而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3】也因此坚定了新知识分子群体探求治世疗伤出路的信念,坚定了建设人道自由新中国,必须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批判和清算的信心。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看来,中国要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就必须对制约中华民族繁荣与进步的根本要素,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算。

  然而,在一些传统文化偏执者那里,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数不胜数的积极因子,实在美不可言,妙不可言。问题是,这里的传统文化是指那一种“传统文化”,是传统政治文化,还是传统经济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等等。就形式而言,再恶劣的文化中,都可能包含着优良的因子。但就本质而言,不论儒家文化包含有多少无法否认的优秀文化因子与真理颗粒,也不论儒家文化为人类文化贡献了诸如“爱有差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普适性的智慧,但就其核心与基础而言,或者说就其学说总体的“利害净余额”而言,就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一种“弊大于害”文化。而且,本质上是一种有悖人道自由平等法治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极端恶劣、极端阻碍中国社会繁荣进步的文化,是一种与人类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文化。这是因为,儒家讲“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对此,贺麟明确指出:“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五伦观念之最基本意义为三纲说,五伦观念之最高最后的发展,也是三纲说。而且五伦观念在中国礼教中权威之大、影响之大、支配道德生活之普遍与深刻,亦以三纲说为最。三纲说实为五伦观念之核心,离开三纲而言五伦,则五伦说只是将人与人的关系,方便分为五种,比较注重人生、社会和差等之爱的学说,并无传统或正统礼教之权威性与束缚性。儒家本来是与诸子争鸣的一个学派,其进而被崇奉为独专的中国人的传统礼教,我揣想,应起源于三纲说正式成立的时候。……三纲说在历史上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无怪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想推翻儒家、打倒旧礼教的新思想家,都是以三纲为攻击的主要对象。”【4】而“三纲五常”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就制约和决定着其它子文化系统的优劣,当其与其它子文化系统发生冲突时,其它子文化系统都要为其马首是瞻。

  孔子明确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所谓“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要像“君”那样。“君”怎样才能像“君”那样?“君”只有独掌一国的最高权力和全部权力,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权力才像“君”。一句话,只有君主不受约束地独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像一个君主。为什么?孔子的回答是:只有君主一个人不受约束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才能实现所谓的仁政,才能避免混乱。孔子一再强调:天子应该不受诸侯、大夫、陪臣、庶人限制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因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6】诚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专制主义理论,只是到了西汉时期才被董仲舒系统发挥为“三纲说”,但是,就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与本质而言,其始作俑者当为孔子无疑。而最为恶劣的是,孔子还认为君主专制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即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应该的。在孔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如同君臣父子关系一样是永远不变的,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即将君臣比附于父子。而被后世奉为亚圣的孟子,则进一步将君主直接比附、等同于“天子”, 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7】这无疑是说,国家之有君主,就如同家庭之有父母和天之有日一样天经地义。对此,荀子表述得最为清楚。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天理,与万世同久。”【8】对儒家这一政治价值取向,五四先贤们十分警觉。陈独秀说:“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9】 “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10】所以,李大钊指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以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11】就其本质而言,儒家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显然是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儒家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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