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和: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3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2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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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和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北京市城区下岗职工的日常生活策略访谈和田野调查而来,关注北京国企下岗职工回归社区后,如何通过身份斗争来谋取资源,维持生计。回归社区后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集体身份,由多重因素建构,并且服从于实践利益的需要。本文并没有刻意导向阶级分析的思路,而是沿着文化身份的意义进行分析。

  

  导论

  

  国企工人的研究在经历了对于他们的下岗历程和再就业方式的研究之后,如今走向了工人的身份再造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历程的时候,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个是理性主义的互动模式(刘爱玉,2005;王汉生、陈智霞,1998);另一个是非理性的生存伦理模式(Cai,2002;Chen ,2000;2006)。前者指出,下岗职工的行为虽然是无奈的,但是在体制转型中仍然可以循着理性原则把退出作为争取最大利益的手段;后者认为,下岗职工为了生存伦理,会不顾理性算计而进行自发的、防御性的生存之战。而关于国企职工的再就业方式研究,一般是通过实证主义的因素分析的方式进行。他们分别分析人力资本(李培林、张翼,2003)、社会资本(赵延东,2002)、正式社会福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顾东辉,2004)等因素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这些分析未免显得琐碎,难以建构出什么理论模式。而最近兴起的有关国企工人身份再造研究,自觉地把国企工人放在了市场转型中的群体身份上,从而突出了理论内涵。一种方向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思路,试图去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中,工人阶级的集体身份打造和打压的角力(Lee,2005;沈原,2006)。而本研究因为是关注国企下岗职工回归社区后,如何通过身份斗争来谋取资源,维持生计,所以并没有刻意导向阶级分析的思路,而是沿着文化身份的意义进行分析。我试图表明,回归社区后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集体身份,像E.P.汤普森(2001)所言,是多重因素建构的,并且服从于布迪厄(1977)所说的实践利益的需要。本研究是基于北京市城区社区的下岗职工的日常生活策略访谈和田野调查而来,所以我不断地把这个群体身份放入时间(国企职工)和空间(北京人)这个坐标进行思考,来研究他们是如何通过身份政治作为生存策略的。

  

  一、什么是北京国企工人身份

  

  英国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an S.Turner )提出,后现代文化已经从文化公民身份角度开始挑战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统一性,要求建立基于人权和人性的、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更加广泛的文化公民身份(特纳,2007a)。而约翰。肖特(John Shotter )更是提出,社会身份的建构本来就是在一个充满对立的、矛盾的、与不确定的时空协商中构建起来的(肖特,2007)。其实,就算不是后现代社会,市场转型之前的中国社会有关北京市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也不是一个统一的论述。北京国有企业工人,是一个由北京人和国企工人两种身份组合而成的群体身份。当我们谈论北京国有企业工人的时候,首先就需要去分析什么是北京人和国有企业工人。

  (一)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人?

  北京的印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有着神圣地位的,我小学时候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跟着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唱"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这些宣传和教育,以新的话语复活了中国人关于北京皇城的神秘印象。1949年之后,解放后的新中国虽然不断进行"文化大革命",试图破旧立新,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规范,但是这种文化革命,采取的形式却是自上而下发动动员的权威模式,群众参与是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崇拜心理下的积极响应。这种新形式的权威崇拜和符号塑造,在潜意识里传承了人们对皇城北京的神秘敬仰的心理。到现在,虽然不再谈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但是故宫和长城依然是外地人钦慕北京的两个符号。北京是三朝古都,"首善"之区是北京市的定位,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典范。

  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除了逛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宋庆龄故居、景山公园、颐和园、长城等景点,就是喜欢逛北京北海附近以及积水潭一带的胡同。和胡同里的老北京聊聊天,看看他们的房子、摆设,追忆老舍笔下的羊圈胡同的印象。逛累了,就到新街口附近的小吃店喝碗北京炒肝、吃几个庆丰包子、或者吃碗北京炸酱面,都感觉是那样的美味和享受。北京对于我这个外来的新移民充满了神秘和向往。我对北京人的印象也是积极向上的,觉得北京人热情、大方,随便走到哪里,迷了方向,问一下路边的带红袖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会热心、而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何如何走".我喜欢北京的大气,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北京人喜欢摆个架子、教训你几句,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但那也是热心地教导和提示,很少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媚俗和轻浮。能够作为北京人,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尊贵身份,解放后的新中国打造出了一个令全国人民羡慕的北京地区身份。

  然而,此番关于回归社区后的北京下岗失业职工的日常生计研究,各方关于北京人的评价却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一路谈来,尽是负面的评价。

  "北京人又懒又馋,吃不了苦,受不了罪。"

  "北京人是懒、馋、奸、滑,都是皇城根的八旗子弟作风,提笼架鸟、抱个猫遛个狗的。"

  "北京人都是爷,不是爷的,也是伺候爷的,岂能像外地人那样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伺候。"

  比较完整的论述是:

  "北京人是有名的又懒又馋。虽然我是北京人,我自己也不避讳。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个皇城,以前北京人都是围绕着皇宫转的。达官贵人围着皇帝转,小老百姓围着达官贵人转。北京人就比外地人有这种优越感,能够和朝里的当官的沾上边。你现在让北京人去和外地人争这碗艰苦饭,他不干!你不信,你去问问,北京人可以要到这个特权,比如开个门市、摆个摊点什么的,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干,他宁可租出去、或者转包出去,少挣几个钱,也不愿受那份罪、吃那份苦。"

  这是亚运村附近一社区社保协管员在和我聊天时谈到的评论,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失业后被社区招聘去的社会保障协助管理员。这种看法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我访谈四个社区的居委会干部,谈到社区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差不多都是这种态度。

  而且,即使下岗失业职工本人,也都不忌讳这种负面评论,坦然承认、甚至主动剖析北京人无法再就业的文化现象。比如玉河社区居委会的下岗失业职工老李就告诉我:"这还就是,北京人就是懒,下不来这面子。这老辈儿都说,北京人都是提笼架鸟的爷,你让他早晨3点钟去进货卖菜,那恐怕没人干。他不能干这么辛苦的活。很多在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像温州人、河南人什么的,人家刚来的时候就拿几百块钱,经过几年的拼搏,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也接来了,他们就说:'你们北京人就是懒',还是有饭吃,不肯干这辛苦活。"

  初始的访谈,差点让我沿着贫穷文化理论,去追寻到底为什么回归社区后的北京下岗失业职工,不如外地人那么积极投身竞争性市场,谋取生计,而宁愿"守着金盆,靠国家的救济要饭吃?"根据刘易士的贫穷文化理论,贫穷文化的养成,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不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等塑造出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对穷人来言,"是一个精神、一种理路、一套防护机制,缺乏这些穷人是活不下去的。"(刘易士,2004)。或者如威尔森的细致分析,贫穷文化虽然不是一种穷人的价值认同,但至少是他们在特定社区情景下的适应性行为模式(Wilson,1996:71-72)。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的下岗失业工人并不是长期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孤立社区,他们曾经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工人贵族,享受着社会上比较优越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政治地位(Lee,2000;Walder ,1984),套用贫穷文化理论,显然是文不对题。

  (二)是企业的主人?还是工人贵族?

  上边我指出,国企工人曾经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工人贵族,享受着全面而优越的工资福利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企工人当年工厂生活的认识是充满争议的。右派人士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管理混乱(陆风,2000);左派的看法却认为,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效率高于资本主义类似企业工人的劳动效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是因为官僚专制主义体制(Burawoy and Luk áce,1992)。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无法再去通过实地经验研究,来进行中国当年国有企业的工厂民族志书写,而只能根据人们的回忆进行历史的表达。虽然,回忆总是带着当今时代的情景比较,并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再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表述里,细致梳理出当年工厂生活的影子和他们的感受。

  对于当年国有企业的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工人们的自豪感,现在他们回忆起来依然内心满足。一位当年在北京市针织总厂上班的下岗工人回忆说:"当时分到这个工作挺高兴的,国营大企业,北京市针织总厂还是挺有名望的,也是毛主席抓的'三厂六校'么,国家领导人三天两头去。当时咱们这个朱老总,朱德带着他的夫人康克清,就两个人带着司机开着车,三个人来到我们总厂。当时我参加工作属于保卫科,干了一段厂内保卫。朱老总啊,那么大的官,就两个人下到工厂,咱不说什么,就说那个时候伟人啊,这个、这个,很平易近人。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工厂,中央领导人,外国元首经常去。"

  而一位从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工人也回忆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50多岁的人,都特别怀念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在的时候,虽说不管你吃的好坏,你温饱不用发愁。所以,那个时候特怀念。因为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挣钱少,几十块钱,也没奖金。哎,都活得挺充实、挺充实,也没什么歪门邪道、什么偷东西啊,这个那个的。"

  当然,工人的自豪感是和其所在工厂的级别、行业相关的,像大型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当然是内心感觉自豪和满足的,而商业企业和集体企业里的工人自豪感就不如上述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那么强。比如原来在北京市第一商业局下属的北京信托物资公司上班的下岗失业工人就说:"1975年国家正式招工,我从农村插队回来,进入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一直干到2000年,整个工作了20多年。工作环境虽说不是特别好吧,那个时候我干劲十足的。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较正规,8点钟上班,下午5点下班。"

  而一位在北京市铁路南站一家铁路公安局下属的集体旅馆工作过的下岗女工则告诉我:"从1981年到2002年,干了20年了,等于他们就把我们给轰回去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公司)是个企业,和其他企业也没什么差别,反正也有什么医疗,也一年年涨工资。

  有一段效益挺好的,因为是铁路自己办的么,人家也相信我们,而且那一片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或者两个旅馆,你不用招呼客人,人家旅客自己就到了。"

  对于当年工厂内的职工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职工都怀念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互相尊重和关怀的关系。这不是说工厂里不存在华尔德描述的中国工厂里的派系竞争和庇护关系(华尔德,1996),而是说现在的下岗失业工人对当年工厂生活的回忆,已经不像华尔德做研究访谈时那样,强调国营工厂里的政治竞争和压抑!",而是对比了国企改革带来的生计破坏之后,开始怀念当年那种带有传统意味的工厂人情关系。

  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那位工人告诉我:"一进来的时候跟你选师傅、给你分。

  这个师傅姓张,跟着学。那个时候师傅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师傅告诉你,没有保留的。

  告诉你,怎么干,明天不会干,再告诉你。后天再不会干,你还别问,稍微一什么,上去就是'当'的一脚,'干吗了你,给你说两遍了,还记不住啊?'真能学到东西。那真是觉得师徒关系跟父子关系一样。到现在跟我师傅关系都很好,婚丧嫁娶那咱就是自己家,真的跟我师傅关系相当好。"

  他还告诉我,当年他们工厂里人际关系很复杂,到处都是亲戚套亲戚,各种关系互相影响制约。我问他:"你觉得当时厂子里涉及到提升、涨工资、分配福利,这些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当时厂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

  他说:"这标准就是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跟厂长有点亲戚的,全当官,甭管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当官。你跟他没亲戚的,你当不了。像咱这,你要是不小心的话,不留心眼的话,你真的很难在里面生存。"

  但是他也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即使没有庇护关系,也能获得提升和生存:"像我这为什么能够在里面生存这么久,咱就掌握一点,少说话、多干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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