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1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20: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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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  

  

  摘要: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

  关键词:战时外交;大国地位;中美关系;中英关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编号05J ZD00010)阶段性成果之一。2005年12月,笔者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之邀访台。本文的基本内容曾在近史所报告会上演讲,此后又获准可在近史所外刊物上发表。谨向台北近史所同仁的帮助与宽容表示感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关于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一步步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相关的史实叙述已经比较清楚。①[关于抗战时期外交史事的著述甚丰,此处恕不一一列出。相关学术综述请参见拙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杨青、王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上,仍有若干有待于深入的课题。即以中国走向大国的历程而言,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基础,带来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对中国政府主动的有意识的外交努力则研究不够。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为,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大国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主动争取大国地位,又怎样以一个大国的思维来推进自己的外交。受限于相关史料的零碎,本文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不能系统连贯,难以复原事件发展的全貌,一些论断亦未必精当。笔者唯期拙文有抛砖之效,引来学界同仁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意识的起源

  

  一般认为,四强地位的确立,以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为标志。莫斯科宣言确认了美、英、苏、中四国对战时及战后世界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一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地位感有显著跃进,"四强"一词频繁见诸中国的报刊。

  然而,事实上四强一词的出现以及大国意识的产生,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早得多。在1942年初26国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26国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颇感自豪。

  从目前所公开的史料来看,四强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诸美国。26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1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4-5页]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不久,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蒋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对宣言发表后的中国地位作了研判。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15页]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蒋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他对国家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然而,这还不是蒋介石内心的准确表露,因为大事长编的编者对蒋介石日记作了加工,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诸蒋介石日记的原文,该段文字应为:"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元月反省录,文中黑体字为笔者标出,以显示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区别]两相比较,名义上以四国为中心,与四国已成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当差别。而甚恐有名无实的表述,则更进一步表现出蒋对这一地位能否名至实归尚有相当疑问,担心徒有虚名而受实祸,其不自信与疑惧程度则比前一表述更甚矣。

  可以看出,当美国人提出四强一词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地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是惶恐,担心名不副实。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四强一词的接受。《中央日报》社论很快便采用了四强一词,虽然我们尚不知道这是不约而同产生的社论作者自己的发明,还是美国人的说法已从国民政府核心层有意传出,但社论反映出中国社会是认同并乐于接受这一说法的,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的。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①[《华府伟大的决定》,《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第2版]

  对于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们有所期待,但同时也意识到,这还有待于中国更多的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试图调解英印之间的冲突。这一出访,本身是中国大国意识的产物,而它的成行又催生了社会上大国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多的议论。蒋介石在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出了希望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的要求。《大公报》便这样评论说:"这话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蒋委员长有资格讲此话,且讲后必有效",自信满满的心态跃然纸上。③[《委员长对印度之发言》,《大公报》(社评)1942年2月24日,第2版]

  已经确定了对中国采取扶持方针的美国人,则在不断地给中国以鼓励。1942年2月13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华盛顿晋见罗斯福总统后对记者称,"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此非仅虚名而已,而为抗战五年之代价,蒋委员长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④[《拉铁摩尔谒罗斯福报告中国坚持抗战》,《大公报》1942年2月15日,第2版]

  此后,四强一词在各类报刊文章及讲话中时有出现,但并未广泛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进程尚未发展到对战后世界的规划阶段,人们贯注全力于战争,而四强的身份则更多的是在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由于,尽管由于罗斯福的提议,中国名列26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这是四强一说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3]事实上,就连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一事也曾颇费周折。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人对四强一词的使用频率不高,且颇为克制。如蒋介石在1942年10月向国民参政会报告一年来的外交时,便使用了四强一词,但皆非自我高调肯定,而是以别人推许之词出现。蒋在报告中陈述,"今年一月,我们在华府订立盟约的时候,我们是最先签字四国之中的一个国家,且被推重为世界四强之一,这在精神上与道义立场上说,我们中国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但要知道:这是同盟国对于我们民族善意的期许,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特别的诚挚辅助,我们国家实际的力量与进步,实在还够不上,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勿以为人家以四强之一推许我国,我们就莫名其妙了。"⑥[《最近一年来外交财政经济军事报告》,1942年10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4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英美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见提高,其大国地位感也与日俱增。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

  宣言签署后,中国代表、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致蒋介石等人电中表示:"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对于击溃敌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关系。"①「《傅秉常致蒋介石、宋子文电》,1943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1981年,第812页」傅秉常之言并非其独创,而是源于美国的肯定。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此前曾对傅秉常说:"此宣言已将中国提高与美、英、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②「《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3年11月1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3页」蒋介石显然赞成这一判断,他在复电中对此表示了肯定:"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③「《蒋介石致傅秉常电》,1943年11月4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5-816页」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大国意识至此已经牢固确立。

  中国舆论亦对四国宣言的发表高度重视,认为这是确认四强的标志。有论者指出:"事实上,中国成为当前及战后世界机构中四大支柱之一,是由于中国本身几年来英勇作战的结果。

  法律上,中国之被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已经由莫斯科宣言,而完全确立。"④「汪叔棣:《空前的国际盛事》,《东方杂志》第20号,1943年12月,第3页」此后,人们在谈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时已不再羞涩和保留。1944年6月蒋介石致罗斯福的一封电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此时的自我定位。蒋在表示中国将参加筹建联合国的会议时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也。"这里,中国已当仁不让地以整个东方国家的代表自居。⑤「《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2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28页」

  

  二、争取大国地位的构想与努力

  

  以往对抗战后期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美国的作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中国成为大国的过程中确实给予了支持;二是战后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特别地位,即四强、世界警察等构想基本上都是美国提出并大力加以推动的。人们对中国政府所作的贡献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国民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朝着大国方向努力。在美国提出战后构想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形成同盟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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