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多样性的现代化

——2006/11/30在台湾大学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4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17: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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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谢谢各位同学与在座的同仁,先从现代性(Modernity)说起。

  目前中国或世界其他各地的现代化方向,都是要走向现代性。大约三十年前,台湾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是「现代化」,当时由「中国时报」在著名的栖兰山庄召开会议,讨论中华民国现代化的方向与过程。那时,我也在应邀之列,但我不愿意参加。余纪忠先生问我为什么?我对他说,以「现代」或「现代化」这个字做标题,在语意上有问题。「现代」是时代的标志,指今天,今天是所有的时段里面最活动的一段。到了明天,今天就不存在,明天本身是明天的今天,昨天是昨天的今天。「Modern」是最游移的字眼。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但同一时间我在台北的介寿馆举行一个公开的讲演,讨论的题目不是现代化。

  我亲身经历的这个小故事,反映出三十年前全世界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东西」,而现代化的定义是与西方当时的期望相配合的,意即大家以西方当时的情况作为终点站。这个论点,到今天,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了。

  

  什么是现代化?

  

  后现代论者把现代定时为昨天。昨天变成现代的话,那今天又成了什么?后现代本身是反省、解构,也是驳论,不再将现代当成可期盼的对象。在中南美,有人开始以中南美的立场讨论殖民主义,反对以美国来代表「现代」,他们不认为中南美必须跟着美国的模式走才算现代。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到此为止,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历史的最后一站,此后不过是小修小改。也就是说,现代是全世界走的最后一站,大局已定,人类不会再有灾害或面临困惑。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今天的世界,只有野蛮与文明的两分,文明就是现代,以英国与美国为代表。另外,他特别指明伊斯兰或中国会成为严重的挑战者。他虽然没有用「野蛮」的名称,隐含之意,伊斯兰或中国就是反现代。我举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对「现代」这个字眼有多么不同的理解。

  我曾经和一群朋友,包括艾森斯坦(S. N. Eisenstadt , 1923~),讨论文明的定义,提及有哪些文明曾长期存在,其起源与演变的过程为何,以及各个文明系统之间的对抗及融合。在这个命题之下,我们慢慢界定了「现代」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只有一种「现代」。──这也正是今天演讲的题目。

  

  现代化的三套特色

  

  假定我们仍以三十年前的现代性为课题,那么它是不是有一种确定的形式?其成分如何?又如何转变?首先,我们分析、界定它的内容,至少可以抽出三套互相关联的特色:一是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二是民主思想与法治的制度;三是现代科学和理性思维。这三套特色,实际上是互相勾连在一起,很难分开,彼此之间有割不断的关系。举例来说:理性思维和民主法制勾连在一起,也与资本主义的经营勾连在一起;现代科学与理性思维,以及工业生产勾连在一起;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和民主政治也有若干程度的勾连。但它们是不是从古就如此呢?是不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呢?事实上,它们的来源相当复杂,各有其本身演变的过程。现代科学的根,在启蒙时代扎下重要的基础;理性思维与启蒙有绝对关系;民主、自由与启蒙也相当有关。在启蒙时代已经运作好一阵子的重商主义,和世界全球经济的形成也有很大相关。重商运动、世界贸易,跟资本主义绝对有关。资本主义,如用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命题来讲,则又和大西洋西岸新教的伦理有关。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城市出现、城市商人形成的一套制度,有更深的关连性。当然,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西欧经由大洋航道征服美洲,征服印度洋,海外的掠夺与扩张,因而积聚了巨大的资本有很大的关系。

  从启蒙运动开始,这三个特色各有自己的演变,一方面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各有各的渊源,等它们有机性的结合构成一种体系,在西欧开展之后,已具有巨大的活力,逐渐向各方面延伸扩张。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就是这个欧洲扩张运动的象征,使这一套新型态的文化,逐步推向东欧。欧洲人在北美建立新国家,也把这套带到北美洲。同时,这个新生的文化,跟着商人、炮船、传教士的足迹,一步步扩张到东方来。在东方,第一个承受此西方文化的是中国、日本,日本很快就决定要全盘接受,中国则一直在抗拒与磨合,其过程到今天还没完成。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新文化逐渐往各方延伸扩散,和西欧帝国主义的扩张,以及殖民主义带起的商业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新文化的扩张,不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扩张,其中夹杂着相当强力的压迫,而他处也不一定是主动的接受,往往是在面临失败下才不得不接受。例如,中国面临失败,日本面临的是失败的可能,而印度面临的是完全的征服。

  

  历史上的文化涵化

  

  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文化史上讨论文化的涵化,那么西方的新文化扩张,比较类似当年伊斯兰教的文化扩张。伊斯兰教的文化扩张,倚靠武力与商业,整盘的取代了东亚、西亚及大半欧洲地区的原来文化。这一现象,与一般的同化不太一样,是特殊的例子,所以我把它当做文化史上文化的涵化。

  历史上,游牧文化的扩张,靠的也是征服和互相交换。游牧文化究竟起源在哪里?考古学界至今还在寻找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公元前八百年今日的新疆一带,要早很多。总而言之,游牧文化的扩张,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北半边,当地本来的许多文化也完全被全盘取代。游牧文化的扩张,一半用强力,一半用接触与交流,很难讲哪个时候哪个力量比较强。与绝大部分使用军事力量的伊斯兰相比,游牧文化接触与交流的成分还是比较多些。

  再举几个涵化运动的例子,可以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多样现代性」对比:

  一、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把整个地中海涵化。它的第一步是希腊化,第二步是希腊化转成罗马化。所谓「罗马化」,其成分很复杂,不只是罗马而已,还包括希腊、北非、埃及,甚至两河流域的种种成分。希腊罗马化覆盖的面积不算小,切入深度既深又广,构成今日欧洲文化的底层。

  二、亚利安人南下到印度次大陆的涵化运动,为期大约一千年。其后果,不是完全的印欧化,而是多样性的改造了印度,使印度从北到南,每个阶段、每个地方都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三、中国的情况与上面的例子很类似。中国文化不断从核心向周围发展,但同时,核心也因为吸收了周围传进来的东西而不断产生变化。中国文化的辐射力非常强大,有时是靠征服,但更多时是靠交换。例如,中国军队从来没登上日本,日本却接受了中国文化。日本、韩国、越南都像中国,但它们也都不是中国。越南与中国,相像比较多;韩国也比较像,但它不是中国;日本则更不像了。中国周边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受中国影响,但倒过来中国也受这些地方的影响,像胡人文化使中国人日常生活改变非常多,包括坐的椅子、穿的衣服裤子。如果中国从今天的水果中,拿掉中亚或南方的部分,剩下的种类就十分贫乏了。中国境内民族众多,单以汉人来说,内容就庞杂极了,福建、广东一带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汉人」这个名称,根本是人为的名词。中国各地文化的内涵都不太一样,所以中华也是个多样性的中华,但与多样化的印度不同,似乎稍为一致些,可说是大同小异。

  任何文化的涵化,首先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底色,不同的底色就会得到不同的后果。如果底色是绿色,涂上黄色或红色,会变成不同于两者的颜色;底色若是白色,涂上红就是红。大家小时候都涂过水彩画,知道水彩画如果画错要改很难,怎么改都没办法改回来。从这个观点来看涵化,人类史上每一次涵化的后果都不会一样,因为涵化是双边的,到后来没有一块板块到能涂成同样的颜色。除了和底色有关外,文化的涵化也跟涵化过程,以及过程中双方内部的结构有关,因而才能造就多样性的现代化,正如同多样性的中国或印度文化。

  

  文化的「施」与「受」

  

  再从两个角度来讨论现代化的问题,一是施的方向,一是受的方向。现代性的涵化过程,从施的、输出的欧、美方面看,它是强势文化,力量非常强大。当受者是较弱的文化,而且经济、政治力量,甚至群体人数都极微小时,就会在强力的压迫下,没有一点转圜余地完全被取代。例如,白人到了美洲大陆,将当地的印地安人文化全盘取代,现在北美的印地安人口,只剩下几百万人。南美因有混血的关系,人口数目比较难说,但也没能留下多少当年的印地安文化。中南美还有一点土著文化,但也很有限。这是施者强、受者弱,全盘被取代的例子。

  再看另外一种类型。英国对印度殖民地,是利用上层土著帮助治理,并且允许上层土著保留一些特殊性。英国面对的不是印地安人文化,而是印度古老文明。印度的特点是,每一小块地方都有自己的土王,英国就把这些土王一个个转化成为剑桥学生、英国律师,让土王投资英国的企业,以达到涵化的目的。英国从上层入手,将生产制度、法律、教育涵化了印度,这跟白人在美洲的全盘同化不太一样。日本在台湾的作法跟英国在印度很像,日本把台湾原来的菁英送回大陆,然后再将剩下的转化成受日本教育的地方领袖。同时,一切典章制度、生产方式、教育,都取代了原有的。

  上面这些例子,都是从「施」的角度说明现代化的型态。现在从「受」的一面看:日本面对欧美的现代化,是自愿被同化。日本的菁英,除了少数反抗之外,几乎全盘接受西方观念,而且是自愿的接受。日本的下层,反正是听话的,所以也完全接受了外来的制度。日本的菁英与常民之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平等的关系,仍存有阶层性。日本人服从纪律的特性,在阶层性上面表现最为显著,他们的纪律不是理性的屈服,而是习惯。日本之外,俄国的现代化也是如此,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把当时整个西欧的东西搬进来。──波兰就不是如此,所以波兰比较不成功。俄国全盘的西欧化,短期内就相当成功,使这个游牧帝国由本来的大农田农奴支撑的经济结构,一下子转变成类似西方的结构。

  所以说,有些「受者」为了改变,全心全意与自己的文化脱开,甚至不惜把自己文化的脐带完全切断。这种情况下,常常是新的菁英取代了旧的菁英,菁英跟常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常见。在日本,这种紧张关系很短暂,因为日本很快就以原有的上下关系抵销了这种紧张关系。俄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常民与菁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城市与农村、东边与西边的的长期对立。

  前述各国的现代化,都有个特点,就是从上而下由菁英开始,而且菁英内部的结构相当一致,没有太多分歧。俄国的菁英,是不住在农村里的大地主、军官和富人。日本的菁英,是武士,是军事贵族。日本乡村里虽有一类有清望、有号召力的菁英,叫「人格者」、「名望者」,但这群人在明治维新时影响有限。土耳其的菁英,则多是军人后裔,所谓「年轻土耳其」是当时禁卫军的年轻军官。土耳其本来是伊斯兰国家,凯末尔(Mustafa Kemal,1881~1938)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使得土耳其从上而下的转过来,今天的土耳其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伊斯兰式的国家,有它自己的一套结构。台湾在日本占领之后,和侵犯外力合作的台湾菁英主要是地主,特别是那些第二层的地主──大租户下面的小租户,菁英阶层内部其实也相当单纯。由于菁英阶层内部,并没有太多元的分化,所以转换起来比较容易。

  

  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首先,中国范围庞大、人口众多,菁英阶层内部多样化。从皇室贵族、权贵上层到地方领袖,都可称做精英阶层,况且精英阶层的内部又相当庞杂,有城市的、乡村的,有带功名的、不带功名的,有钱而没有功名的,再加上一些虽一无所有却具有全国性名望的清流。从清代到民国,这些中国传统的精英可以动员的力量非常强大。其次,中国内部文化的差别相当大。南方北方、客家福建,台湾闽南人又分漳州泉州,甚至还有顶郊、下郊等。

  中国内部结构并不一致,这个板块既多样又复杂,它不是一个「society」,而是个「communities」。因而,在中国,动这一块,别处不见得一起动,要一块一块动。动的人也不属于同一个上层,某个地方动的人是这个上层,另一个地方动的则是另一个上层,像清代船坚炮利军事现代化是维新名臣的工作,但同时办实业的却是张謇这类地方大士绅,或是地方上本来有财富的商人,如宁波商人、无锡商人。商人搬来现代的制度,有失败的,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有转化比较成功的,如宁波商人。这些商人和想要现代化的维新名臣、士绅,很少互相合作,大都各做各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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