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伸伸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中国的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还属于案板上的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虽然教授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那么强烈的期待，一旦落空，全体都失落到了极点。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依靠其亲日政策，弄到了大笔日元借款。他们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出现了裂痕。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而失宠，当然也不满意；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相当一部分政客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
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炸发生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要求释放学生。连皖系的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线。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对警察，也不采取对抗手段。但是，凡是爆发运动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对待学生，大体上处于守势。第一次抓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塌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挡驾，学生就不怎么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不断。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爱国主义的凯歌遮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很快为批评声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
“五四”运动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