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生当中，李奋飞博士有点特别。他特别能讲，特别有想法，做起事来也很特别。别的不说，出版这样一本书，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他的这种特别。

言归正传。

应该说，奋飞博士的学术品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凭我的感觉，在最近的两年中，他的论文出产量并不高，在当今学术评价指标化的环境中，作为他的老师和朋友，我还真有点为他担心。然而，当他把这本书的稿子呈送给我时，我的这种担心成了多余，甚至可以说变成了赞叹。奋飞竟敢冒着可能被学术界蔑视的风险，在黄金的两年中，不“做”大论文，专攻“小文章”。而更可贵的是，这些“小文章”，在我看来，远比时下众多的“大论文”优秀。

很明显的一个理由是，这些“小文章”好读。

也许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必须说，这点至关重要。论文也好，随笔也好，生产的首要目的是让大家阅读。而遗憾的是，当今学术论文产出量几何数字激增，但阅读量却不见增多，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诸多论文引用率为零。

这是学术的一种悲哀。

似乎论文生产的意义只在于发表，只在于发表之后可能带来的个人收益，而不是促进知识增长和理论互惠。而论文不求阅读只求发表的现状，又导致另一重困境——论文越来越长，品质却越来越低。

所以，学术需要“打假”。

奋飞及时出现。他的“打假”不是揭露剽窃抄袭、学术腐败，而是自觉地在寻求学术突围。

他的这种突围体现在，他尽量用“简白”的话将道理说明白，力求让文字变得生动、易读。当他能用两三千字将一个问题解释清楚时，他绝不用叠床架屋，“整”出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那是在害人，浪费读者宝贵时间。

在当今法学界，“简白”几乎成了一种可贵并且稀缺的品质。

正是基于这种“简白”，奋飞努力通过大众报刊而不是学术期刊传递他的思考，他试图让自己的思考影响更多的人，而不是一小群学术精英。这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理想，因为在当代中国，法治注定不是学术精英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不是法学论著堆建起来的封闭城池，而是一场全民实践。

在我看来，奋飞所做的，正是为了推动这种法治的全民实践。他积极参与讨论极富社会影响力的刑事案件（如邱兴华案、聂树斌案、黄静案、许霆案，等等），企图用自己的一支笔唤起大家对法治实践中种种缺陷的关注。但奋飞所做的，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普法”，他不是在宣讲某种教义，他不是在解释某些条文，而是在试图勾勒法治下的阴影。也正因为此，他的文字中流淌着热血，也夹着悲鸣。他叹息许霆案中的非正义，竭力呼唤大家去关注邱兴华案中被遗忘的被害人。

即便如此，奋飞不是愤青。通过那一篇篇鲜活的文字，他向读者展示了自己优秀的学术洞察能力。如，在许霆案的分析中，一些学者“清醒”地强调司法独立，防止民意干预司法。但奋飞却娓娓道来，证明了在中国民意从来就不曾影响司法。影响司法的，是政治，是权力，“民意影响司法”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种治理术。再如，在聂树斌案中，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不少人都在极力呼吁要查清聂案的真相，给聂树斌以“正义”。但是，奋飞思考问题的角度却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无法查清“聂案”的真相，但只要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聂树斌就是真凶，就可以根据“不冤枉无辜”、“疑罪从无”以及“有错必纠”的原则宣判聂树斌在法律上无罪。

奋飞的这种学术突围，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更有另外一种深远的意义。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系列问题彰显了实践高于理论，中国刑事法治的问题不在于立法的圆满与否，而在于实践中的操作性与合理性。当“刑事诉讼法失灵”问题暴露出来时，研究者大多做的是现状批评和理论分析，宏观有余，细致不足。

但奋飞做的，却不是这样。他不是要提出一个普适的理论模式或解释框架，他更多是深入中国法治实践的第一线，去近距离观察刑事诉讼法何以“失灵”。他乐于和基层法官、检察官、派出所民警聊天，不是去指责他们缺乏法治素养，而是细细倾听他们的烦恼和意见，并认真分析，为什么目前的这套程序规则会被搁置和架空，为什么刑诉法“修改不修改，其实对我们影响都不大”。而如今，我们不少的研究者，似乎已经缺乏这种倾听的耐心，而是急于推动立法修改，急于将“先进制度”植入我们的法典中。我分享他们的法治理想，但我必须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我们需要象奋飞这样的，将自己置身于全民法治的洪流中，而不是超然、凭空地为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实践指路。

当然，作为他的老师，如果说，我对奋飞还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希望他在继续这种努力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好更加规范的“学术性”论文的生产。

这不仅对他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学术界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陈卫东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