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莉:组织起来的农民往哪走?

————评学界两种声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7 次 更新时间:2004-01-09 0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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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莉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学界的争论渐趋激烈。在农民应该组织起来的共识下,由谁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笔者近日读到两种思路。

  一方以于建嵘先生为代表,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中,作者通过对湖南衡阳农民抗争的跟踪调查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基层政权的剥削,正是“掠夺性政府”使得农民成为问题,据此作者开出药方:削弱甚至取消压迫源泉;成立农会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保障农民的权利;让农民自己说话、自己发展、自我治理。

  另一种思路是潘维先生的《农民与市场》,作者以农村工业在转型背景下的发展为主线,研究发现:农民问题的核心不是负担重,是穷。而农民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谁的剥削或压迫,是市场。市场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绝对、相对贫困化的过程。靠农业不可能致富、靠“一亩地”的农业就只能贫穷。不管种什么、怎么种。

  而在市场化不仅是选择,更是现实的情况下,顺利融入市场,在竞争中获胜就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市场是讲究优胜劣汰的,在竞争中取胜的永远是强者。那弱势的农民怎么闯市场?作者认为只有一个资源,那就是集竞争和保障于一身的基层政权。所以作者呼吁加强基层政权,呼吁在基层政权的组织下农民扶老携幼闯市场。

  两位作者给了基层政权不同的命运:削弱甚至取消;加强、改造。

  这种判断是来自对农民抗争原因的不同认识。在于先生看来,之所以发生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抗争,是因为基层干部的腐败、胡作非为。而潘维先生则认为原因在于基层政权财力太弱。缺少集体经济作保障(这在于博士的文章中也有所论述,只是作为背景,而非原因),基层政权就没有力量组织农民。一旦没有了这个中介,单个农户独自面对市场必然会沦为输家,没钱的时候负担再轻也重。即使一分钱不交,靠农民那点收入,小孩还是上不起学,老人还是看不起病;而集体经济强大的地区,基层干部对农民影响大,就能有效组织农民闯市场,成为市场的赢家。农民有钱了,可能就不在乎负担有多重,不会把时间都花在研究国家的减负文件上,更不会为了几百块钱去抗争。而集体有钱了,干部税费或许都不单独收了,集体直接交。当然就不会有牵猪拉羊的“暴行”,干部自然就温和了。像浙江和苏南的很多地方,许多村都不知道“三提五统”是什么,甚至有的村民连农业税都不知道。

  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差异是因为关注点的侧重。现实并不是客观的。就像曹锦清先生说的,“事实对关切的心灵而呈现。不同的关注、关怀下,呈现出来的事实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两位先生都是关注农民的,但于先生主要着眼在权利上,认为应该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认为只有有了与基层政权平等对话的权利,农民才能减轻负担,农村才有出路。相对于“神圣权利”,潘维先生认为农民顺利市场化更重要,评价农村工作的标准不是抽象的 “个人权利”,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农民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卫生医疗、道路修建、农业生产、农田基础设施维护、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空谈‘自由价值观’不能让南街村人赢得市场!一个充斥肮脏、赌博、偷盗的‘自由’南街村不比今天的南街村更‘文明’!”。给农民自由,农民就只有被市场吞噬的自由。

  而这是源于立场的。毫无疑问,于先生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有其对减负代表“英雄”行为的颂扬为证、对农民受压迫的深切同情为证、更有对基层干部尴尬的一笔带过为证。而潘维先生则更倾向于替基层政权辩护。在他看来,基层干部跟农民乡里乡亲的,不会想着跟农民过不去。如果国家的税不用交、如果老师的工资不用发、如果村里的路不用修,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事要做又没钱,村官不会为难农民。榨干了农民,自己的工资不也没着落吗?

  但立场最终是源于对三农问题根源的不同判断。是负担重,还是穷。是压迫,还是市场。是缺乏与权力对话的权利,还是缺乏闯市场的资源。

  两种不同的思路给农民指了两条路:是靠上访代表组织农民跟政府斗,争权利以保障利益;还是靠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跟市场斗,直接争利益。

  能不能两者结合,成立农会与加强基层政权并举?笔者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只有当两种努力方向一致时才可能。在于先生的文章中,一边定义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对象是县乡两级政权,又说农民自发地筹建农会是要有组织协商。小规模就是对抗,一变大怎么必然就能协商呢?“替天行道”的英雄会甘心与“敌人”为伍?当 “领导农民进行抗争已经成了一些减负上访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时,他们会背叛自己吗?可见目前的农民组织是以牵制基层政权为目标的,核心是维权,。既如此农会就不会是纯粹的专业经济组织(西方模式),更不可能是准政府经济机构(东亚模式),充其量只能是政府的压力集团。而这种意义上的农会是要求削弱基层政权的。

  看来只能选其一了。

  笔者认为基层政权不能撤消。因为目前没有组织可以有效地替代。在于先生的设计下,撤乡并镇后,由职能部门依法负责国家目标的实现、政府用非行政手段宏观调控经济、社区事务自治。可问题是:首先,职能部门不一定能收好税、管好计划生育。如果当初可以和平地办到,基层干部不会用“专政”手段给自己树敌。其次,宏观调控未必能见效。财政、货币、金融,没有一项能用到尚未完全融入市场的农业。最后,农民也不能有效自治。收入的5%都觉得是负担,更别说去维护基础设施、保护老弱病残了。

  即使可以用若干个部门替代基层政权,成本也太大。与其将传统打碎了重来,不如去想办法改造。花了好大代价才建立的组织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就像马克· 吐温说的,“习惯不能从窗户里扔出去,而是要从楼上哄下来。”基层干部是坏,但可以变好呀。在于先生的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会变成坏人”。作者也认为是“不合理的体制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也就是说基层政权的坏是被逼的,不逼不就好了?

  而维权农会更是不能替代基层政权作用的。于先生的文中写道:“农协宗旨: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在另外一篇《农民反抗的背后》中,作者又说“由于农民的搭便车行为,那些自发组织大都因无‘活动经费’而不能开展活动。”既然维持组织都没资金,又拿什么去扶贫帮困、闯市场呢?维权可以搭便车,发展当然也可以呀。怎么维护稳定呢?黑恶势力连基层干部都敢威胁,不会威胁农民?让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跟恶势力斗显然不现实。连自己组织的目标都实现不了,更别说去完成国家任务、承担社会义务了。

  因此笔者倾向于加强基层政权的方案。使抗争合法化,不至于恶化是治标,而从取消抗争的根源着手,让农民富起来是治本。如前所述,农会是不能领导农民致富的。而基层政权有行政资源、有土地所有权、有社会主义传承的集体精神。这些都是农民闯市场所必需的,同时又是维权领袖所欠缺的。

  但问题在于,(一)“掠夺性政府”有多大可能重新赢得农民的支持?没有了集体凝聚力的基层政权是否还能成为农民闯市场的中介?

  (二)在政治领域民主化、经济领域私有化泛滥学界之际,连南街村都遭到声讨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即使想,还有多大的能量整合农村分散的利益?尤其是在农民权利意识高涨、不断与基层政权对抗的中部。

  而这就要牵扯到国家的政策取向以及社会的舆论导向。像温铁军先生说的,“农业问题的原因应该到农业之外去找。所谓的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三农问题是宏观政策造成的。” 因此组织起来的农民往哪走,这最终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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