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壮:中国究竟值不值得美国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2 次 更新时间:2009-05-04 13:55:42

张睿壮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均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这给很多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成长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有可能从两方面威胁美国:一是可能危害美国的安全或其他重大国家利益,二是可能与美国争夺对世界的主宰。第一种可能性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中国的实力地位及双边关系的敌对(或友好)程度;第二种可能性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仍然是中国的实力地位,另一个则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因此,预期中的“中国威胁”是一个概率事件,其或然性取决于导致它的三个子事件的概率。如果我们把“中国威胁”的概率以p (THR )表示,把三个子事件即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中美之间的高度敌对和中国决心挑战美国霸权的概率分别表示为p (SP),p (HOS ),p (CHL ),那么“中国威胁”这个事件的概率与其子事件的概率有如下关系:

  p(THR)=p(SP)·p(HOS)+p(SP)·p(CHL)

  这就是说,“中国威胁”的概率首先取决于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的概率,而威胁的一个方面即对美国安全的危害还同时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敌对(或友好)程度,威胁的另一方面即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还同时取决于中国争霸的意愿,这两方面的概率之和便是“中国威胁”的总体概率。本文意在对这三个子事件的发生概率做一评估,并且据此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所能采取的理性选择,它有可能让美国避免最坏可能――面对一个强大的、充满敌意并试图改变现状的中国。

  本文认为,虽然中国迄今为止成功地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势头,中国获得危害美国或与其争霸的能力的关键前提—-持续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国家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难题及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弱点,令其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的军力更是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不及二等军事强国。中国在软权力方面的缺失使得它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更不确定。本文进一步论证,假如在最佳情形下中国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成为超级大国,其时中国增长的国力和提升了的国际地位无疑会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和雄心。然而即便如此,中美之间高度敌对和中国企图颠覆美国治下和平的可能性也将因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植根于其文化、历史中的国民性特质而大打折扣,除非受到来自外部的挑衅。因此,只要美国处理得当,中国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要比多数美国人所相信的低得多。此外,预期中的“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对现存霸权国及现行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现存霸权国的美国如何处理它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吗?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国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常会把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与他们对“中国威胁”的焦虑联系起来。当然,正如9.11表明的那样,弱小国家甚至次国家组织都有可能对大国强国造成安全危害,但也正如9.11以后美国反恐攻势示诸世人的,此类威胁的消除比起由实力相当的大国所引起的安全威胁要相对容易。而且,只有与霸权国达到战略均势的大国才有可能挑战其霸权。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崛起,好像中国成为超强国家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或无可置疑的前景了。但事实上远非如此。那些对“中国崛起”过度热心的人们,不管是出于好意或恶意,都是只看到了一些过分简单化或片面夸大了的数字,如过去三十年GDP 年均增长10%左右或者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等等。然而数字是不可靠的,也很容易误导。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最近世界银行的“国际对比项目”在其新公布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中将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调低了40%,从8.8万亿美元降低至5.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也从15%调低为10%。而这还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字,如果以传统的汇率计算,则中国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只有5%,远低于美国的28%,也低于日本(10%)和德国(6%)。[1]

  

  第一世界还是第四世界?

  

  当人们为中国增长的数字所震惊时,他们往往会忘记或无视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事实。首先是人口庞大构成了对国家进步的严重拖累。民间有个说法:再大的成就被13亿一除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我们看看人均GDP 的国际比较,中国的位置立刻跌至131位(在230个经济体中)。

  其次是中国经济起飞的起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仅仅三十年前,中国贫困落后的程度还是超乎想象的。1978年,中国有2.5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0.25美元)以下,尽管在经济发展和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情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到2006年仍然有2,100万人口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如果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1美元)来衡量,在经济起飞12年后的199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4.9亿,直到今天也还有1.3亿。[2]中国的贫困人口之多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有谁见过人民如此贫困、穷人如此众多的超级大国?

  再次是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农村地区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多数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外国访客会得到中国已经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印象。然而出了一些大城市不必走很远就能发现农村中的赤贫令人震惊,那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常见的贫困,而是只有在第四世界也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中才能见到的景象。据中国官方统计,东部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三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一半,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才抵另外一半。2003年广东省的GDP 是湖南的三倍,贵州的十倍,青海的35倍,西藏的74倍。[3]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按照世界银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划分标准把中国分成“四个世界”,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第一世界”(高于国际上的中等偏上国家),20%生活在“第二世界”(高于中等偏下国家),25%生活在“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而剩下的50%或6.3亿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4]

  

  增长能否持续?

  

  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困难,还有一些更难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伤。首先,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提高即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落后多数国家,2004年的全员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9,日本的1/6,韩国的1/4.根据两个权威统计,同年中国的国际排名分别是57/60和70/78.[5]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之大仍难望其项背。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劳动密集和技术含量低的特征,而技术创新的缺乏也同样致命。中国颁发的发明专利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国企业所有,过去五年中中国十大电子信息企业获得的专利总和只及IBM 公司一年的成绩。

  其次,是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这是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另外两大致命伤。中国工业能耗的效率特别低,世界排名第51位,每单位产出的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与此同时,中国为经济增长还付出了极高的生态环境代价。中国的每百万美元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日本的12倍,美国的5倍,在世界60个经济体中排名57.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了每年75万人的非正常死亡。[6]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成就还为其迅速扩展、程度极高的外贸依存率所扭曲。中国的外贸依存率从1978年的9.8%猛增至2005年的76%,高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如美国(28%),日本(31%),印度(40%),俄国(56%),英国(64%),仅次于德国(85%)。[7]不仅外贸依存率高,而且贸易顺差也年复一年地居高不下。外贸依存率过高使中国经济完全受制于动荡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因经济因素而且也因政治外交等因素充满变数,而像目前中国享有的超额贸易顺差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个健康而且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必须以强健的国内需求为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缺乏的。因为有住房和汽车两大产业的支撑,目前这个问题还不是太突出,但一旦这些耐用消费品市场达到饱和,疲弱的内需就将凸现成为持续增长的瓶颈。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却在逐年下降。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120个经济体的评估,中国的位置从2002年的第33位降至2003年的第44位和2006年的第54位。[8]这对想要保持经济奇迹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关键是与经济相关但又不是单纯经济性质的问题――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过去30年中国的国民财富增加了12倍。不幸的是,由于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均,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口没有或很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因而对现行经济社会体制心存芥蒂。据多种统计资料,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猛增至2006年的0.496,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世界上除部分拉美国家外最高的国家。今日中国20%最富有的人口获得50%的国民收入,而最贫困的20%只得到4.7%.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70%。[9]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或半失业,1.5亿农民背井离乡、四方漂流成了饱受歧视、剥削的农民工。人口中的这两部分,加上留守村庄的最贫困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挣扎在生存线上,只要经济稍有闪失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巨大储备固然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是可能动摇经济社会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

  必须明确指出,以上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片面的,突出强调了它的消极方面,作者是故意这样做的,为的是给那些只看光明面并过分吹嘘中国崛起的盲目乐观情绪浇盆冷水降降温。然而,上面列举的事实和数据却无疑都是真实可靠的,意在提醒人们中国崛起之路还很漫长,而且布满了路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其成功概率不得不大打折扣。

  要成为超级大国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硬实力除了包括国家禀赋如人口、领土和自然资源等还包括经济、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变量中,经济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也是本文集中讨论经济的原因。本文不讨论中国的军事力量,理由有二:其一,由局外人来评估中国军事力量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无法从公开途径得到有关中国军力的可靠数据;其二,军事力量在正常情况下是经济力量的函数,我们只要大致知道它会随经济力量变化而起落就可以了。硬实力之外还有另一种实力即软实力,是任何强国必不可少的资质。下面就将讨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主要缺失,它们将是中国崛起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

  

  软实力的软肋

  

  如果说中国在硬实力上离超级大国还相距甚远,那么在软实力上就更遥不可及了。首先,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诚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可供对外输出的国家成不了超级大国。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

  共产主义早已从中国公共生活甚至共产党的语汇中淡出。然而尽管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变得比西方国家更资本主义了(例如在劳资关系中资方占尽优势,劳工成为无力维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又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等等),中国却并没有也不打算张开双臂无保留地拥抱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民主和人权。这样一来,过去三十年里十三亿中国人基本上生活在精神世界的真空中,既没有一种全民服膺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套以社会主流共识为基础的信仰体系。中国的传统价值已经在中共执政的头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殆尽,而新的全民价值观却一直未能成功树立。今天的中国人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没有别的信仰,这也是中国社会何以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真空”[10],成了类似当年美国西部那样的“化外之地”或“冒险家的乐园”。

  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有更糟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国家凝聚力也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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