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均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这给很多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成长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有可能从两方面威胁美国：一是可能危害美国的安全或其他重大国家利益，二是可能与美国争夺对世界的主宰。第一种可能性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中国的实力地位及双边关系的敌对（或友好）程度；第二种可能性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仍然是中国的实力地位，另一个则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因此，预期中的“中国威胁”是一个概率事件，其或然性取决于导致它的三个子事件的概率。如果我们把“中国威胁”的概率以p （THR ）表示，把三个子事件即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中美之间的高度敌对和中国决心挑战美国霸权的概率分别表示为p （SP），p （HOS ），p （CHL ），那么“中国威胁”这个事件的概率与其子事件的概率有如下关系：

p(THR)＝p(SP)·p(HOS)＋p(SP)·p(CHL)

这就是说，“中国威胁”的概率首先取决于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的概率，而威胁的一个方面即对美国安全的危害还同时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敌对（或友好）程度，威胁的另一方面即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还同时取决于中国争霸的意愿，这两方面的概率之和便是“中国威胁”的总体概率。本文意在对这三个子事件的发生概率做一评估，并且据此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所能采取的理性选择，它有可能让美国避免最坏可能――面对一个强大的、充满敌意并试图改变现状的中国。

本文认为，虽然中国迄今为止成功地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势头，中国获得危害美国或与其争霸的能力的关键前提—－持续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国家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难题及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弱点，令其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的军力更是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不及二等军事强国。中国在软权力方面的缺失使得它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更不确定。本文进一步论证，假如在最佳情形下中国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成为超级大国，其时中国增长的国力和提升了的国际地位无疑会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和雄心。然而即便如此，中美之间高度敌对和中国企图颠覆美国治下和平的可能性也将因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植根于其文化、历史中的国民性特质而大打折扣，除非受到来自外部的挑衅。因此，只要美国处理得当，中国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要比多数美国人所相信的低得多。此外，预期中的“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对现存霸权国及现行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现存霸权国的美国如何处理它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吗？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国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常会把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与他们对“中国威胁”的焦虑联系起来。当然，正如9.11表明的那样，弱小国家甚至次国家组织都有可能对大国强国造成安全危害，但也正如9.11以后美国反恐攻势示诸世人的，此类威胁的消除比起由实力相当的大国所引起的安全威胁要相对容易。而且，只有与霸权国达到战略均势的大国才有可能挑战其霸权。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崛起，好像中国成为超强国家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或无可置疑的前景了。但事实上远非如此。那些对“中国崛起”过度热心的人们，不管是出于好意或恶意，都是只看到了一些过分简单化或片面夸大了的数字，如过去三十年GDP 年均增长10％左右或者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等等。然而数字是不可靠的，也很容易误导。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最近世界银行的“国际对比项目”在其新公布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中将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调低了40％，从8.8万亿美元降低至5.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也从15％调低为10％。而这还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字，如果以传统的汇率计算，则中国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只有5％，远低于美国的28％，也低于日本（10％）和德国（6％）。[1]

第一世界还是第四世界？

当人们为中国增长的数字所震惊时，他们往往会忘记或无视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事实。首先是人口庞大构成了对国家进步的严重拖累。民间有个说法：再大的成就被13亿一除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我们看看人均GDP 的国际比较，中国的位置立刻跌至131位（在230个经济体中）。

其次是中国经济起飞的起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仅仅三十年前，中国贫困落后的程度还是超乎想象的。1978年，中国有2.5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0.25美元）以下，尽管在经济发展和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情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到2006年仍然有2，100万人口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如果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1美元）来衡量，在经济起飞12年后的199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4.9亿，直到今天也还有1.3亿。[2]中国的贫困人口之多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有谁见过人民如此贫困、穷人如此众多的超级大国？

再次是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农村地区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多数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外国访客会得到中国已经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印象。然而出了一些大城市不必走很远就能发现农村中的赤贫令人震惊，那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常见的贫困，而是只有在第四世界也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中才能见到的景象。据中国官方统计，东部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三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一半，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才抵另外一半。2003年广东省的GDP 是湖南的三倍，贵州的十倍，青海的35倍，西藏的74倍。[3]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按照世界银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划分标准把中国分成“四个世界”，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第一世界”（高于国际上的中等偏上国家），20％生活在“第二世界”（高于中等偏下国家），25％生活在“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而剩下的50％或6.3亿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4]

增长能否持续？

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困难，还有一些更难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伤。首先，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提高即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落后多数国家，2004年的全员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9，日本的1/6，韩国的1/4.根据两个权威统计，同年中国的国际排名分别是57/60和70/78.[5]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之大仍难望其项背。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劳动密集和技术含量低的特征，而技术创新的缺乏也同样致命。中国颁发的发明专利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国企业所有，过去五年中中国十大电子信息企业获得的专利总和只及IBM 公司一年的成绩。

其次，是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这是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另外两大致命伤。中国工业能耗的效率特别低，世界排名第51位，每单位产出的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与此同时，中国为经济增长还付出了极高的生态环境代价。中国的每百万美元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日本的12倍，美国的5倍，在世界60个经济体中排名57.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了每年75万人的非正常死亡。[6]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成就还为其迅速扩展、程度极高的外贸依存率所扭曲。中国的外贸依存率从1978年的9.8％猛增至2005年的76％，高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如美国（28％），日本（31％），印度（40％），俄国（56％），英国（64％），仅次于德国（85％）。[7]不仅外贸依存率高，而且贸易顺差也年复一年地居高不下。外贸依存率过高使中国经济完全受制于动荡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因经济因素而且也因政治外交等因素充满变数，而像目前中国享有的超额贸易顺差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个健康而且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必须以强健的国内需求为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缺乏的。因为有住房和汽车两大产业的支撑，目前这个问题还不是太突出，但一旦这些耐用消费品市场达到饱和，疲弱的内需就将凸现成为持续增长的瓶颈。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却在逐年下降。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120个经济体的评估，中国的位置从2002年的第33位降至2003年的第44位和2006年的第54位。[8]这对想要保持经济奇迹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关键是与经济相关但又不是单纯经济性质的问题――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过去30年中国的国民财富增加了12倍。不幸的是，由于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均，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口没有或很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因而对现行经济社会体制心存芥蒂。据多种统计资料，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猛增至2006年的0.496，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世界上除部分拉美国家外最高的国家。今日中国20％最富有的人口获得50％的国民收入，而最贫困的20％只得到4.7%.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70％。[9]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或半失业，1.5亿农民背井离乡、四方漂流成了饱受歧视、剥削的农民工。人口中的这两部分，加上留守村庄的最贫困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挣扎在生存线上，只要经济稍有闪失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巨大储备固然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是可能动摇经济社会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

必须明确指出，以上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片面的，突出强调了它的消极方面，作者是故意这样做的，为的是给那些只看光明面并过分吹嘘中国崛起的盲目乐观情绪浇盆冷水降降温。然而，上面列举的事实和数据却无疑都是真实可靠的，意在提醒人们中国崛起之路还很漫长，而且布满了路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其成功概率不得不大打折扣。

要成为超级大国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硬实力除了包括国家禀赋如人口、领土和自然资源等还包括经济、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变量中，经济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也是本文集中讨论经济的原因。本文不讨论中国的军事力量，理由有二：其一，由局外人来评估中国军事力量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无法从公开途径得到有关中国军力的可靠数据；其二，军事力量在正常情况下是经济力量的函数，我们只要大致知道它会随经济力量变化而起落就可以了。硬实力之外还有另一种实力即软实力，是任何强国必不可少的资质。下面就将讨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主要缺失，它们将是中国崛起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

软实力的软肋

如果说中国在硬实力上离超级大国还相距甚远，那么在软实力上就更遥不可及了。首先，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诚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可供对外输出的国家成不了超级大国。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

共产主义早已从中国公共生活甚至共产党的语汇中淡出。然而尽管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变得比西方国家更资本主义了（例如在劳资关系中资方占尽优势，劳工成为无力维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又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等等），中国却并没有也不打算张开双臂无保留地拥抱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民主和人权。这样一来，过去三十年里十三亿中国人基本上生活在精神世界的真空中，既没有一种全民服膺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套以社会主流共识为基础的信仰体系。中国的传统价值已经在中共执政的头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殆尽，而新的全民价值观却一直未能成功树立。今天的中国人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没有别的信仰，这也是中国社会何以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真空”[10]，成了类似当年美国西部那样的“化外之地”或“冒险家的乐园”。

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有更糟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国家凝聚力也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袤、民族多样的国家，特别需要某种共同的理念把国家凝聚在一起，就像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作为全国的精神维系一样。没有这样的维系，国家的团结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遑论成为强国。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一个新兴大国就难以让世界信服其优越性并接受它的主宰，也无法为它的领导角色找到追随者。

中国不仅缺乏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缺乏国际战略，而那也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资质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推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纲领，经过多年的修改完善现已成为“和谐世界论”。这一外交哲学理念主张和平、发展及合作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了促进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和谐世界”，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政治领域的平等、民主、法制，安全领域的互信、对话、合作，经济领域的互利双赢以及文化领域的多样、宽容。显然，这样的纲领只是用理想主义辞令点缀起来的一厢情愿而已，与当今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关系，因而对一个大国的全球战略而言也没有什么价值。难怪一位知名学者要撰文呼吁为中国外交制订大战略，指出自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以来中国一直缺乏一幅全面系统的国际战略蓝图。[11]

正因为“和谐世界”的图景过于崇高，距离现实世界太远，因而对中国外交缺乏实际指导的意义，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直是在遵循邓小平的两个“永不”（“永远不当头”，“永远不抗旗”）和“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教诲。结果，中国实际上放弃了过去在毛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路线下坚持的几乎所有原则，放弃了曾经在反帝反殖反霸大旗下进行的种种斗争，也放弃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领导角色及盟友。只要不直接涉及它的国家利益，中国一心想要避免麻烦和冲突，以致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在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是投弃权票最多、否决票最少的一个。中国奉行的这种缺乏原则、缺乏远见、既无雄图大略亦无盟友追随者的外交政策，加上在全世界竭尽全力追逐经济利益，在世界各国眼中留下了一个惟利是图的暴发户的印象。这样的形象对于中国想要让世界把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接受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尽管中国以其奇迹般的经济成就震惊了世界，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弱点使得它在最近的将来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变得难以逆料；而软实力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要比硬实力更难弥补――使之更加渺茫。然而可能性低不等于不可能。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假设哪天有人将魔杖一挥，唰！超级大国中国这个新生的巨人突然耸立在世界面前。随后将会怎样？

超级大国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许多对中美关系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总是竭力争辩说，中国即使变成超级大国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即使与美国取得战略均势也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确实，从毛泽东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无不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也以此向美国表白永不挑战美国霸权的善意。然而，善意归善意，愿望却不能代替现实。

安全两难

现实是，只要中国变成超级大国，它就自动对美国构成威胁，不管它的主观愿望如何。根据为历史反复验证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一个国家的外部行为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由其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其国际实力地位而不是由其主观愿望决定。这就是所谓“安全两难”的精髓所在。不管新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推出多少理论，也不管世界各国建立了多少国际机制，这个历经千年而不得其解的安全两难直到今天还是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否则军备竞赛何以屡禁不止？

去年五月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一场题为“繁荣的中国会不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辩论会。尽管希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人会自然倾向反方论点，然而任何服膺理性思维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正方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更具说服力，虽然随后他在正确诊断的基础上开出了错误的药方。米氏的观点对现实主义者而言只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头号强国与次等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小，前者越感到不安全。他举例说，加拿大或墨西哥危害美国安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像前苏联或未来中国这样的大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道理很简单：对后者而言，造成伤害的能力是现成的，只要加上意愿就会变成现实。

说到意愿，米氏认为谁都说不准十年或三十年后中国的意愿是什么，但只要看看美国强盛之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推测中国会如何行事。他的话不无道理。正如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中国领导人反复宣称中国即使强大也决不称霸的誓言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前者强调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政法制度以及施政方针等等），后者则指出国家的实力地位制约其外部行为。正常情况下，不称霸只是因为国力还不够。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个超级大国行使霸权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它可能采取“天授神命”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形式，也可能采取“和谐世界”的形式。中国领导人过于急切地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称霸地区或世界的意图，反而引起世界各国的猜疑，因为这实在是一张不太可能兑现的支票。

错误处方

米尔斯海默的诊断虽然不错，却开出了错误的处方。如果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应当如何应对？“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超群。”或者用他生动的语言来说，就是“确保自己是街头混混中最壮实、最凶狠的那位。”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就像美国历史上应对意欲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如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前苏联一样，“尽其所能制止它们”。然而这一处方有个问题。不错，当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时它确实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一直以来都是对世界各国的和平安全最大的威胁）。然而威胁只是潜在的危害而不是现实的危害。要让潜在的危害变成现实的危害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两强间的敌对冲突。“制止它们”，如果能做成是一码事，如果做了却不成可就是另一码事了。那时，美国就必须面对最坏的可能——一个充满敌意的新兴强国。

舒缓因素：中国特色

从美国角度来看，能够防止中国崛起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当然是上上大吉，但却不容易做到。美国两次制止德国一次制止日本崛起靠的都是世界大战，但如今却很难想象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可以成为理性决策的选择。苏联其实不是被美国制止的，而是自毁于内乱。美国很希望看到中国也不战自乱，这就是它从未放弃与西方列强一起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缘故。可是如果把未来美国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可能威胁的自行瓦解上未免过于机会主义，有失谨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安全的前景十分黯淡了呢？

倒也未必。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在实力地位之外，还需要两个因素才能决定潜在的威胁是否变成现实的威胁：一个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是好还是坏，另一个是中国与美国争霸的愿望有多强烈。前面讲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急剧上升必然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是个一般规律，但在具体个案中这一规律的应用还要结合涉及国家的具体国情――就是说，影响一个国家外部行为的除了结构层次上的规律性之外，还有单元层次上的国家属性。即使中国真能继续崛起并最终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国情特色也还是给舒缓“中国威胁”留下了很大余地。

中美关系历史最佳？

一般来说，双边关系取决于两个国家的交流互动。然而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却一直是引领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导方面。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从未脱出下列模式：其一，美国总是采取主动提出问题、设置日程、挑起事端的一方，而中国却总是被动因应、安抚妥协的一方；其二，美国总是咄咄逼人以高压手段逼迫中国政府让步，而中国则往往采取守势，多以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应对。在中美经常发生摩擦的人权和贸易（包括知识产权）问题上，总是美国先发制人提出指责和要求，而中国官员则急忙寻找解释和辩护，最后往往以满足美方部分要求收场，从而避免关系破裂。在另一个主要分歧台湾问题上，也总是美方率先制造麻烦（比如售台武器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等），导致中国政府抗议、谴责，美方却不为所动，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因此，如果说中美关系的多数麻烦都是由美国引起的，应当不会失之不公。中国不仅不惹麻烦，而且它对美国挑衅的忍耐是异乎寻常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许多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国际关系所能容忍的限度。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护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公然违反了中美之间具有条约效力的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不仅本身对中国实施严厉的高科技和军品封锁，而且还不遗余力地阻止第三国对中国出售武器。它甚至不惜强迫以色列取消已和中国签订的出售AWACS 机载预警系统合同，并采用无赖手段强行扣压中国已经购买使用后送回以色列维修的猎鹰式侦察机。美国对所有反中国政府势力提供庇护和支持，从民运到台独、藏独、疆独直到法轮功，甚至连东突这样的恐怖组织也不例外。在经贸方面，美国有关当局多次对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或其股权的正常市场行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横加阻挠，把中国当作敌国对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胆敢用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对待美国，哪怕只干其中一件，美国必将把它看作战争行为而加以反击。然而中国却不。正相反，近年来不少中国要员还跟着美国高官一起高唱“中美关系历史最佳”的赞歌，非但毫无愤懑之情，反倒显露满足之意。

是的，中国对美软弱可以用中国不具备“实力地位”来解释。然而看看近三十年来中国渔船在中国南海海域作业时不断遭到邻国海军的骚扰、炮击，渔民经常遭受杀害或拘押的事实，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的法则不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大欺小，强凌弱，而是恰恰相反。这一反常现象发人深省，促使人们去发掘实力表象下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帮助形成中国的外部行为。

远自孔夫子起，中国贤哲就强调“和”与“合”的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化有时被叫做“和合文化”的缘故。中国传统哲理推崇的价值观与西方主流价值观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方价值和行为准则中，竞争是有利于经济/社会进步的好事，而“适者生存”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但“和合文化”却以和谐、合作为世间最高境界，提倡均贫富、共进退的平均主义。又如美国的“硬汉文化”赞许强悍、尚武的英雄，而“和合文化”却同情弱者、提倡温文尔雅。前者推崇对权力、斗争和优势的追求，后者却鼓吹忍让、妥协与和解；前者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必要手段，后者却把它视为应当不惜代价去避免的祸害。因此，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大量教导人们避免冲突的箴言，比如“委曲求全”、“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等等。在这种价值观世世代代的灌输和熏陶下，避免冲突、以和为贵的理念已经深深刻在中国的国民性里。这大概是中国虽然面对美国的长期打压和羞辱却仍然笑脸相迎的最好解释。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来看，很难想象日后中美关系的敌对会由中国引起，除非受到蓄意挑衅。美国只要对中国国家主权稍加尊重，在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就一定会不断改善。而中美双边关系越好，美国就越不会感到中国崛起的威胁，就像美国不太感到来自西欧盟国的威胁一样。

母鹅之所爱亦即公鹅之所爱吗？

在推测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的战略目标时米尔斯海默教授用了他儿时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一句谚语来说明问题：母鹅之所爱亦即公鹅之所爱，可见中国以后也会步美国后尘，先是追求（亚太）地区霸权，而后是全球霸权，从而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前面已经说过，在现实主义看来，这样的推断完全合乎国际政治一般规律。然而只要有规律就有例外。当我们把这个一般规律应用于中国这个个案时，让我们来看看美国要的是否也是中国想要的。

正如不是每个人都想争第一一样，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称霸野心的。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段神秘的反常经历，直接挑战人类本性都想称雄这一一般规律。十五世纪初叶当中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时，郑和率领一支以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武装起来的庞大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八次探索世界的远航，航程远至东非，遍及几十个今日国家的土地。然而就在中国可以将其统治扩张到如此广袤的地域以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时机，中国皇帝做出了一个尤其令西方历史学家大惑不解的决定：烧毁一切远洋船只，禁止出海远航。中国由此开始了连续数世纪的闭关锁国，直到三百年后国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为止。除此之外，中国对称霸世界不感兴趣的另一事例可见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特殊现象，即东亚特有的朝贡体系。与表面平等其实大国不断干涉小国的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不同，朝贡体系是表面等级分明其实互不干涉的一种制度。中国皇帝作为这个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只要求周边国家表面上的“臣服”、“进贡”，却不企求对各国的实际控制。

此类“内向”心态和对领土及势力的扩张缺乏兴趣的“反常”，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中找到根源。与提倡外向开拓和探险精神的西方价值不同，中国古代贤哲推崇的美德之一便是“知足”。老子曾教导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2]汉朝的刘向也告诫说“富在知足，贵在求退”[13]还有无数民间谚语熟语都在灌输同一个道理：知足常乐，随遇而安。除了“知足”，还要“求退”，因为出人头地实在是太过危险的一件事。这方面警句的也不计其数，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不一而足。还记得邓小平为中国外交开出的处方吗？“决不当头”，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古代圣贤的教诲？或许中国人根本就不像美国人那么热衷于称雄四方，或者不像美国人想象的那么热衷。毕竟，母鹅喜欢的东西公鹅不一定也都喜欢。

现在没人能够确切知道当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时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态――究竟是安逸地固守他们的文化传统还是弃旧图新、转而信奉现代西方的进取精神。考虑到谦和中庸的处世哲学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有可能选择不对国际现状和美国霸权发起挑战而保持目前美国期待于它，而它也正努力践行的现行国际秩序“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至多也只会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做一个渐进的改革者。可是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现存霸权国美国要保持当今国际体系的相对公正或起码的正当性。如果美国一味操纵规则以阻止中国崛起，则中国很可能被迫负起挑战者的重任。

结束语

中国正在崛起。它很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并因此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威胁有多严重将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中美关系的状况，二是中国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美国当然可以选择去阻止中国崛起，但那样做的风险实在太高：万一失败美国就将面对一个决心挑战现状的敌对强国。美国也可以选择任由中国崛起的事态自行发展，与此同时设法与中国搞好关系并让美国霸权保持公正、正当，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真的成了超级大国，它对美国的威胁也会减至最小。（完）

注释：

[1]世界银行：《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初步结果》，2007年12月，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ICPreportprelim.pdf（最后访问6/11/08）

[2]见于多种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3]佚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595945.html？fr=qrl，（最后访问6/11/08）

[4]胡鞍钢：“中国：走向区域协调发展”，

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hannel.Web/xpert/showdoc.asp？doc_id=199234，（最后访问6/11/08）

[5]一是OECD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另一是IMD 世界竞争力年鉴（2004），据段小华和柳卸林“2004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http://www.sts.org.cn/fxyj/zcfx/documents/20050822.htm，（最后访问6/11/08）

[6]维基百科：“中国的环境”，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_of_China#

Carbon_emissions_and_global_warming（最后访问6/11/08）

[7]世界银行：《世界贸易指标2007》，

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tradeindicators/3a.asp（最后访问3/2/08）

[8]《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竞争力排名为何下滑”，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9/29/content_3561488.htm；《新华网》：“2006全球竞争力排名”，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27/content_5141643.htm，（最后访问3/2/08）

[9]何娅：“近年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

http://www.stats.gov.cn/tjshujia/zggqgl/t20070411_402398097.htm；王远鸿：“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3/13/content_4298060.htm；丁冰：“中国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出路”，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053，（最后访问3/2/08）

[10]这是《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18日一期中一篇文章的副标题。

[11]王辑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四期。

[12]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13][汉]刘向：《说苑。谈丛》，第三十三章。

原载《文化纵横》试刊号（2008年10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