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宁、倪梁康:现象学在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2 次 更新时间:2009-04-29 18: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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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宁   倪梁康 (进入专栏)  

   

  【耿宁(Iso Kern),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系教授;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随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通义》中译本1898年的出版,西方哲学的重要著作开始陆续被引入汉语世界,其中也包括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如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等。相比之下,现象学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则开始得较迟,并且从总体上看是相对缓慢的。

  

  就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而言,早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期间,从邻国日本就有相当大一批年轻日本学者来到德国,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学习哲学,并因此而将现象学引入到日本,使它有可能在西田几多郎这样的东方思想家那里引起共鸣[1]。现象学成为日本西方思想研究界的主要关注点。相对于日本而言,当时中国在德国研究现象学的学者则较少。至此为人所知的只有三个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在德国接触过现象学:沈有鼎,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熊伟,归国后先在南京大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萧师毅,他在1946年期间曾帮助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2],归国后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严格说来,这三位学者所接触的基本上是早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而对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思想,他们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文字介绍和论述。

  

  虽然根据目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国内的一些思想家如张东荪就已开始零散地提及胡塞尔的一些基本思想;其间也有其他学者发表的少量对现象学较为系统的阐释。[3]但这些介绍所依据的很有可能是日本的现象学研究,而非直接来源于德国本土的现象学阵营。[4]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当时是否有人在德国本土研究过并在汉语领域译介过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开创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与现象学运动在汉语领域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关注。

  

  此后直到六十年代,现象学方面的中文著述才开始出版。但对现象学的研究首先是从对法国存在主义的介绍开始的。1963年,在北京出版了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部分中译。同一年,在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文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部分中译以及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中译。仍然是在1963年,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的文章“胡塞尔哲学中通向先验还原的三条道路”由何愚(梁治学)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哲学译丛》第三期上。在这一期上还摘译了对荷兰哲学家卢依本(W. A. Luijpen)所著《生存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Pittsburgh 1960)一书的介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在台湾已经出版了李贵良的专著《胡塞尔现象学》。一年后,在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与萨特《存在与虚无》的节译。

  

  然而,这些对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著作的翻译介绍在大陆并未产生重要影响,因为随后在1966年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已不可能。诚然,北京的学者李幼蒸在此期间仍然还在北京图书馆中私下研究由卢汶胡塞尔文库主任梵布雷达(H. L. Van Breda)赠送的《胡塞尔全集》著作,并成为在文革以后首批介绍现象学的学者之一。

  

  

  二

  

  现象学在中国的较为广泛的传播是在1978年以后。首先是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由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撰写的现象学论文。罗克汀所著“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反动”的论文可能是自1964年以后首次发表的关于现象学的文字,载于该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在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参考资料以及大学教科书中也载入了关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文字,例如在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1980年)中,关于胡塞尔的一章由李幼蒸撰写,关于海德格尔与萨特的两章由熊伟撰写。在该书的续篇(北京,1983年)中也刊载了关于舍勒和梅洛-庞蒂的介绍,分别由王炳文和刘放桐撰写。此外,在夏基松、刘放桐各自主编的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大学教科书中也载有对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等人的介绍和批判。

  

  而对现象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翻译则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得以开始,例如由倪梁康翻译的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1986年)、由陈宣良、杜小真等人翻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1986年),由陈嘉映和王庆节翻译、熊伟校对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1987年)、由李伯杰翻译的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贵州,1989年)以及其他等等。

  

  在此之后的几年里,一批较有份量的现象学研究专著和现象学研究文集也陆续问世。[5]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是对现象学本身及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效应的把握、阐释与评价,它们为现象学在中国的初步接受和深入展开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在近几年里已经开始逐步参与国际现象学界的问题讨论。[6]如果说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所面对的主要是“现象学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另一方向上的研究便可以说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回答着“现象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张祥龙近年来的努力,虽然在整个现象学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却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它意味着将现象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尝试。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基本上反映了大陆地区现象学的研究现状。

  

  自1994年以来,汉语领域的现象学研究界还共同策划出版了一份集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7]。该《评论》设有一个学术委员会,由两岸三地现象学研究的基本代表组成。《评论》的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已于1995年出版;以《现象学方法》为题的第二辑出版于1999年;而第三辑《现象学与语言学》正在编辑之中,预计将在2000年内面市。

  

  目前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一些重点大学的哲学系中均开有现象学的课程,并已经培养出一批以现象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陆地区的大学现象学课程大都由一些较为年轻的、曾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学者承担,例如,北京大学的靳希平、杜小真、王炜、张祥龙、陈嘉映等;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张庆熊,南京大学的倪梁康,浙江大学的孙周兴等等。这个状况同样适用于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台湾、香港的主要大学中,也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在讲授现象学课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关子尹、张灿辉、刘国英、王庆节等等,台湾大学的陈荣华,台湾政治大学的蔡铮云、汪文圣、蔡美丽,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原植、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文宏等等。

  

  1994年10月,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研讨会在南京召开,由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与东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举办。会议的议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批较为年轻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所组成,代表了中国西学研究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迹象同时表明,现象学研究在中国已成为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向。

  

  在此之后,全国性的现象学研讨会一直定期地举行。第二届全国现象学研讨会于1995年9月在合肥召开,会议议题为“现象学的方法”,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还与德国现象学研究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合作,于1996年4月在香港举办了以“交互文化与生活世界”为题的国际现象学暨第三届全国现象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吸引了一批来自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地的国际著名现象学家前来参加,它标志着中国现象学学会在现象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四届中国现象学研究年会于1997年10月在上海召开,由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哲学研究所共同组织,讨论议题为“解释学与现象学”。此后在1998年5月,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在杭州/绍兴召开了“现象学翻译研讨会”,专门讨论在日趋增多的现象学中译文献中出现的翻译问题。接下来,在1998年12月,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又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第五届现象学研究年会,讨论议题为“现象学与语言学”。第六届以“现象学与现代性”为题的现象学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以及香港现象学学会共同组织,于1999年10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

  

  除此之外还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1996年的香港会议上,香港现象学学会已经正式成立,并由此而开始了在香港现象学学会与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之间的多年密切合作。台湾的现象学研究中心已于1999年4月在政治大学成立,并计划在此基础上成立台湾现象学协会。而北京大学现象学文献馆目前也正在筹建之中,计划在2000年内成立,此时也正值现象学与现象学运动诞生一百周年。

  

  

  三

  

  对迄今为止中国现象学研究的一般发展趋向可以做如下简述:

  

  在现象学家中,萨特是在中国现象学研究的早期是最具影响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相对而言较为密切,另一方面的原因显然与萨特的自由观念有关,它在1978年之后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但萨特本人的影响在九十年代已受到相当的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长的海德格尔思想效应。[8]

  

  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归诸于熊伟,他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逝世于1994年。在海德格尔研究的初期,人们主要是对早期的海德格尔感兴趣。其原因首先在于,此时在中国的各个图书馆中还不具备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第一、二手资料。因此,在“文革”期间,研究者们没有可能掌握西方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熟悉陆续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并将其中的一些翻译成中文。值得注意的是孙周兴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翻译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尽管海德格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存在与时间》,但较之于早期海德格尔,后期海德格尔如今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在文学界,要更为普及和知名。这可能是因为,在后期海德格尔与传统中国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在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方面的平行性,它使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者和接受者容易对海德格尔产生一种亲近感。

  

  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中国也逐渐引起相当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当然,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讲坛哲学家胡塞尔的晦涩文体从一开始就无法像存在哲学那样以易于表述的方式适合于公众讨论。”[9]因此,虽然第一个胡塞尔著作的中译本《现象学的观念》仅在大陆便发行了十三万册;然而更确切地看,对胡塞尔的这种兴趣与其说是直接由他本人的具有浓烈学院风格的思想所引发,还不如说是间接地通过其他一些处在胡塞尔影响圈中,并与胡塞尔的思想发生这样或那样分歧的当代哲学家(例如舍勒、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梅络-庞蒂、萨特、莱维纳斯、德里达等等)的作用而导致。无论如何,对胡塞尔哲学的研究今天在许多中国学者那里已被看作是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哲学的必要前提。

  

  自1990年以来,随着宗教兴趣的增长,舍勒的哲学、神学和价值伦理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关注。通过刘小枫的努力,在最近几年内有一批舍勒的著述陆续得以翻译和出版。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立足于伦理学,因此可以预想,舍勒的哲学和伦理学以后在中国还会引起更多的注意。

  

  从总体上看,现象学目前在中国还处在接受期,尽管已经是接受的后期。与日本、韩国相比,在中国现象学研究的领域中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但可以期待,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在不远的将来会提供一批富有创意和独具特色的成果,尤其会在现象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上拓展出新的视域。

  

  

  四

  

  通常人们都会把现象学理解为一种意识哲学。这与胡塞尔在创建它时所具有的基本意图有关。这种意图不仅使现象学与欧洲哲学史上的传统内在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学说建立起传承关系;而且,对于东方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在现象学与东方文化中的佛学唯识论以及儒学心学之间的基本沟通成为可能。现象学与唯识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本世纪初,现象学的诞生与唯识学的复兴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虽然现象学运动的口号在于面对实事本身,而唯识学复兴运动的口号在于回到文本或佛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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