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人民不受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1 次 更新时间:2009-04-27 14:38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殷海光  

南都周刊  

殷海光,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是杂志的灵魂人物。后来《自由中国》被停刊,殷海光回到台湾大学教书。

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

南都周刊:你的老师殷海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晓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殷海光,第一个是青年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殷海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第三个是思想还在进一步升华,可惜英年过世没有完成的殷海光。

南都周刊:具体怎么讲?

王晓波: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青年从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对蒋介石非常崇拜,甚至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闻一多在课堂上抨击蒋介石,他还组织一批同学抨击闻一多。

南都周刊:他原来是一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人,那么他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晓波:他告诉我他的第一次反省,是在徐蚌会战,你们大陆叫淮海战役吧,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发现宣传和真实的民心有很大的差别,人民中间确实有一种反蒋情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对,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批评。我记得他后来跟我聊天时,常会有点发牢骚地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南都周刊:这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很多期望的。

王晓波:对。他选择到台湾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南都周刊:他什么时候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王晓波:这要从一个大的背景开始讲起,那一批外省知识分子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都有反省意识,官方的反省是说,国民党不够集权。而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胡适博士为代表,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另一种是以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坚持不够。殷先生是属于胡适这一派的,那时候他已经是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者了。

被当局停了教职

南都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殷先生的?

王晓波:我1963年到台大,他给大一(学生)教逻辑学,很多同学都非常崇拜他,我更是亲近他,我大一时什么书也没好好读,就在台大图书馆里,把一套《自由中国》看了个遍。

南都周刊:你们的师生缘有多久?

王晓波:到大三的时候,那次新学期开学,我选课看到课表上还印了殷先生的名字,但教务处的人说他的课已经不能选了,他不能来上课了。但我们一帮同学都很抱不平,我经常去殷先生家看他,请教问题,他家门口常常停着警察的车子,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常常对警察怒目而视。

南都周刊:他为什么被不允许上课?是因为他有反政府言论么?

王晓波:那倒不是,台大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传统的,大家对讲真话的人都比较尊重和保护,而且后来殷先生自己跟我说,在台大课堂上我还用得着骂政府么?台大学生这么聪明,我一个眼神,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意思。但殷先生这个人意志非常顽强,受到压力,也一点不改初衷,我后来知道,政府曾提出给他安排一个“教育部”里的闲差,待遇不错,不用做什么事,只要他少发些言,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于是就被停课了。

南都周刊:到底是什么理由,使政府下狠心要停他的课呢?

王晓波:他有个朋友胡学古带来一个军人去见他,那个军人说能搞到枪,这也可能是国民党有意设计的圈套,说准备刺杀蒋介石。后来他们策划的时候败露,被抓住了,在“警总”交待称,他们说到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时候,殷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支持。于是殷先生被牵连在此案中,当局就下决心把他的课停了,并且监视了。这是胡学古出狱以后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但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不会支持刺杀蒋介石的,他大概是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他们误解了。

南都周刊:他被停职以后生活是不是变得落魄,生活怎么办?

王晓波:生活倒还没有问题,台大给他的工资还是照发。但是殷先生是那种很有贵族气的人,花销还是蛮大的,你知道他对吃很讲究,所以师母烧一手好菜。那时候不讲知识产权,台湾把很多美国书都盗版,很便宜,但他买书从来不买盗版书,专门到美国订购正版;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说跟别人挤,有失斯文。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爱吃卤牛舌头,记得那时候,我常骑脚踏车帮他去买卤牛舌头。

他主要的苦恼是,国民党控制他,他受邀出国也不给他办“护照”,哈耶克来台湾也不让他见。

“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

南都周刊:你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么?

王晓波:对,他那时不自由,开始写《中国文化的展望》,你知道殷先生国学基础不是很好,他为了写作,找来一些古典思想家的书来看,我记得当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激动得跟我说,讲得真是好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说,哇,这就是中国的存在主义。他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个站得更高的自由主义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他在看美国的《生活杂志》,在讲越战,里面有一个照片,一个越南青年,手被美国兵反绑着,但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应该是比较倾向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比较提倡社会福利保障的。

南都周刊:我看你研究的领域,比如法家,你为什么没有继承他学术上的衣钵?

王晓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殷先生很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复观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针锋相对的论敌。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他能把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徐复观学。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君子。

南都周刊:他这样的人,可惜这么早就走了,你觉得他得癌症是不是和国民党迫害有关?他最后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王晓波:我们当然都说殷先生就是给国民党害死的,要是不罢他的课,他心情好就不会得癌了,他们也百口莫辩,殷先生从来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爱喝咖啡。

他住院期间,都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来24小时轮班照看他。最后那一晚,是我在值班,我看见他睡着了,胸口起伏突然不动了,我赶快叫医生,他已经去世了,最后非常平静。

他去世以后,台大出面张罗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夫人,专门给她安排一份资料室的工作,这些国民党都没有干预。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给殷先生发讣告,接待我们的人说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半价。台湾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那一年殷先生正好4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投身党外运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王晓波及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1997年台大为此事公开道歉),我想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现在我都马上要退休了,我总记得殷先生跟我讲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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