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的基本关系论析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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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这就要求政治学者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清楚了解和准确把握他人的研究成果,了解自己进行学术研究和推进学术的起点;正确分析和评价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政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功能。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把握学术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正确评价特定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中吸收继承他人知识与研究者自主创新的内容、程度和性质,从而使得政治学的学术创新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如同有的政治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呼唤。政治学要让社会承认它、需要它,那就要为现实服务。具体说,在我国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不等于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或者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解放思想应该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实事求是。”

  

  六、政治学研究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的数量,通常是关于学术研究项目、人员、规模和成果等方面要素的量的显示,而学术研究的质量,则是关于学术研究活动过程的科学规范、研究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活动的深入广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响的质的显示。如同一切事物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一样,政治学研究中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其基本性质来讲,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是学术活动中相互区别的不同方面,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不同要素。就其相互关系来讲,学术研究中的数量与质量,既具有相互排斥性,又具有相互促进性。从相互排斥来看,在特定条件下,学术研究的数量增加可能影响甚至降低学术质量,而学术质量的提高往往可能减少学术研究的数量。而从相互促进来看,学术研究的数量是质量的载体,没有特定数量,学术研究的质量就无所依托;同时,学术研究的质量又是数量的价值和意义,质量低下甚至归零的学术研究,数量多少都是缺乏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不单纯追求数量,而尤其注重质量,注重出精品成果。”①。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学术研究数量的增加,也可能促进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而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学术研究数量的发展。由此可见,政治学研究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形态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取决于特定的条件。

  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影响和左右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关系状态的条件,具有多方面复杂因素。在这其中,除了客观的多方面因素以外,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促进两者正相关互动关系形成和发展条件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政治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既要重视学术研究项目、人员、规模和成果的数量,更要重视研究活动过程的科学规范、研究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活动的深入广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响,积极从主导价值、学风道德、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方面创造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条件,削弱和消除两者相互反对和相互抵销的条件。就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来看,尤其应该着力从对于政治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社会政治和政府管理发展的贡献意义上评价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提高和促进学术研究的质量,以质量主导数量,以质量推进数量,实现我国政治学研究又好又多的可持续科学发展。特别需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克服重数量指标、轻质量指标的倾向,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要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推广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制度,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导向作用。”

  

  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作为学术认知的思想方法、分析途径和研究工具,政治学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政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我国政治学发展的过程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体现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深化、丰富和发展。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深化、丰富和发展,通常体现在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提高和多样性的实现。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历程表明,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支配性关系。

  就其相互关系来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比较、检验、借鉴、识别予以提高,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则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予以推进。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其中,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多样性的依赖,是由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决定的,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多形态的方法论构建,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不仅会丰富学术研究方法体系,更可以提高学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进而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科学性。因此,“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而政治学研究方法多样性对于科学性的依赖,则是由社会政治的发展性和学术研究的目的性决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只有提供人们科学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层次、途径、角度和工具,只有提高人们认识和把握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水平和能力,才能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才能在不同程度上达至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在正确把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政治学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方法本身实际上也是人们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科学性和适切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帮助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只有在给定的学术研究范围、对象、层次和形态等条件下才可能相对实现。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政治学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具有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其与给定的条件适切的意义上具有相对效用性,比如,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就需要本土化的理论作为前提,“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讲,任何严肃的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都应该有相应的理论作指导。本土的实证调查研究也应该有本土化的理论作为指导。”②无视或者离开特定条件,对于政治学研究特定方法的科学性的任何泛化和绝对化,都是片面的。当前,我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经济分析方法的确切含义比较模糊;阶级分析方法与其他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关于规范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缺乏研究;对于实证研究的经验局限性的深刻分析不多;对于新政治经济研究中自利理性经济人性预设的片面性和假设性缺乏科学的深刻分析和证伪,对于其形式化研究缺乏科学的批评;对于新制度主义方法有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发生论和发展论意义上缺乏设定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总结概括、综合归纳方法趋向减少,分析思维泛化,使得政治学研究趋向忽视对于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综合归纳,忽视科学的抽象和思维而趋于碎片化的浮表经验分析。如此等等。

  

  八、政治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按照不同的属性,政治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政治现象的本质、研究政治价值、积累或创造政治知识和开拓政治研究的新领域为宗旨,通过对政治现象因果关系的研究,揭示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政治问题,探索或者创造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

  由此可见,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研究。就其研究对象来看,基础研究实际是对于政治现象的一般性及其本质联系的研究,而应用研究则是对于具体政治现象的特殊性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看,基础研究是关于政治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应用研究则是关于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就其研究目标看,基础研究是为了提高政治认识,增进政治知识,分辨政治价值,揭示政治现象本质及其规律,并且开辟政治研究领域,而应用研究则是为了分析、把握和解决现实特定问题。就其成果形式来看,基础研究通常凝结为关于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或规律,而应用研究则体现为解决具体问题的理据、对策、方法或方案。

  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基础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问题方位,从而在宏观和一般规律的意义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应用研究的重大变革。应用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基础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基础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应用研究可以确定基础研究的可能用途、作用范围和实际效用,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现实论据,可以丰富基础研究的素材,扩大基础研究的视野,增加基础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离开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是缺乏对于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知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则会演习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切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在学术发展中,政治学的学术研究需要通过科研体制和机制、学科划分和整合、资源配置和运用、研究分工和合作,同时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来深化应用研究,通过推进应用研究来丰富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就目前来看,政治学尤其应该加强定向型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桥梁。

  

  九、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我国的政治学是为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的,是在中国国情、政情和文化基础上形成、建设和发展的。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重点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和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党和人民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为此,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发展面临本土化的任务。

  另一方面,“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政治学尤其需要清楚认识和把握他国政治状况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状况,了解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状况,在国际学术交流和沟通中淘汰、扬弃和屏蔽国外政治学理论的糟粕,吸收其有益内容和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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