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8 次 更新时间:2009-04-27 1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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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大跃进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指的是以这场运动为典型显现的一种模式化思维。本文分析了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理念根源,并解析了这种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要点。文章指出,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反而有着深厚的遗留,对此需要进行深刻的学理剖析,通过倡导宽容理念,在政治精神上走出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桎梏。

  

  主题词: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斗争哲学 致思逻辑 宽容理念

  

  一、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理念根源

  

  思维定式指的是认知方式上的模式化。这里说的“模式化”,指的是认识主体的认识逻辑过程和判断标准是固定不变的,不论认识的对象或认识的具体条件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认识主体的思绪仍然沿顺着固有的价值格局和一成不变的致思逻辑完成思维过程,形成认识结论。在这一思维过程中,认识对象及条件的特点或变化要么被认识主体忽略不计,视而不见;要么被固有的致思逻辑强行改变,纳入既定的认识框架之中。这种固定不变的僵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思维定式”。

  大跃进是个历史概念。一般认为,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大跃进的开端。这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这即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0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提出“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要求“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论者认为这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号召。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规划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三个主要方面。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至1960年冬季运动结束。

  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提出了高指标和高速度,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各种资源严重浪费,政治风气上则是公开的弄虚作假。这不只是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按照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影响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政治文化状况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是重大政治事件。大跃进正是这样。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对于我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运作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余韵至今。

  任何一种思维定式的形成都有其思想文化根源,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得以达成的政治理念之源则是近代中国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为实现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需要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作为手段。于是斗争哲学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精神,具体表现为革命党的基本政治方针和政策原则,对于以革命党为核心的政治群体的政治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实是一个长期而普遍的斗争的过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斗争毕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推力。也许,没有战争和政治斗争,人类的历史便会显得毫无生气。然而,冲突、抗争总是要伴随着妥协与平衡,人类社会正是在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中明白了调节、协调与均衡的意义,懂得了斗争是一个需要深思和慎重对待的问题。相较而言,我们的斗争思维却很有其特色。

  首先表现在这种思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20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革命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然而在党政一体的管理模式下,革命党的“斗争哲学”非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扩展为普遍的治理理念。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国家政治纲领性的口号,并且作为基本政治方略和政策原则得到确认和执行。

  其次,“斗争哲学”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其规定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斗争思维的绝对化。这种绝对化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阶级论的覆盖下,社会的结构就是敌友双方,截然分成两个阵营。正如毛泽东的教导: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

  既然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两分的,那么一般社会成员的选择只能是非此即彼: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2]

  而且,这种敌我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没有调和的空间。所以毛泽东认为: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3]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4]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斗争哲学的绝对化并不是领袖个人的认识,而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层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如刘少奇总结的那样:

  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部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5]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是毅然决然和你死我活的。

  二是斗争延展的无限性:无尽头,无边界。如果说武装、暴力作为革命手段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且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中得到了验证,那么这种合理性便促成了斗争思维的延展,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政治评估:斗争是长期延续和没有边界的。毛泽东指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6]

  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将敌人的类别划分为“拿枪的”和“不拿枪的”,这就在理论上合逻辑地将斗争的范围从革命时期延展到政权建立和政治秩序建构时期,斗争的对象也将从硝烟弥漫战争对垒的双方扩展到了和平时期的全社会层面上。毛泽东指出了形成这一延展的依据: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7]

  在执政党的领导层来看,延展以后的斗争范围较之革命战争时期要宽广得多,思想即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如毛泽东所言: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8]

  刘少奇也认为: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9]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斗争思维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汇聚成几个著名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对化的斗争思维将斗争的时空无限扩展,蔓延遍及天地人,没有终结。

  三是斗争目的的虚化。依照斗争哲学的思维逻辑,斗争的目的可以分为二层。其一是在敌我双方对垒之际,当然只能是克敌制胜,一斗到底,斗争思维的指向是胜利。其二是如果情况有所变化,或是斗争双方即矛盾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时,斗争思维的指向是团结。至少在理性认识上是这样的。毛泽东在讲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0]在他的政治理念中,斗争和团结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作为一种斗争的政策或策略,他讲得十分清楚: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11]

  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政权的政治斗争中,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手段。

  对待不同的敌人,斗争的方式或手段是不一样的。对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肉体上消灭,思想上批判。在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政权建立后,思想批判则成为基本手段。毛泽东说: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12]

  “说理”和“有分析”意味着批判的理论性和理性特点;既然要“有说服力”,那么在论据方面,似乎也应该是严谨的。这种斗争的公式被诠释为:“团结——斗争——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斗争的方式,达到团结的目的。也就是说,至少在针对敌人的思想批判和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中,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然而,斗争思维的“真理性验证”只能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体现,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治运动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前的整个革命过程。在50年代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斗争思维的理性内涵在政治运动的惯常运作过程中被弱化,以至于翻转为非理性。关于这方面的依据,“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全方位的社会动员,斗争的方式则是污辱、欺凌、暴力和消灭。斗争的对象不再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而是伴随着斗争的行进而不断推出各种名目的敌人。从“扫四旧”的“黑五类”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等等,层出不穷。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革命”作为理想性的憧憬,既是驱力也是目的。这一憧憬内涵着的则是极力夸张的革命理想价值。正在这样的过程中,斗争的目的被还原成自身,实是“为斗争而斗争”,结果是原本规定的理性目的被虚化。

  综上,斗争思维由来已久,经由历史的淘选和积淀,亦经由了政治运动的一再加固和确认,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遍及朝野,覆盖了20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上述三层特点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一种僵固的和绝对化的思维过程,逐渐衍化成“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二、“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

  

  一般而言,致思逻辑指的是形成思维的逻辑过程。作为一种公式化的僵固性思维,其致思逻辑是我们分析的要点。约略言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要点有三。

  一是具有明确的政治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当然的真理,无需论证,不容怀疑。

  这一思维要点具有典型的价值理性特征。一般是以宏大的政治目标为号召,以“实现”某一理想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口号。

  建国之初,1951年3月,刘少奇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文件:《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随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3]

  这一概括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认可,并且在当时重要的政治文件,如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都有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全社会最高的政治目标,宏大、理性,且无需论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真理,真理内涵的价值理想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于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理想目标的号召下,任何政策和行为选择都是具有合理性的。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义”与以“革命的名义”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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