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软实力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6 次 更新时间:2009-05-02 1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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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  

  但均对其仍有相当的认同感,主张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实现有序的互动,并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重新打造。这就使得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制度仍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和合秩序性,在维护当代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就政策而言,各主要大国大都强调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调整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合作来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第二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正处在权力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群体持续性地转移进程当中,其中尤以软实力的相对转移影响最为深远。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但美国的强大实力与其极端的脆弱性令人不可思议地并行发展,从“9·11”到伊拉克战争,从“卡特里纳”飓风到金融危机,美国内政外交问题不断,掌控世界和设定议程的能力在持续下滑,结果导致“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22]与此相对应,则是新兴大国群体性的崛起,[23]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近年来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的领头作用越来越大,与传统大国之间硬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更重要的还表现在这些国家软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影响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必然会给国际体系带来新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构建和共建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在战略选择上作出自己的安排,其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模式的参考。[24]

  第三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交织,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一方面使民族国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导致国际社会日益多元化,冲击着民族认同,出现了如美国学者罗兰·罗布森所称的人的身份与认同的一系列相对化。[25]另一方面,面临着这种人的身份与认同相对化的严峻挑战,民族主义也在复兴,国家认同、民族文化重新得到强化和再构造。“他者的崛起”,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机勃勃的文化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使得文化的强弱之势有所偏转,更趋向平衡,文化的多样性更加突出。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弃绝所有属于现代或西方的东西,但它开始重新思考、更新和弘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其结果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各种文化双向和多向传播和交融的局面。

  第四个特点是转型中的国际体系面临着许多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由此形成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等新的文化现象。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也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威胁,如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SARS、疯牛病、禽流感等流行疾病,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能源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消极后果。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或独自应对,从而促成了“全球命运共同体”观念和意识的产生,也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和各国政策的全球协调。各国在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上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渗透、相互认同的程度逐步加深,政治文化共同性因素日益增多。[26]

  当冷战体系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结束时,西方世界曾欣喜若狂,普遍相信并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趋同时代,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将构成“历史的终结”。[27]但20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趋同时代未能如期到来,国际体系仍然处于转型之中,国际文化态势发生偏转,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所说:“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性环境。”[28]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之争,“无异是力量对比之争,但也是理念之争。明确国际体系进步的方向,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力量会由弱到强;反之,力量会由强到弱。”[29]软实力竞争的要义在于良性竞争,消除观念上的矛盾和分歧,促成共有观念的产生,改革和提高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加强和深化国际协调和合作。这也是国际体系转型能够和平实现的关键所在。

  

  三、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硬实力发展极为显著,特别表现在经济实力方面,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之一。相应地,中国软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表现在中国所倡导的外交理念、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国际行为模式方面。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倡导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包括和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合作共赢、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国际行为模式上,中国积极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和推动发展援助等。[30]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伴随着硬实力的飞速发展而有了较快的进步,但程度还相当有限,无论是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还是在发展模式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都还有所欠缺,软实力建设远远落后于硬实力的发展。这不仅与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现实不相适应,也与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国际体系转型与构建的主要领域的现实不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认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加大力度,促进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首先,中国应当充分认识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困于经济的贫穷落后,步上了一条追赶式的发展道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了软实力的相应发展,导致了软、硬实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软实力与硬实力既相对独立,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和功能,又相互依赖。一方面,软实力依赖硬实力而存在,硬实力上升,可以催生软实力;相应地,硬实力下降,也可能导致软实力的下降。前者如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硬实力的发展,是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的相应提升;后者如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俄罗斯国际地位、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的急剧衰退。另一方面,软实力上升,可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相应地,软实力下降,也可能会造成硬实力发展的受阻或衰退。前者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硬实力明显不足,但却因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广为国际社会所赞赏,并使之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后者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因其对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蔑视而广受批评,并使其身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软实力与硬实力这种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要求我们首先要重视硬实力发展,为软实力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又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为硬实力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近一两来,一些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国际形象起伏不定,即与中国软、硬实力建设不匹配有着极大地关联。贫富悬殊、环境恶化、官员腐败、诚信缺失等“阿喀琉斯之踵”,使得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硬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转变视角,更加重视并加大软实力建设投入,尽快扭转软、硬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其次,中国应当大力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共享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软实力的核心,也是当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这种核心价值观,应当是以本国深厚文化为基础,同时也是与世界各国核心文化价值观交流综合的结果。应当说,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都有基本正面的取向,也都有提供核心价值观的潜能,这就为各国核心价值观的交流、传播和共享奠定了基础。核心价值观应当是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因而能够为其他民族、文明、国家人民广泛认同、理解与欣赏。如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固然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也要看到和谐理念具有深厚的人文渊源,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普世价值观,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对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共同追求。正如胡锦涛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31]正因如此,才使得和谐世具有更强的文化亲和性和说服力,也易于为世界所接受。党的17大报告号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核心价值,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并能够变为各国愿意遵守的道德律令和行为准则,无疑将能够极大地提升其软实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第三,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际制度的创新性发展。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体现出制度设计者的观念和文化理念,它主要通过服务和惩罚功能制约和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同时它还具有建构功能,通过将制度所体现的观念和文化理念渐渐内化为行为体观念和认同的一部分,建构和重塑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3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全球性的和相关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这虽然是中国同外部世界互动的一大转变,但中国主要还是表现为国际制度的被动参与者,缺乏国际制度创制权和创新能力。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加速进程当中,中国还应当完成第二次转变,也就是从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到“积极的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改革方面争夺话语权,注入中国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当前国际制度正在酝酿变革,这也为中国发挥建设者角色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当进行战略谋划,确立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先易后难,重点突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33]这四项原则也应当成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原则。所谓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全面参与,既要参与政治层面的联合国机制改革,又要参与经济层面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的机制改革;既要关注国际体系层面的机制改革,还要关注各领域层面的和地区层面的机制改革。所谓均衡性,就是要加强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协调,平衡体现各方利益,特别是要体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所谓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以保持国际制度改革的和平与稳定。所谓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促进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

  第四、中国应当在对外政策上区分不同的对象,灵活的运用不同的实力资源,加强对外政策的文化内涵。软实力和硬实力虽有“非物质”的和“物质的”区分,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绝对,而是动态的和可相互转换的。同样一种力量对于不同对象或者使用方式不同,产生的软、硬效果也就会不同,关键在于如何使用。[34]例如当军事力量用于国际维和、灾难救援时,它所带来的就是软实力的上升;而当它被用于侵略战争或武装干涉时,就会造成软实力的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同时又要善于对“硬实力”进行“软包装”,将“硬实力”进行“软运用”。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积极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维和行动。中国的维和部队因其严明的纪律、高尚的风格和专业素质而广受赞誉,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经济实力同样也是一种“硬实力”,但中国利用这种强大的经济力积极推动东亚经济整合,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并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日益受到国际的关注。因此,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应当善于用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赋予外交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的睦邻富邻政策以及力促国际政治形势走向和谐的政策,就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的传承与弘扬。[35]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文化内涵越深厚,越容易获得别国的理解、认同与欢迎。

  第五、中国应当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增大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建构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建立起来的非强制性的行动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全球事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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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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