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0 次 更新时间:2009-04-29 1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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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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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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